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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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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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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没有像探讨现实主义那样，花很多篇幅来论述自由主义。因此，我们准备在这里比较详细地介绍自由主义。这或许很有意义，因为自由主义最近正在得到复兴。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集体安全制度的失败，使得自由主义理论名誉扫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美国的国际政治著述都带着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然而，随着跨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发展，人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重新开始对自由主义理论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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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思想有三个分支：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又分为两种，一种关注制度，一种关注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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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自由主义者特别关注贸易。他们认为，贸易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可以防止国家介入战争，而是由于它会使国家以特定方式界定自己的利益，从而使它们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战争。贸易为国家提供了一条通过发展经济而非军事征服来改变自身国际地位的途径。理査德·罗斯克兰斯提到了日本的例子。[16]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认为获得市场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因此试图征服其邻国，迫使它们同日本进行特惠贸易。芝加哥经济学家尤金·斯特利（Eugene Staley）早在1939年就指出，日本的部分行为可以用经济保护主义来加以解释。斯特利认为，当经济围墙沿着政治边界构筑起来之后，占有领土与经济机会是相统一的。避免战争的一个较好的方法是，在一个开放的、没有军事征服的贸易体系中寻求经济发展。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通过贸易成功地改变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现在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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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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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回答说，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惊奇的经济增长，是因为有别的国家向它提供了安全保障。日本尤其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以抵制邻近的两个核大国——苏联和中国的安全威胁。一些现实主义者预言，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将不再介入东亚的安全事务，并且会增加针对日本的贸易壁垒。日本将会重新军事化，美国和日本之间最终会发生冲突。但是，自由主义者反驳说，当今日本的国内社会同20世纪30年代大不一样，它已经属于世界上军国主义色彩最弱的国家之一。其部分原因在于，在今天的日本，最吸引人的职业是商人，而不是军人。他们认为，现实主义者未能对国内政治给予足够的关注，而且没有注意到日本已经由于经济机会而发生变革的事实。贸易可能并不能防止战争，但是它会改变动机，从而可能导致一个战争倾向较小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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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分支是社会自由主义。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会增进相互了解，从而减少冲突。这种跨国交流在学生、商人和游客等多种层面上进行，使得相互间不那么陌生和敌对，从而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事实的证实，也遭到了其他一些事实的否定。在1914年的时候，银行家、贵族和工会领袖的国际接触的确很频繁，但是这并没能阻止他们穿上戎装并相互杀戮。很显然，有关社会接触促进理解和防止战争的观点是过于简单化了。然而，这种观点对我们理解问题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今天的欧洲同1914年的欧洲是大不一样的，跨国交往十分频繁，教科书的编者们努力公正地看待其他国家的人民。同1914年相比，如今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形象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众舆论调查表明，欧洲认同观念正与国家认同观念共存。欧盟的伊拉斯谟项目（the Erasmus Program）鼓励学生在其他欧洲国家大学里学习。跨国社会的存在，影响着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本国对外政策的看法。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提到法国对1990年德国统一的反应。虽然对外政策专家们对此有些焦虑不安和不知所措，但是民意测验却表明，大多数法国人欢迎德国统一。这与法国人对1871年德意志国家第一次统一的态度形成了巨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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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第三个分支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强调制度的作用，它因此经常被冠以”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说国际制度起作用呢？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看来，国际制度通过提供信息和框架而塑造了期望（expectations）。国际制度使民众相信，不会再发生冲突。它们拉长了未来的阴影（shadow of future），从而缓解了安全困境。制度减轻了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不确定以及不能形成相互信任）。霍布斯把国际政治视为战争状态。