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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权力分布的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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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这个词首先被用来描述权力分布。当你听到”当前权力分布”这个说法的时候，说这个话的人就是单纯从描述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常常听到一些美国人声称，假如尼加拉瓜变成一个共产党国家，那么冷战均势将发生变化。这或许是真实的，但只有一小点意义，它对于分析宏观大局没有什么意义或启迪。单纯从描述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可能在修辞学上很给力，但是对于分析问题的作用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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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也可以被用来指一种特别的（或少有的）情势，即权力均等地分布，如同处于平衡状态下的天平。一些现实主义者声称，权力均等才会产生稳定。另外一些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在一国权力处于领先地位、其他国家不敢攻击它的时候，才会出现稳定的局面。霸权稳定理论的信奉者们就坚持后一种观点。根据这一观点，一个强大的主导国家是最好的稳定局面维护者。但是，根据霸权稳定理论的第一个变种，即霸权转移理论，当最强大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开始走下坡路或者一个新的追求霸权地位的国家崛起的时候，战争就很可能发生。正在衰落的霸权国家或者对崛起的大国感到恐惧的国家，会拼命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地位，而正在崛起的大国则孤注一掷地争取霸权地位。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后面论述到的，权力转移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源的解释：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促使后者采取大胆和冒险的行为去支持科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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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对这些理论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它们对冲突的预测往往过于武断。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895年，美国和英国在南美边界问题上发生争执，双方似乎可能动用武力。美英两个国家，一个是正在崛起的挑战者，另一个是日薄西山的霸主，这正是两国会走向冲突的一个动因。然而，我们在史书上并没有读到关于1895年英美大战的描述，因为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发生。正如歇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所指出的，我们可以从狗不吠叫的现象中得到重要的线索。在这个例子中，英美之间没有爆发战争，这促使我们去寻找其他的原因。现实主义者认为，德国的崛起对英国构成了更为紧迫的威胁。自由主义者则把原因归结为两个讲英语的国家日益增强的民主性质，以及衰落的领导国和崛起的挑战国之间存在着超越国界的文化纽带。我们至多只能从均势这个词汇的第一种用法中得出这么一个有关均势的结论，即主要国家间不均等的权力分布状况的变化是我们用来解释战争和不稳定局面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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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策的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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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的第二种用法是，它指的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平衡政策。均势预示着，其他国家会采取行动阻止一国发展成为主导国家。这种预言由来已久。帕麦斯顿勋爵的名言，即国家没有永久的盟友或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均势政治坚定的倡导者们所持的观点。帕麦斯顿作为19世纪中叶英国的外交大臣，始终推行均势政策。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也采取均势政策。丘吉尔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他很讨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但是他认为，同斯大林结盟对于防止希特勒统治欧洲至关重要。丘吉尔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那么我至少也会在下议院给魔鬼说几句好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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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均势政策的领导人，几乎肯定也会持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常常用德语权力政治（realpolitik），来表述坚定地推行均势政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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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维持均势的一种主要手段就是同盟（alliance）。同盟是指主权国家相互间通过协议结成盟友，以维护共同的安全。正如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与苏联缔结同盟一样，同盟的动机可能单纯是军事方面的考虑：两个中等国家可能决定缔结同盟，以便抵御来自更大国家的威胁。传统上，军事同盟是国际政治的焦点之一。但是，国家也可能因为非军事目的而缔结同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缔结同盟，有时是由于经济原因，或者出于意识形态信仰相同、文化相近。在那些军事关切正在减弱的地区，比如今天的欧洲和北美，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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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的瓦解与同盟的缔结一样，有着多种原因，但一般来说，国家不再结盟，是因为认为对方与自己无关，或者把对方视为自身安全的威胁。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可能是因为另外一个国家发生政权变更。在此之前，两个国家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信仰，但现在它们已经相互对立。中国和美国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统治期间是盟友，但是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成为敌人。当然，还有其他可能导致同盟瓦解的原因。一个国家可能变得更为强大。一个国家可能把另外一个国家视为对手，而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把对方视为一个威胁并寻找其他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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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论的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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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一词的第三种用法，就是描述国际体系中权力的自动平衡。这就是均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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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理论预测，国家将采取行动防止任何一个国家获得权力优势地位。或者换句话说，它预言国家将采取均势政策，其原因在于它们不得不这么做。现实主义者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看作是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体系中的国家普遍怀有恐惧感，并且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他们把这种体系视为”自助”体系，确保生存的唯一方式，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获得权力优势地位。这可以通过对内进行政策调整（比如增加军费开支）、对外进行合作（比如与其他国家结盟）或者二者结合起来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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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政治中，我们经常看到尾随（bandwagoning）而非均势行为：政治家们常常投靠占上风的一方。