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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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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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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仅仅观察权力分布的变化，那么就无法解释欧洲国家体系的变迁。古典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过程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如果观察体系运行的方式，并且注意影响国家间关系模式的欧洲文化与观念之变化，那么就可以把19世纪欧洲国际体系划分出五个不同阶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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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大国试图通过定期召开大会达成维持均势以及制止自由民族主义革命浪潮的协议，来维持欧洲地区秩序。这一体系后来被称为”欧洲一致”（Concert of Europe） [*]。“欧洲一致”始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滑铁卢战争中的获胜国把法国带回到国际舞台，并且共同制定旨在确保各国之间力量均等的某些游戏规则。从1815年到1822年，“欧洲一致”是积极的和有效的。欧洲国家经常聚会以处理争端和维持均势。它们允许在一国内部发生政治变革并可能引起该国改变政策的时候，可以采取某些国际干涉行动。从1822年到1854年，“欧洲一致”不那么积极和有效。最后，自由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挑战过去那种以领土补偿或者恢复旧政权来维持均势的做法，“欧洲一致”于是停止存在。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民族主义观念变得太强大，它不允许国家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瓜分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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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是从1854年到1870年，它相对比较动荡，经历过5次战争。第一次战争是克里米亚战争，它是一场经典的均势战争，即法国和英国阻止俄国对正在衰败的奥斯曼帝国施加压力。但是其他几次战争则同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有关，政治领袖们抛弃了过去的原则，开始利用民族主义来追求自己的权宜目标。例如，俾斯麦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十分保守的人士，他希望德意志在普鲁士君主的领导下实现统一。然而，俾斯麦充分利用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和战争来打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从而实现德国的统一。俾斯麦一旦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就重新采取比较保守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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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均势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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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阶段是从1870年到1890年，它是俾斯麦的均势时期，新兴的、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在这个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俾斯麦以灵活的手段和各种各样的同盟伙伴周旋，并且努力使法国的注意力从其普法战争以后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转移到海外的帝国主义扩张行动。他也限制了德国的帝国主义野心，以便维持欧洲以柏林为轴心的均势。灵活性与复杂性是俾斯麦同盟体系的特点。前者确保均势体系的稳定，因为它允许偶尔发生不至于导致整个大厦倒塌的危机或者冲突。但复杂性是它的弱点。该同盟体系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提是，需要有一个像俾斯麦那样能使几只球不落地的魔术大师。然而，俾斯麦的继任者们没有像他那么高明。他们未能同俄国续订条约，错误地让英国、法国和俄国逐渐走到一起。他们也未能阻止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对抗行为。在最后一个阶段，德国开始介入海外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动中，并且试图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这些政策加深了周边国家对正在崛起的德国的恐惧，从而促使体系发生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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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阶段各有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以及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变化，是由于一些在整个阶段没有消退的强劲发展趋势，这些发展趋势不仅影响了国家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也影响了国家进行合作的动机。其中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其结果是，国家与统治者逐渐变成不是一回事。路易十四在距滑铁卢战争一百多年前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朕即国家。“当时没有人反驳他。但是，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这样的言论会引起轩然大波。诚然，拿破仑未能建立起法国霸权，改变欧洲政治的结构，但是他通过在欧洲传播革命思想，改变了欧洲政治的进程。维也纳会议曾经一度压制这些思想，但是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像火山一样在1848年革命中喷发，敲响了专制统治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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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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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在判断欧洲均势是否令人满意的时候，他们所考虑的因素往往与 权力及其分布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因素包括：国家的排名与地位；国家的荣誉与尊严；国家考虑结盟是否值得；国家是否在国际问题上有发言权等等。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均势并没有受到影响或者威胁的时候，危机却由于对均势的不满而发生了。这表明，像国际法、“欧洲一致”以及同盟这些被用来限制自己盟友的手段，在促进与维护欧洲均势中，比像缔结对立的同盟或者破坏对手 的联盟这样的权力政治方式，更普遍地被加以使用，并且也更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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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施罗德：《19世纪的体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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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和国家领导人都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对方。民族主义对王朝统治者合法性的挑战，导致一些旨在维护古典均势的奇怪同盟开始瓦解。比如，法国在1866年并没有向受到普鲁士进攻的奥地利伸出援助之手，从结构现实主义视角来看，这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法国反对奥地利在其占领的意大利领土上压制民族主义。俾斯麦利用了其他日耳曼国家要求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观点，但是民族主义思想后来也约束了他的行为。俾斯麦在1871年从法国夺取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这引发了法国的民族主义愤怒情绪，使得法国和德国后来无法成为同盟伙伴。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新的意识形态改变国家的目标，并且使得19世纪的国际政治局势不那么和缓。 手段也在发生着变化。新的工业技术在军事中的使用，产生了威力巨大但缺少柔性的战争手段。铁路的出现使得可以很快地把大量军队从一个地方投放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做到这一点需要精确的计划，而精确的计划则会减少动员的选择余地，并且让最早采取行动的一方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天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从而影响危机的稳定性。机关枪、大炮以及战壕的使用，使得俾斯麦在19世纪60年代所成功运用的短兵相接、速战速决和有限战争的军事思想被人讥笑。技术的变化如同观念的变化，改变了领导人对于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值得的这类问题的认知。因此，我们如果要想理解19世纪均势体系是如何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么就需要同时考察结构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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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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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enry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m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New York：Grosset & Dunlap，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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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Lowe，The Great Powers， Imperialism and the German Problem， 1865—1925（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20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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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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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90年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重新走向统一的时候，19世纪开始出现的所谓德国问题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议题。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首先宣称，德国统一会严重破坏欧洲的均势。政治家们再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讲德语的国家的数量到底应当是多少，才可以维持欧洲的稳定？“一直以来，人们对此问题有不同的解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时候，讲德语的国家有37个。俾斯麦认为应该有2个，而不是1个。他没想把奥地利纳入其构想的新的德意志帝国之中，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削弱普鲁士对新国家的控制力。希特勒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建立一个讲德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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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应该是世界帝国的中心。希特勒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取得胜利的同盟国决定建立3个讲德语的国家：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和奥地利。还有一个关于某个法国人的笑话，即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问这个法国人应该有几个德国，他回答说：“我太爱德国了，当然是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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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东欧的力量退缩，导致战后两极政治结构不复存在，并且使得德国重新统一成为可能。但是，德国的重新统一，也引起了人们对这个拥有8000万人口和位于大陆心脏地区的欧洲最大经济实体的忧虑。德国会努力扮演新的角色吗？它会再次虎视眈眈，先进攻东线，然后进攻西线吗？它会插手德国一直可以施加较大影响的东面邻近国家的事务吗？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声称，答案就是”退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他根据结构现实主义者的分析方法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认为未来和过去没什么不同，因为未来和过去的情势结构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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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已经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变化。在结构层次上，美国介入了欧洲，而且美国的领土大约是统一后德国的4倍。结构主义者担心，美国今后会不再介入欧洲事务。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人在某个时候可能转向孤立主义和”回家”。但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欧洲国际政治的进程由于新制度的发展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欧盟把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联合在一起，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第三个变化不是发生在国际体系方面，而是发生在国内政治方面。德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而且公众观念的变化已经使德国从一个好战国家变为一个福利国家。分别于1870年、1914年和1939年在欧洲心脏挑起事端的德国不是民主国家。结构、过程以及国内方面的变化哪一个最能预示欧洲的未来呢？我们对这三个方面都要加以注意，但是基于过程和国内变化的预测似乎最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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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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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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