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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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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分析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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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分别在三个分析层次上。简约原则告诉我们，应该从最简单的原因着手分析，看看它们有多大的解释力，然后再根据需要，分析较为复杂的原因。因此，我们先看看体系层次（结构与过程）的解释，然后探讨国内社会层次的解释，最后分析个人层次的原因。接下来我们使用反事实推理思维实验，看看如何把这些原因结合起来，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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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层次上，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德国的崛起和同盟体系的僵化。德国实力的上升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德国的重工业在19世纪90年代超过了英国，20世纪初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英国的两倍。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5%，但是到了1913年，英国的份额下降到10%，而德国的比重上升到15%。德国把它的工业力量的一部分转变成军事能力，包括推行大规模的海军军备扩充计划。德国1911年制定的”特皮茨计划”（Terpitz Plan）的战略目标就是建立世界上第二大海军，从而使德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德国的扩张计划令英国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感到不安。英国开始担心自己将被孤立和难以保护其庞大的帝国。19世纪末英国反对荷兰在南非的移居者布尔人的布尔战争，使得英国的忧虑加重，因为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同情布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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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斯普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地利大公弗兰茨·斐迪南及其夫人、霍恩堡女公爵索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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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英国外交大臣艾尔·克罗（Eyre Crowe）爵士写了一个很长的备忘录，试图解释英国的对外政策，这个备忘录成为英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文件。他的结论是，德国的政策是含糊不清和令人混淆的，英国一定不能允许一个国家主导欧洲大陆。克罗声称，英国的反应差不多就是一个自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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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德国实力增长的反应，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个结构性原因：欧洲同盟体系的不断僵化。1904年，英国背离了其扮演欧洲大陆外的均衡者角色的半孤立政策，同法国结成同盟。1907年，英法伙伴关系扩展到俄国（它已经同法国结盟），形成了”三国协约”。德国看到自己处于包围之中，加强了同奥匈帝国的关系。随着同盟关系的僵化，外交上的灵活性也就丧失了。俾斯麦时代那种经常变换盟友的均势已经不复存在了。主要大国都把自己捆在两极的一极中。两极体系的强化加剧了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在分析中所强调的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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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上的变化又是怎么样的呢？其中之一就是民族主义继续兴起。在东欧出现了一个呼吁讲斯拉夫语的人联合起来的运动。泛斯拉夫主义威胁着拥有大量斯拉夫居民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在德国出现了敌视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德国作家著文宣称条顿人和斯拉夫人的战争不可避免，他们还编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教科书。事实证明，民族主义在团结工人阶级方面比社会主义更有力量，在团结银行家方面比资本主义更为强大。在君主制国家之间，民族主义力量的确比家族关系还要强大。在战争爆发前夕，德国皇帝致电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希望他避免与德国交战。德皇在电报中称其表兄为”亲爱的尼克”，署名为”您的威廉”。德皇希望沙皇和自己以相同的方式看待所面临的问题，把战争迫近的原因归结为一位皇室家族成员奥地利大公弗兰茨·斐迪南被暗杀。但是在当时，民族主义力量已经压倒贵族或君主团结一致的观念，那封家族电报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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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均势体系丧失灵活性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对和平产生了自满情绪。这正是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观念变化的重要性。欧洲已经有40年没有发生一场有大国介入的战争了。1905—1906年在摩洛哥、1908年在波斯尼亚、1911年再次在摩洛哥以及1912年在巴尔干发生了危机，但是这些危机都得到了控制。然而，旨在解决这些危机的外交妥协也导致了挫折感。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一方要退让？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另外一方做出更多的让步？“此外，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有关适者生存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自然物种的世代遗传问题，但是把它应用在人类社会和特殊事件上是有问题的。达尔文的思想被用来证明”强者必胜”观点的正确性。既然强者必胜，那么为什么要为和平担忧呢？许多领导人认为，持久的战争看来是不可能的，强者占上风和速战速决的战争则是值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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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均势体系失去灵活性的第三个原因是德国的政策。正如艾尔·克罗所言，德国的政策是含糊不清和令人混淆的。德皇的政策有一个极其笨拙的方面，即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所说的追求更多的权力。德国人的”世界野心”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他们实现野心的方式得罪了所有的人，这正好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俾斯麦玩弄体系的方式相反。德皇过于重视硬权力，而忽视了软权力。德国人因挑起海军军备竞赛而激怒了英国人（图3.1），而且在土耳其和巴尔干问题上得罪了俄国人，在摩洛哥的一个保护地争端中刺激了法国人。德皇试图以压力迫使英国与德国和好，以为德国给英国以足够的恫吓，就会使英国觉得自己必须与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事与愿违，英国在德国的胁迫下，先是同法国联手，然后又同俄国合作。所以，到了1914年，德国人认为必须冲出这个包围圈，因而故意冒险挑起了战争。因此，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和平自满情绪的滋长、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德国的政策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国际体系灵活性的丧失，进而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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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从第二个分析层次考察国内社会、政治以及政府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否定有关该层次的一种解释，即弗拉基米尔·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是战争根源的观点。按照列宁的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像列宁所预见的那样，产生于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冲突。1898年，英国和法国在苏丹的法绍达相互对峙，英国想把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从南非到埃及连成南北一条线，法国则想把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连成东西一条线。假如英法爆发战争，列宁的解释可能得到证实。