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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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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是世界政治研究中相对较新的范式，它从社会学领域获取很多养分。和以前的范式相比，建构主义对”结构”的理解”更有厚度”（thicker）。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结构不只是指单位的数量与布局，还包括”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即共有话语、观念、习惯、规范、规则以及适当性逻辑，这帮助构建了单位的身份，并使得单位之间以相互理解的方式进行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结构塑造了认同与利益。一个在阿富汗农村长大的人，跟一个在洛杉矶长大的人相比，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二者追求的目标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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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人们在社会背景中进行互动的时候，也会改变社会背景本身，即便这种改变是很小的。因此，社会结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行为体—结构（agent-structure）的概念有点像系列电子游戏《辐射》（Fallout）[*]中的声誉（karma）评分系统：玩家角色的声誉值随行善而提升，随作恶而下降，它影响角色与玩家之间的关系，并且影响游戏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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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的洞察力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1）“行为体”和结构互动方式是循环往复和相互影响的；（2）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不是给定的，而是社会互动的产物；（3）随着时间的推移，主体间意义会由于社会互动而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规则、规范、合法期望发生变化，甚至最终导致国际体系本身的性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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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相比，建构主义相对来说属于一种新的范式，因此在建构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分歧。以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一部分建构主义者认为，建构主义纯粹属于形式上的（formal）、而非实质上的（substantial）国际政治研究路径。因此，它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建构主义与那些范式不同，它没有明确提出有关人性的假定，因而未能表达有关行为体应该如何行动的基本主张或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主义有点像博弈论（game theory），后者纯粹属于一种形式上的、表述互动关系的数学技巧。相反，另外一部分建构主义者则认为，建构主义有点像”天性还是习性”（nature vs. nurture）[**]辩论中的”习性”。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都比较靠近”光谱”中的”天性”一端（其中新现实主义离得最近），建构主义由于也处于同一个”光谱”之中，因此本质上与其他三个范式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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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建构主义观点之间的分歧，对于那些主要兴趣在于调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不同观点的人来说很重要。但是，对于那些主要兴趣在于解释世界事务为什么发生以及（如果可能的话）预测世界事务未来发展的人来说，这样的分歧有一个实际效果，即它揭示一个道理：做什么事情都很难。我们不能简单地假定人们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为。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谁，他们要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看世界的，这样才可以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为此我们必须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我们必须”重构世界”，以便解释世界，这就需要获得大量信息，也因此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与精力。但是，一些愿意付出努力的建构主义者们，已经成功地解释了用那些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视角难以解释的事情，其中包括：日本反军国主义力量的兴起；有关反对奴隶制、修改领土边界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强大国际规范之流行；世界人权规制的迅速演变；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的兴起；多元安全共同体的形成等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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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由于提出了很多强有力的假定，所以比建构主义更容易进行预测。现实主义者的预测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与很多著名的现实主义者预言相反，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损害西方世界的团结。但是，现实主义者给我们提供了预测未来的现成工具。建构主义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国际政治具有”路径依赖”性，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并非主要由诸如均势这样的永恒机制所决定，而更多的是取决于领导人今天必须借以做出抉择的历史背景。根据这一观点，预测的前提是能够梳理出未来貌似合理的路径，并且判断出可行性最大的路径。这样的任务不仅很难完成，而且也意味着，我们想得越远，对预测未来的信心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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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解释并非总是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解释不相一致。比如，自由主义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反军国主义力量的叙事，即强调经济机会的吸引力，就与建构主义者的叙事相吻合，后者强调日本人民反思过去军国主义领导人所造成的屈辱、背叛以及痛苦。我们并不需要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但两种叙事都可以有自己的合理之处。不仅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有必要把其他范式的解释”纳入”建构主义解释之中。比方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解释那些主要外交实践者们都信奉现实主义的历史时期的时候，现实主义最有说服力。在亨利·基辛格当国务卿的时候，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色彩最浓。而在解释那些由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比如伍德罗·威尔逊）充当主要角色的历史时期的时候，自由主义则最有解释力。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这种行为体与结构之间强烈互动的现象一点都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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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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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nette Freyberg-Inan，Ewan Harrison，and Patrick James，eds.