然而，均势理论却预测，国家将会加入处于下风的一方，因为国家将采取行动防止任何一个国家获取权力优势地位。在国际政治中，一国的尾随行为有损于该国的独立地位。在1939—1940年间，意大利的本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加入希特勒对法国的进攻行动，以便分得一杯羹，但是意大利变得越来越依赖德国。这就是为什么均势政策主张”加入较弱的一方”。均势是一种帮助弱者的政策，这是因为，假如你帮助了强者，强者可能会翻脸伤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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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理论并不预测说，意识形态信仰或者文化特点相同的国家会联合起来。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提到的，当伊朗和伊拉克在20世纪80年代交战的时候，一些观察家声称，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会支持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反对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统治下的伊朗，这是因为伊拉克是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的、大部分居为阿拉伯人的、由世俗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统治的国家，而伊朗则是一个伊斯兰教中的少数派什叶派占主导地位的、绝大多数居民为波斯人的、推行神权政治的国家。然而，叙利亚作为一个逊尼派阿拉伯国家，而且其领导人也属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却支持伊朗。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叙利亚担心邻近的伊拉克在本地区中增强自己的权力。叙利亚选择均势政策来对抗伊拉克，尽管这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偏好，用意识形态来预测国家的行为往往是错误的，而基于均势来预测国家的行为常常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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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人类的行为不是确定无疑的。人类总要进行选择，他们不总是按预测的那种行为方式行事。特定的情势会促使人们采取特定的行为方式，但是我们不能预测人们行为的细节。如果有人在拥挤的报告厅里喊”着火了”，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学生们会向出口跑去，但我们不能肯定是哪个出口。假如所有人都选择同一个出口，那么大家会拥挤在一起，结果谁都跑不出去。国际政治理论经常都有解释不了的例外情况。虽然均势理论提供了一种在国际政治中进行预测的方式，但是它的历史记录绝非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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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家有的时候会违背均势的原则，加入强者的一方，而不是帮助弱者，或者采取超然的立场，从而甘冒丧失独立的风险呢？有些国家会说，我们别无选择，或者我们无力影响均势。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小国可以决定自己不得不处于大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同时希望以中立来保留某些行动自由的权利。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芬兰无法同苏联抗衡，并且远离欧洲中心。芬兰人认为，保持中立比参加欧洲的均势更为稳妥。芬兰人身处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以失去对外政策方面的自主权换取对内事务上的独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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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均势预测国家行为有时并不正确的另外一个原因，与对威胁的认知有关。举个例子说，人们根据对1917年国家权力资源的机械统计，应该预言美国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德国的一边，因为英国、法国和俄国拥有世界工业资源的30%，而德国和奥地利只拥有世界工业资源的19%。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其部分原因在于，美国认为德国在军事上比较强大，是战争中的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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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性（proximity）经常影响国家对威胁的认知。一个邻近的国家根据某个全球绝对标准来衡量，或许属于弱国，但它对其所在的地区或当地来说，可能极具威胁性。让我们看看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当时的英国理应和美国交战，但是它最终还是选择了姑息美国的政策。英国在很多事情上都做出了让步，包括在修建巴拿马运河问题上向美国让步，使得美国加强其海军地位。其中一个原因是，与遥远的美国相比，邻近的德国更让英国感到恐惧。尽管美国比德国强大，但由于德国离英国很近，在英国人的眼中，德国对英国的威胁更大。邻近性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1945年后的同盟状况。美国显然比苏联强大，但是为什么欧洲和日本不与苏联结盟、共同对抗美国呢？部分答案就在于威胁的邻近性。在欧洲和日本看来，苏联的威胁是迫在眉睫的，而美国则离它们很远。欧洲和日本于是请来远方的强国，以便在自己的邻近地区重新确立均势。邻近性影响了国家对威胁的认知，这个事实表明，通过简单、机械地统计权力资源来预测国家行为的方法是有很大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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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均势的角度解释国家行为不甚准确，这也同世界事务中经济相互依赖作用的不断增大有关系。根据均势政策，法国应该不希望看到德国实力的增长。然而，由于经济一体化，德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可以促进法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法国政治家们在本国经济增长的时期，比较容易竞选连任。由于法国和德国的经济是相互依赖的，因此遏制德国经济增长的政策是愚蠢的。从经济上考虑，过于简单地推行均势政策，往往会导致双赢（join gains）机会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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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与均势理论的预测相反，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有时也会使得一个国家站在强者而非弱者一边。甚至是在修昔底德的时代，民主制城邦国家更可能和雅典结盟，而寡头制城邦国家则更可能和斯巴达结盟。英国在19世纪90年代姑息美国，或者欧洲国家在1945年以后和美国结成民主国家间的同盟，这些都同意识形态因素以及威胁的邻近性有关联。但是，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不仅太简单，也太危险。在1939年的时候，许多欧洲人都不相信斯大林和希特勒会走到一起，因为斯大林和希特勒是意识形态上的死对头。但是，他们却结成了同盟。同样地，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错误地假定，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构成一种联合的、铁板一块的威胁。而一种基于均势的政策应该会预测到，中国、苏联、越南以及柬埔寨会相互制衡，实际上这些国家最后就是这样做的。假如美国领导人预见到这一点，他们无疑会采取一种代价较小的、促进东亚地区稳定的途径，而不是派超过50万的军队去参加越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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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上多极体系的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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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这个词的第四种用法是，它被用来描述历史上的多极体系的例子。19世纪的欧洲体系有时被称为温和的多极均势体系模式（the model of a moderate multipolar balance of power）。例如，历史学家爱德华·久利克（Edward Gulick）用”经典的均势”（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这个词来描述18世纪的欧洲多极体系。我们常常用”19世纪欧洲均势”这个提法，来表述从拿破仑战争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欧洲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均势要求有几个国家，它们遵循一套被普遍认可的游戏规则。由于均势这个词的这一用法指的是历史上的国际体系，所以我们将考察本书第二章所提到的体系的两个层面，即结构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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