但事实上，战争是在16年之后发生于欧洲，而且银行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强烈抵制战争的，他们坚信战争对经济有害。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认为自己必须遵循艾尔·克罗的建议，英国一定要阻止德国主宰欧洲的均势，但是他也担心伦敦的银行家不支持政府向德国宣战。因此，我们可以否定列宁的解释，但另外两个国内方面的原因却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是正在衰落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内部危机，另一个是德国的国内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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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1914年欧洲军事力置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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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因而都受到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的威胁。不仅如此，奥斯曼帝国政府极其虚弱和腐败，它成为那些要求从土耳其人几个世纪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巴尔干民族主义集团较易攻击的对象。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结束了土耳其人的统治，但是巴尔干国家在1913年就因为瓜分赃物而陷入相互间的战争之中。战争增大了某些巴尔干国家反对奥地利的胃口：我们既然可以赶跑土耳其人，那么为什么不能赶走奥地利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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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尔干国家中，塞尔维亚带头行动起来。奥地利担心自己的帝国在这种民族主义压力之下解体，从而丧失其地位。最后，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交战，这不是因为一个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刺杀了奥地利大公弗兰茨·斐迪南（1863—1914），而是由于奥地利想削弱塞尔维亚，防止它成为巴尔干斯拉夫人民族主义的一个磁场。奥地利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道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将军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动机：“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出于对暗杀事件的报复，奥匈帝国必须把剑指向塞尔维亚……我们的君王已经被掐住喉咙，只能选择被掐死或者作最后一搏以挽救自己。”[8]帝国在民族主义的压力之下走向解体，是战争爆发的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弗兰茨·斐迪南遇刺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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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威廉二世对英国宣战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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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坟墓里的爱德华七世（德皇的舅舅和1901—1910年间的英国国王） 竟然比依然健在的我更强大！有些人认为，只要使用小小的手段就可以把英国争取过来或者让它安静下来！！！……现在必须无情地揭穿这种诡计，要无情地当众揭下英国人脸上所戴的基督教和平主义面具，把伪善、可耻的和平论调架上颈手枷示众！！我们在土耳其和印度的使节、代表等，必须鼓动整个伊斯兰世界起来反抗这个可憎的、骗人的、无道德的商人的国家；如果我们坚持到流完最后一滴血，那么英国至少要丢掉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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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威廉二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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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重要的国内层次上的原因和德国的国内政治有关。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费希尔（Fritz Fischer）及其追随者们声称，德国的社会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在费希尔看来，德国追求世界霸权的行为，就是德国精英试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德国社会内部融合程度低这个问题上转移开的一种举动。他指出，统治德国的势力是一个由土地贵族和一些工业大资本家组成的国内联盟，这个联盟被称为”裸麦和钢铁的联盟”。这个统治集团不进行国内改革，而是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对外采取冒险行动，以竞技场代替面包。他们把扩张主义当作社会民主的一种替代品。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不足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国在1890年以后对国际体系施加压力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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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国内层次的解释，就是关注1914年夏天的危机不稳定局势。所有国家的军事领导人都有”迷信进攻”的观念，偏好快速动员和部署战略，包括快速调动侧翼军队或者大规模地发动正面突破进攻。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当时的主流军事技术不利于进攻，但是欧洲领导人并不这样认为。（我们可以在个人层次上解释这个现象，即将军们常常期望下一场战争就像上一场战争一样，而欧洲最近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即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就成为一个可以被随心解读的事件。）当1914年7月危机爆发之后，领袖们就面临着首先发动进攻的极大压力。当然，这样的解释无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欧洲处于一个火药桶上面。然而，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巴尔干的火星很快形成熊熊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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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第一个分析层次即个人的作用又如何呢？平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领袖们的特征。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1830—1916）是一个疲惫的老人，受康拉德将军以及表里不一的外交大臣康特·利奥波德·冯·伯克托尔德伯爵（Count Leopold von Berchtold）的左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萨拉热窝被刺杀的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却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他作为未来的皇帝，可能会是一个制约战争的力量。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贵族，他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抵制国内的改革。他由无能的外交和国防大臣所辅佐，而且深受其多病和神经质的妻子的影响。最重要的人物自然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1859—1941），但他有很强的自卑感，是个脾气暴躁和意志薄弱的人，特别感情用事。他使得德国推行一个缺乏技巧或者前后不一的冒险政策。正如政治学家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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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二世并不想要战争，只是在真正危急形势的压力下，他不相信自己的感觉而固执己见。在危急时刻，皇帝陛下会痛苦地意识到，他决不能把自己的军队带进战场。他很清楚自己是个神经衰弱的人。他那些充满火药味的黩武演说，只是想让其他国家得到这么一个印象，即他是个弗雷德里克大帝或者拿破仑式的人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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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阿谀奉承的德国外交官从大多数大国首都发回的报告都带有很浓厚的玫瑰色彩，主要是为了讨好自己在外交部的那些有报复心的顶头上司们。这也不能帮助德皇做出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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