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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上多极体系的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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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这个词的第四种用法是,它被用来描述历史上的多极体系的例子。19世纪的欧洲体系有时被称为温和的多极均势体系模式(the model of a moderate multipolar balance of power)。例如,历史学家爱德华·久利克(Edward Gulick)用”经典的均势”(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这个词来描述18世纪的欧洲多极体系。我们常常用”19世纪欧洲均势”这个提法,来表述从拿破仑战争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欧洲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均势要求有几个国家,它们遵循一套被普遍认可的游戏规则。由于均势这个词的这一用法指的是历史上的国际体系,所以我们将考察本书第二章所提到的体系的两个层面,即结构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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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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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dward Vose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Norton,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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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lliam C. Wohlforth, Stuart J. Kaufman, and Richard Little, ed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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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均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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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多极均势体系,使1815年到1914年之间的100年成为现代国家体系历史上最长的没有世界大战的和平时期。但是,这个具有活力的体系并非完全是和平的。其结构与进程的变化,从根本上导致了两次洪水般的世界大战分别在1914年和1939年爆发。因此,我们必须小心避免把一个复杂的故事变得传奇化、简单化。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概念及其区分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穿越迷雾,更好地理解导致20世纪大规模冲突的19世纪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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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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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从新现实主义视角,即权力分布,来考察19世纪均势体系的结构,那么就可以划分出三个时期(见表3.1)。第一个时期开始于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拿破仑曾经努力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他的努力使得其他大国联合起来并最终打败法国。假如他成功的话,那么欧洲体系就会是单极的。然而,在拿破仑战败之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恢复了原先的多极秩序,有5个大国相互制衡,这5个国家是:英国、俄国、法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这5个国家经常改变同盟关系,以防止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主导欧洲大陆。从1815年到1870年,欧洲体系的特点是”松散的多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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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均势体系的结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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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和意大利实现统一之后,欧洲就有6个大国。欧洲的巨大变革伴随德国在1871年实现统一。在1871年以前,“德国”包含37个国家,一直是其他国家干涉的国际政治舞台。1871年以后,德国成为一个统一的行为体。不仅如此,它处于欧洲的中心,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从结构的视角来看,一个统一的德国,不管它是太强大,还是太弱小,都是一个问题。假如德国足够强大,可以同时抵御来自俄国和法国的威胁,那么它也就有足够的能力单独击败俄国或者法国。但是,假如德国没有强大到可以同时击败俄国和法国的地步,那么它就可能面临像波兰那样被强邻入侵、瓜分或者控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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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第二个时期,德国的实力稳步上升。俾斯麦聪明的外交手腕,使得德国这样一个新近统一的、迅速壮大的、地处欧洲中心的国家,并没有导致欧洲体系的不稳定。然而,欧洲其他国家日益增强的对德国的焦虑,加上俾斯麦继任者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导致欧洲体系进入第三个时期。到1907年的时候,欧洲均势体系已经彻底丧失灵活性。两大同盟得以形成并且僵化:三国协约(英国、法国和俄国)与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以及意大利)。欧洲均势的两极化或者形成两个紧密的集团,使得均势无法得以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我们很快就要论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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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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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仅仅观察权力分布的变化,那么就无法解释欧洲国家体系的变迁。古典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过程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如果观察体系运行的方式,并且注意影响国家间关系模式的欧洲文化与观念之变化,那么就可以把19世纪欧洲国际体系划分出五个不同阶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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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大国试图通过定期召开大会达成维持均势以及制止自由民族主义革命浪潮的协议,来维持欧洲地区秩序。这一体系后来被称为”欧洲一致”(Concert of Europe) [*]。“欧洲一致”始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滑铁卢战争中的获胜国把法国带回到国际舞台,并且共同制定旨在确保各国之间力量均等的某些游戏规则。从1815年到1822年,“欧洲一致”是积极的和有效的。欧洲国家经常聚会以处理争端和维持均势。它们允许在一国内部发生政治变革并可能引起该国改变政策的时候,可以采取某些国际干涉行动。从1822年到1854年,“欧洲一致”不那么积极和有效。最后,自由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挑战过去那种以领土补偿或者恢复旧政权来维持均势的做法,“欧洲一致”于是停止存在。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民族主义观念变得太强大,它不允许国家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瓜分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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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是从1854年到1870年,它相对比较动荡,经历过5次战争。第一次战争是克里米亚战争,它是一场经典的均势战争,即法国和英国阻止俄国对正在衰败的奥斯曼帝国施加压力。但是其他几次战争则同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有关,政治领袖们抛弃了过去的原则,开始利用民族主义来追求自己的权宜目标。例如,俾斯麦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十分保守的人士,他希望德意志在普鲁士君主的领导下实现统一。然而,俾斯麦充分利用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和战争来打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从而实现德国的统一。俾斯麦一旦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就重新采取比较保守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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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均势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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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阶段是从1870年到1890年,它是俾斯麦的均势时期,新兴的、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在这个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俾斯麦以灵活的手段和各种各样的同盟伙伴周旋,并且努力使法国的注意力从其普法战争以后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转移到海外的帝国主义扩张行动。他也限制了德国的帝国主义野心,以便维持欧洲以柏林为轴心的均势。灵活性与复杂性是俾斯麦同盟体系的特点。前者确保均势体系的稳定,因为它允许偶尔发生不至于导致整个大厦倒塌的危机或者冲突。但复杂性是它的弱点。该同盟体系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提是,需要有一个像俾斯麦那样能使几只球不落地的魔术大师。然而,俾斯麦的继任者们没有像他那么高明。他们未能同俄国续订条约,错误地让英国、法国和俄国逐渐走到一起。他们也未能阻止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对抗行为。在最后一个阶段,德国开始介入海外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动中,并且试图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这些政策加深了周边国家对正在崛起的德国的恐惧,从而促使体系发生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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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阶段各有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以及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变化,是由于一些在整个阶段没有消退的强劲发展趋势,这些发展趋势不仅影响了国家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也影响了国家进行合作的动机。其中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其结果是,国家与统治者逐渐变成不是一回事。路易十四在距滑铁卢战争一百多年前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朕即国家。“当时没有人反驳他。但是,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这样的言论会引起轩然大波。诚然,拿破仑未能建立起法国霸权,改变欧洲政治的结构,但是他通过在欧洲传播革命思想,改变了欧洲政治的进程。维也纳会议曾经一度压制这些思想,但是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像火山一样在1848年革命中喷发,敲响了专制统治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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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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