他又很谨慎地指出，战争状态并不等于无休止的交战，而是指战争的倾向（propensity），正如阴天有可能下雨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状态指的是和平的倾向，当无政府状态因国际制度而有所减轻和相对稳定之后，民众会产生对和平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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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从四个方面稳定人们的期望。首先，它们促使人们产生一种连续观念（a sense of continuity），比如大多数西欧人都期望欧盟永远存在下去。欧盟今后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冷战以后，许多东欧国家政府同意和准备好加入欧盟，这影响了这些国家在2004年最终加入欧盟之前的行为。其次，制度创造了礼尚往来的机会。如果今天法国人得到了较多的好处，那么明天意大利人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也就是说，没有必要过于计较每一次的交易，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后，大家的收益可能是均等的。第三，制度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大家在做些什么呢？意大利人是否会遵守欧盟通过的决定？贸易往来是否大致均衡？欧盟的制度可以提供这些相关的信息。最后，制度可以提供解决冲突的方法。欧盟国家可以在部长理事会（the Council of Ministers）和欧洲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的框架内进行讨价还价，此外，还有一个欧洲法院。这样一来，制度创造了一种气氛，促使人们期望稳定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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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义者也期待看到，在制度和稳定期望已经形成的区域，出现和平群岛（islands of peace）。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把这样的区域称为”多元安全共同体”，在那里，国家间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人们对和平的稳定的期望已经形成。制度有助于增强这样的期望。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曾经相互残杀，美国也同英国和墨西哥打过仗。但在今天，这样的行为是难以产生的。发达的工业国家似乎具有和平的倾向，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制度创造了一种人们期望和平的文化，并且为谈判提供了论坛。对稳定的期望可以成为摆脱囚徒困境的一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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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现实主义者预言，即使存在着欧盟这样的自由主义制度，欧洲今后也将重新陷入安全困境。人们曾经对1992年欧洲一体化抱有很高的期望，但紧接着欧洲就进入了一个强烈抵制一体化进一步深入的时期，这特别体现在有关欧洲单一货币欧元的斗争上，欧元在2002年开始流通。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就担心，给欧盟更多的权力可能有损各成员国的独立与繁荣。在2003年和2004年，有关制定一个新的欧洲宪法的过程就显得十分艰难。在2005年，法国和荷兰的民众投票反对批准欧洲宪法。与此同时，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担心，如果它们选择彻底退出欧盟的话，那么这将使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等选择留在欧盟内的国家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尽管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遇到这样的障碍，但是原来属于共产主义阵营的中欧国家希望加入欧盟。尽管欧盟还远没有变成一个超国家，但欧盟的制度已经改变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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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也声称，现实主义者不够重视民主价值观念。今天的德国与1870年、1914年或1939年的德国不可同日而语。德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其政党和政府都发生了和平变革。民意调查表明，德国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扩张者的角色。因此，自由主义者质疑现实主义者的预言，认为这种预言没有考虑到民主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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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民主制度和国家的战争倾向有关系吗？现有的证据表明，答案是肯定，但也留有余地，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达到十分清楚的地步。普鲁士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是最早提出民主国家不如专制国家好战的人之一。专制统治者可以轻易地使自己的国家卷入战争，正如弗雷德里克大帝在1740年因为想得到西里西亚而发动战争，或者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但是，康德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指出，在民主国家里，人民会投票反对战争。不仅如此，为战争承受最大负担的是人民，而不是统治者。康德坚信，人民比统治者更不愿意要战争。然而，一个国家是民主国家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其人民总是会投票反对战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民主国家有可能和其他国家一样经常介入战争，民主制度下的选民经常投票支持战争。在古代希腊，伯里克利鼓动雅典人民介入战争。在1898年，美国选民把不情愿介入战争的麦金莱（McKinley）总统拖入美西战争之中。在2003年，美国的民意调查和国会表决都支持布什总统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尽管后来公众舆论因为冲突迟迟无法结束而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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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提到了一个可以追溯到康德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有限制条件的命题，即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和其他的自由民主国家打仗。两个自由民主国家不会交战这个事实，属于一种相互关联的现象，但是有些相互关联的现象可能是不真实的。火灾和救火车的出现显然是相互关联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救火车引起了火灾。造成不真实的因果关系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于，民主国家一般是富裕国家，富裕国家倾向于从事贸易，而根据贸易自由主义理论，这样的国家不太可能相互交战。然而，这与事实也不相吻合，因为富裕国家经常发生战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自由主义者提出，这个相互关联现象的深层原因是合法性问题。也许民主国家的人民认为，同其他民主国家交战是不对的，因为通过杀戮来解决争端是错误的行为，其他国家的人民享有是否同意的权利（right of consent）。