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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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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试图在国家分析层次上解释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世界政治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否为国内政治、国内社会的各种特征或者政府机构所导致。国内层次的思考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怎么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从埃皮达姆努斯贵族派和民主派之间的国内冲突开始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国内政治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理解冷战的结束，我们必须考察苏联内部的因素，即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很容易找到国内政治起作用的例子，但是我们因此可以从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吗？除了说国内政治很重要之外，我们还能够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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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个重要的理论流派，它们都注重第二个分析层次，认为国内社会性质类似的国家行为相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在列宁看来，垄断资产阶级需要战争：“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12]可以用资本主义社会性质来解释战争的原因，即财富分配的不平均导致消费不足、经济停滞以及缺少国内投资。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导致帝国主义向外扩张，以便在外国市场销售剩余产品，创造对外投资机会，并且确保自然资源的获得。帝国主义也通过增加军费开支来刺激国内经济。于是，马克思主义预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必然发生军备竞赛和冲突。正如我们将在本书后面所了解到的，这一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不仅如此，它与20世纪下半期的历史经验也不相吻合。像苏联、中国和越南那样的共产党国家都卷入了相互间的军事冲突，与此同时，欧洲、北美和日本这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一直保持着和平的关系。资本主义导致战争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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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义，即19世纪在英国和美国居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和平的倾向，因为战争会对商业造成损害。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是自由贸易主义，它的代表人物是理査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1804—1865）。科布登领导了反对英国谷物法令的斗争。英国谷物法令属于保护主义政策措施，它指导英国的国际谷物贸易长达500年之久。科布登同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的其他经济学家一样，认为贸易和繁荣比战争要好。他声称，如果我们希望国家越来越富裕和公民的福利不断得到改善，那么和平是最好的选择。他在1840年提出了一个经典的观点：“我们可以使世界摆脱战争，我相信贸易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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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影响很大。一些著作，包括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经典著作《大幻觉》（1910），声称战争不可能发生，因为战争的代价太大了。我们可以用那个时代慈善家的例子，来说明一战前夕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乐观态度。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在1910年创建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卡内基想到了持久和平到来之后基金会款项的用途问题，所以他在遗嘱中写上一个相关条款。一位名叫爱德华·吉恩（Edward Ginn）的波士顿出版商，为了不让卡内基把即将到来的持久和平都归功于自己，于是成立了世界和平基金会，该基金会的宗旨与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宗旨一模一样。吉恩也考虑到了持久和平到来后基金会余款的用途问题，所以他要求把这些钱用于为年轻的工作女性提供廉价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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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地打击了这样的自由主义观点。虽然银行家和贵族间的跨国交流十分频繁，劳工也有国际联系，但是它们并不能阻止欧洲国家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统计分析表明，一国介入战争与该国是否为资本主义或民主国家并无多大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有关战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之观点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它们都是从国内政治，特别是从经济制度的性质寻找战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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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次的解释存在着与人性角度的解释相同的问题。如果某种类型的社会能导致战争，那么为什么有些”坏的”社会或者”坏的”国家不介入战争，以及为什么有些”好的”社会或者”好的”国家也会介入战争呢？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把”民主的”、“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或其他性质的国家定性为”好的”或”坏的”国家。举个例子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热衷于一种观念，即民主国家的胜利将使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减少。但是，民主国家也会介入战争，而且经常这么做。不管怎么说，雅典也算是一个民主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当所有国家迈进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战争就消亡了。然而，我们亲眼看到了共产党国家之间所发生的战争，诸如中国和苏联、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战争。因此，社会性质，不管是民主的、资本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不足以决定国家是否介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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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本书后面将对此进行分析）认为，如果所有国家都成为民主国家，那么战争就不太可能发生。事实上，虽然世界上发生过很多场民主国家同极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是我们确实难以找到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相互交战的例子。我们尚不清楚民主国家之间迄今为止无战事的原因，而且也不知道这种局面今后能否继续维持下去。但是，民主国家间尚无战事的事实告诉我们，从第二个分析层次探讨问题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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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近出现的从国家层次进行探讨的路径，就是官僚政治学（bureaucratic politics）。官僚政治学的解释，其关注点不在国家的国内政治或者经济安排，而在政府职能部门和官员的相互作用。官僚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关注组织动力（organizational dynamics），特别是所有复杂性组织（complex organization）赖以运行的惯例和标准运作程序。可以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般欧洲国家军队，特别是德国军队，所制定出来的作战计划很死板，这限制了领导人在危机关头的选择余地。这一点再加上”进攻崇拜”（即美化骑兵和战术机动），使得1914年7月和8月的形势具有高度的危机不稳定性。官僚政治学的另一个分支强调官僚部门狭隘利益的作用。举个例子来说，通过分析军方部门之间如何争抢资源导致不断推高预算，以及让对手感觉更不安全并增加防务支出，最终导致一种典型的安全困境，我们就可以解释军备竞赛。官僚政治学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可能就是迈尔斯定律（Miles’s Law）：“职位决定立场”。假如迈尔斯定律是正确的，那么参与政策辩论的决策者们所努力追求的，就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他们所代表的政府部门的利益。我们既可以找到支持迈尔斯定律的证据，也可以找到否定迈尔斯定律的证据。有一些个案符合该定律。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州长手下担任加利福尼亚州财务总监的时候，由于大力削减预算而被称为”大刀卡普”（Cap the Knife）。他后来在担任里根总统的国防部长时，却致力于提高军费开支，因而被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称为”联邦赤字战中的一个逃兵役者”。[14]然而，也有其他研究成果表明，官僚职位与政策偏好之间的联系不大，或者说一点联系都没有。