， Rethinking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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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4（Autumn 1997）， pp.51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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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mmanuel Wallerstein， World-System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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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Routledg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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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事实推理与”虚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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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瓦斯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一次演讲。他在6个月前还是一名政治囚徒。哈维尔说道：“作为剧作家，我习惯于幻想。我常常梦见各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并且把它们写进我的剧本中。所以，我可以适应这种从蹲监狱到在你们面前发表演说的角色的突然变化。遗憾的是，那些可怜的政治学家们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他们总是极力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19]几乎没有人，其中包括苏联人和东欧人，曾经预见到1989年苏联在东欧统治权的瓦解。人类有时会做出令人惊奇的抉择，而且人类历史总是充满着不确定的东西。我们如何才能分清哪些原因和哪些分析层次比较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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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不同于实验科学。在国际政治中，无法进行可以人为控制的实验，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观察一个变化中的事情时，不让其他事情发生变化。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说，任何学科必须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尽可能做到精确。如果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精确，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要求太精确。国际政治中的变量很多，会同时发生许多变化，我们可以找到的事件发生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然而，作为研究人员，我们仍然需要对五花八门的原因加以筛选，搞清楚哪些原因比较重要。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做的那样，被称为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s）的思维实验（mental experiment），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筛选原因的有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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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事实推理就是设定与事实相反的条件（contrary-tofact conditionals），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们看作探讨因果关系的思维实验。我们在研究国际政治的时候不可能拥有一个真实和有形的实验室，只能靠自己想象出一些情势，并假定在这些情势中只有一件事情发生变化，其他事情是不变的，然后依此勾画出一幅有关世界面貌的图画。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运用反事实推理。许多学生可能会说：“如果我今天晚餐没吃那么多，我的阅读注意力就会更集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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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也运用更为精细的类似方法来判断事件的根源，只是他们经常不承认自己这么做而已。比如，我们可以假定德皇并没有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的职务。这是否会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大可能发生呢？俾斯麦的政策能否继续减轻其他国家对德国威胁的恐惧心理，从而避免两个同盟体系的不断僵化呢？在这个例子中，运用反事实推理有助于我们理解，除了结构因素之外，个人的性格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反事实推理的例子。假定弗兰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的司机开车到达萨拉热窝那个重要路口时没有转向到那条不该走的街道，从而没有给加夫里洛·普林斯普（Garvrilo Princip）提供射击的目标，那么战争是否还会爆发呢？这个反事实推理的例子揭示了暗杀事件（以及偶然因素）的作用。那个暗杀事件到底有多重要呢？鉴于当时的同盟结构处于全面紧张的状态，如果这个暗杀事件没有发生，那么是否可能出现其他的导火索将战火点燃呢？那个暗杀事件的影响是否仅仅限于决定战争爆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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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与历史事实相反的条件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探讨某个原因是否重要，但这种”不确定的历史”（iffy history）也存在着漏洞。反事实推理如果被不恰当地加以使用，那么它可能会否定历史的意义，从而误导人们。事实上，只要某件事情已经发生，其他事情就不可能与它处于同等的地位，这是因为历史事件具有”路径依赖”性：一旦某件事情发生，所有可能的前景成为现实的概率也会跟着变化。一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要比其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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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四个标准来衡量反事实推理思维实验是否很好或者有用。这四个标准是：合理性（plausibility），相近性（proximity in time），理论性（relation to theory）和真实性（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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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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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反事实推理必须是在合理选择的范围之内，这有时被称为”要站得住脚”（cotenability）。我们必须合理地设想出两个同时存在的条件。假设某个人说，如果拿破仑拥有隐形轰炸机，那么他就能够贏得滑铁卢战役。这样的反事实推理旨在说明军事技术的重要性，但在19世纪背景中设想20世纪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条件是站不住脚的。尽管这当笑话说可能很不错，但它并没有正确地运用反事实推理，因为其中包含着与时代不符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可能有这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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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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