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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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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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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解释通常都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分析层次结合起来。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所看到的，能够令人满意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解释，可能需要把以下三个因素结合起来：僵硬的两极体系（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危机不稳定的军事计划和军事学说（这是国内军事文化的产物，德国最为典型）；主要领导人犯下严重的判断错误（心理因素）。但是，我们如何知道在三者之中，何者最为重要呢？我们是应该从外到内开始进行分析吗？从外到内的分析，意味着从体系层次开始分析，也就是探讨整个体系如何制约国家的行为。或者说，我们是应该从内到外开始进行分析吗？从内到外的分析意味着从个人或者国家层次开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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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通常同时需要不止一个分析层次的信息，那么应该首先从哪个层次着手分析呢？一般来说，人们通常首先采取最简明的方法进行分析。如果简明的解释是恰当的，那么它就比复杂的解释更为可取。这就是”简约原则”（rule of parsimony）或者”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它来自14世纪哲学家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 c. 1287-1347）。奥卡姆的威廉认为，好的解释方法必须抛开不必要的细节。简约——以简单语言概括较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我们判断理论是否恰当的一个标准。我们也关注理论的适用范围（range of a theory，即理论可以解释多少行为）和解释力（explanatory fit，即它可以解释多少不甚清楚的目的和反常的现象）。不管怎么说，简约是我们着手分析的起点。体系层次的解释最为简明，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分析起点。如果体系层次的解释被证明是不恰当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向体系内部的单位，增加分析的难度，直至得到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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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分析到底是简明一点好，还是复杂一些好呢？肯尼思·华尔兹等一些新现实主义者认为，主张极致的简约，只把注意力放在结构上面。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华尔兹的体系概念过于简明，解释不了多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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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把市场结构称为卖方权力的集中。寡头垄断指有一个大的卖方，双头垄断指有两个大的卖方，多头垄断指有多个卖方。而在理想的市场中，卖方的权力是极其分散的。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公司会让消费者获益。但是，如果市场是寡头垄断或者多头垄断，则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寡头垄断或者多头垄断体系中，大的公司会通过减少生产和抬高价格来增加利润。因此，当体系结构是已知条件的时候，经济学家就能够比较容易地预测公司会采取什么行动以及谁将获利。同样地，国际体系结构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体系中的国家行为。请注意，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中，我们不需要了解公司内部的情况，或者说不需要了解公司首席执行官（CEO）的个性，就可以理解或者预测整体的市场行为。我们可以假定，公司都是理性的、单一的行为体，这是因为公司如果不以理性的、单一的行为体（或者近乎于这种行为体）经商的话，那么最终都将倒闭。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它们终将被体系所淘汰。从长远来看，只有那些适应市场规律的公司才能生存下去。当然，寡头或者多头垄断市场中的公司并不一定如此。我们如果想理解那些市场，有时就必须理解左右公司与个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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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真像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吗？其实两者并不一样。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但是它们极少”被体系所淘汰”。因此，我们似乎更难把国家假设为单一的、理性的行为体。然而，在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中，国家总是具有强烈的动机进行自我保护，为自身的安全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一切机会增强自己的财富与权力。那些不能够捍卫自身安全的国家（可能是因为与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家为邻），具有强烈的动机去寻找盟友。它们可能试图去平衡最强大的国家。这一逻辑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影响最广泛的体系理论，即现实主义均势理论。我们将在后面对此进行更为详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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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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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主国家的联盟对美国来说是好事。不管怎么说，民主国家更可能 保持稳定，而不太可能发动战争。民主国家增强了公民社会的力量。民主国家为人民提供了建设自己家园的经济机会，而不会让他们逃离祖国。我们所采取的帮助民主建设的措施，会让我们大家都更安全、更繁荣、更成功，我们要让这个充满巨大变革的时代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成为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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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克林顿总统在第49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1994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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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要在我们国家中得以生存下去，越来越有赖于自由在其他国家中获 得成功。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维持和平的最大希望就在于自由扩展到全世界。美国的根本利益以及我们最基本的信念现在是一致的……因此，美国的政策就是寻求与支持民主运动与民主制度在每一个民族与文化中得到发展，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埋葬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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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 W·布什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二次就职演讲，200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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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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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David Singer，“The Levels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mes N. Rosenau，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 Free Press，1969），pp.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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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ack S. Levy，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A Levels-of-Analysis Approach，“in Chester A. Crocker and Fen Osier Hampson， eds.， Managing Global Chaos：Sources of and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Conflict （Washington，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6）， pp.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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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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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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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了对某个事物进行系统的分析，需要采取一种方法来组合我们所使用的工具与技巧。告诉我们如何使用工具的概念工具包（conceptual toolkit）或者”手册”（handbook），通常被称为一种”范式”（paradigm）。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urton）所说的，范式是指”一个分析学派所采用的基本假定、概念以及命题之系统陈述”。在默顿看来，范式具有”标志功能”（notational function），它可以让概念有序排列，明确阐明假设以及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它们促使那些帮助我们观察世界事务的有用理论不断增多，帮助我们发现新的问题，以及推动严谨的分析、超越单纯的描述。[15]范式可以被看作是我们构建越来越高深的（以及越来越专业的）知识结构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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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本身就是理论。理论是有关世界如何运行的假定性陈述。我们从范式中得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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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利用假设（hypotheses）来证明理论。假设是关于我们在理论正确的前提之下可以从世界中观察到什么的一种陈述。如果我们的期望破灭了，那么我们就要放弃自己的假设，重新构建（或者抛弃）理论。如果我们的期望得以实现，我们就认为理论得到证实，继续对它加以发展和完善，或者构建与此兼容的其他理论，逐渐构建起一整套让我们信服的、关于世界的命题。我们经常会放弃一种解释力不强的范式，转而喜欢另一种范式。牛顿范式主导物理学长达几乎300年之久，它很好地帮助我们解释了物理世界在大多数条件下是如何运行的，它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多实际用处。但是，牛顿物理学不能帮助我们解释，在极短时间和距离内，或者在其速度接近光速的条件下，物体是如何运动的。后来出现的范式，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具有更好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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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政治研究中，有四种最主要的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建构主义。每一种范式都有明确和肯定的假定，它们被称为”公理”（公理总是需要的，因为人们不可能质疑所有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实际上不可能解释所有的事情）。每一种范式都使用特定的一套概念，尽管这四种范式经常使用相同的概念。每一种范式导致特定的理论。表2.1简要比较了这四种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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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范式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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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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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比较熟悉现实主义范式的基本内容。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表2.1所表述的现实主义显得很简单，但实际上现实主义是一顶巨大的帐篷。各个分支的现实主义者都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具有极大的影响，所有的政治归根结底都是权力政治。但是，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有时也称”结构现实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像马基雅弗利和摩根索那样的古典现实主义者，既重视观念因素，也重视物质权力。在他们看来，对外政策既可能源于国内原因，也可能源于体系压力。他们甚至提到道义方面的考虑会起到塑造外交政策的重要作用，尽管他们倾向于认为道义的此种作用不够强大，也不太实际。古典现实主义者更倾向于采用人文主义路径，而非科学路径，去研究世界政治。在古典现实主义者当中，很多人是历史学家或者哲学家。与此相反，新现实主义者试图模仿自然科学，而且更关心构建纯体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