不仅如此，只有当公众可以对战争的合法性进行广泛辩论的时候，宪法中有关战争的制衡原则才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像希特勒或者萨达姆·侯赛因那样的专制恶魔，那么民主国家的民众就不太容易被动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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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还需要对”民主和平”理论加以进一步的研究与考察，但是我们要找到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相互交战的例子确实很困难。不管其原因是自由民主国家共享并尊重一套共同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还是这些国家相互认同，或者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或许不同的个案有不同的解释），民主和平论表明，假如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多，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或许会减少，至少民主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或许会减少。过去大约20年的事态发展是令人鼓舞的。据自由之家统计，“自由国家”（即真正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从冷战刚结束时候的65个，增加到现在的87个。也就是说，自由国家的数量在世界所有国家中的比重，从40%增加到45%。[17]但是，我们需要采取谨慎态度。民主和平论不能很好地解释那些处于民主化初级阶段以及尚未完成民主化过程的国家行为。一些新兴的民主国家，还缺乏新闻自由、对行政机关的制衡以及定期选举等自由民主程序，它们可能只是公民投票式的民主国家。冷战后处于战乱中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政府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是这些国家还远不是民主国家。厄瓜多尔和秘鲁也是这样，两国在1995年发生过边界冲突。民主国家的属性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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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民主和平论的这些局限性，我们在依据该理论提出对外政策建议的时候就需要很谨慎。选举并不能确保和平。克林顿总统和小布什总统有关在全世界推进民主的主张，可能从长远来说有助于增进和平与安全，但是在向民主过渡的早期阶段却存在着战争危险增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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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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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国际关系的主要范式就是马克思主义。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过的，马克思主义有关世界的预言十分明确，这便于我们对它加以评估。马克思主义者很明确地但不准确地预言，帝国主义、大规模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共产主义的兴起，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我们实际上所看到的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变化、帝国主义的终结、国家间大规模战争的衰退、社会主义革命爆发频率的降低（一些国家甚至发生了从社会主义国家到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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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看上去受到自身三个主要弱点的困扰。第一，它试图把政治还原成经济。人们虽然关心经济，但是也关心很多其他的事情。人们主要的效忠对象不太可能是经济阶级。第二，它错误地认为，国家只是特定阶级的工具。虽然富裕的资本家经常对本国的对外政策施加极大的影响，但是他们自我狭隘的利益难以成为对外政策的动力，这种动力即便存在，也不能持久。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在冷战时期，美国某些跨国公司能够说服华盛顿决策者，极力推翻那些宣布将当地的美国公司国有化的拉丁美洲国家政府。美国政府试图推翻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但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分别在1954年和1973年成功地推翻了危地马拉以及智利的社会主义政权，美国公司的利益都影响了美国政府的上述行为。第三，马克思主义过于死板地理解历史进步性。马克思及其追随者长篇大论地阐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但是，他们低估了偶然性以及人类选择的重要性。不管怎么说，在人的一生中，除了死亡和纳税，没有什么事情是必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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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贡献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它通过依附理论，帮助我们理解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不断加大的全球不平等。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可能导致财富集中的观点并没有错，他也十分正确地引导我们注意经济上严重不平等现象的危险性，经济上严重不平等现象是今日世界国家之间冲突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正如没有人能够做到事事正确一样，聪明的人也不可能事事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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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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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是世界政治研究中相对较新的范式，它从社会学领域获取很多养分。和以前的范式相比，建构主义对”结构”的理解”更有厚度”（thicker）。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结构不只是指单位的数量与布局，还包括”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即共有话语、观念、习惯、规范、规则以及适当性逻辑，这帮助构建了单位的身份，并使得单位之间以相互理解的方式进行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结构塑造了认同与利益。一个在阿富汗农村长大的人，跟一个在洛杉矶长大的人相比，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二者追求的目标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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