不管怎么说，虽然有关官僚政治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特定的政策选择，但是也可能难以帮助我们解释世界政治的一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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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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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解释通常都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分析层次结合起来。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所看到的，能够令人满意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解释，可能需要把以下三个因素结合起来：僵硬的两极体系（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危机不稳定的军事计划和军事学说（这是国内军事文化的产物，德国最为典型）；主要领导人犯下严重的判断错误（心理因素）。但是，我们如何知道在三者之中，何者最为重要呢？我们是应该从外到内开始进行分析吗？从外到内的分析，意味着从体系层次开始分析，也就是探讨整个体系如何制约国家的行为。或者说，我们是应该从内到外开始进行分析吗？从内到外的分析意味着从个人或者国家层次开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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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通常同时需要不止一个分析层次的信息，那么应该首先从哪个层次着手分析呢？一般来说，人们通常首先采取最简明的方法进行分析。如果简明的解释是恰当的，那么它就比复杂的解释更为可取。这就是”简约原则”（rule of parsimony）或者”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它来自14世纪哲学家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 c. 1287-1347）。奥卡姆的威廉认为，好的解释方法必须抛开不必要的细节。简约——以简单语言概括较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我们判断理论是否恰当的一个标准。我们也关注理论的适用范围（range of a theory，即理论可以解释多少行为）和解释力（explanatory fit，即它可以解释多少不甚清楚的目的和反常的现象）。不管怎么说，简约是我们着手分析的起点。体系层次的解释最为简明，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分析起点。如果体系层次的解释被证明是不恰当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向体系内部的单位，增加分析的难度，直至得到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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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分析到底是简明一点好，还是复杂一些好呢？肯尼思·华尔兹等一些新现实主义者认为，主张极致的简约，只把注意力放在结构上面。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华尔兹的体系概念过于简明，解释不了多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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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把市场结构称为卖方权力的集中。寡头垄断指有一个大的卖方，双头垄断指有两个大的卖方，多头垄断指有多个卖方。而在理想的市场中，卖方的权力是极其分散的。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公司会让消费者获益。但是，如果市场是寡头垄断或者多头垄断，则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寡头垄断或者多头垄断体系中，大的公司会通过减少生产和抬高价格来增加利润。因此，当体系结构是已知条件的时候，经济学家就能够比较容易地预测公司会采取什么行动以及谁将获利。同样地，国际体系结构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体系中的国家行为。请注意，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中，我们不需要了解公司内部的情况，或者说不需要了解公司首席执行官（CEO）的个性，就可以理解或者预测整体的市场行为。我们可以假定，公司都是理性的、单一的行为体，这是因为公司如果不以理性的、单一的行为体（或者近乎于这种行为体）经商的话，那么最终都将倒闭。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它们终将被体系所淘汰。从长远来看，只有那些适应市场规律的公司才能生存下去。当然，寡头或者多头垄断市场中的公司并不一定如此。我们如果想理解那些市场，有时就必须理解左右公司与个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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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真像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吗？其实两者并不一样。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但是它们极少”被体系所淘汰”。因此，我们似乎更难把国家假设为单一的、理性的行为体。然而，在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中，国家总是具有强烈的动机进行自我保护，为自身的安全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一切机会增强自己的财富与权力。那些不能够捍卫自身安全的国家（可能是因为与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家为邻），具有强烈的动机去寻找盟友。它们可能试图去平衡最强大的国家。这一逻辑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影响最广泛的体系理论，即现实主义均势理论。我们将在后面对此进行更为详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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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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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主国家的联盟对美国来说是好事。不管怎么说，民主国家更可能 保持稳定，而不太可能发动战争。民主国家增强了公民社会的力量。民主国家为人民提供了建设自己家园的经济机会，而不会让他们逃离祖国。我们所采取的帮助民主建设的措施，会让我们大家都更安全、更繁荣、更成功，我们要让这个充满巨大变革的时代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成为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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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克林顿总统在第49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1994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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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要在我们国家中得以生存下去，越来越有赖于自由在其他国家中获 得成功。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维持和平的最大希望就在于自由扩展到全世界。美国的根本利益以及我们最基本的信念现在是一致的……因此，美国的政策就是寻求与支持民主运动与民主制度在每一个民族与文化中得到发展，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埋葬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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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 W·布什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二次就职演讲，200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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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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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David Singer，“The Levels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mes N. Rosenau，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 Free Press，1969），pp.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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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ack S. Levy，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A Levels-of-Analysis Approach，“in Chester A. Crocker and Fen Osier Hampson， eds.， Managing Global Chaos：Sources of and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Conflict （Washington，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6）， pp.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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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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