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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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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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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当选美国总统，他曾经在竞选中表示要结束朝鲜战争，并把共产主义推回去。共和党声称，遏制是一种向共产主义妥协的胆小鬼的行为，正确的方法是把它推回去。但6个月之后，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出，把共产主义推回去的政策风险太大，因为它可能引发核战争。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在冷战中僵持的东西方关系开始有所缓和。1955年，美苏两国在日内瓦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就奥地利成为一个中立国的问题达成了协议。1956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一个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秘密报告被泄露出去，并导致在苏联的东欧势力范围内发生了动乱。匈牙利人试图发动起义，但是苏联出兵干涉，迫使匈牙利继续留在共产主义阵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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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决定要把美国人赶出柏林和彻底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便苏联巩固其在东欧的地位，并且利用第三世界非殖民化运动所带来的机会扩展自己的势力。但是，赫鲁晓夫和美国打交道的方式，使人联想起了德皇在1914年以前试图迫使英国同德国谈判的外交风格，二者都充满着恐吓与欺骗。苏联努力迫使美国就范这种做法使结果适得其反，赫鲁晓夫在1958—1961年的柏林危机以及随后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中都遭受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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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后面所看到的，苏联和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彼此都让对方感到恐惧，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进入一个新阶段。从1963年到1978年，两国关系逐渐缓和，或者说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军备控制谈判取得了进展，1963年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双边贸易也逐步增长，缓和的范围似乎正在扩展。越南战争使得美国人给予共产党中国以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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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9年到1974年，尼克松政府以缓和为手段，追求遏制的目标。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大大增加了军备开支，在核武器方面取得了与美国均等的地位。越南战争使得美国公众对于冷战的干涉行动失去了信心。尼克松的战略是：（1）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使得双方核力量对比相对平衡；（2）打开对华外交关系，在亚洲形成一个三边的均势格局（而不是促使苏联和中国联手）；（3）扩大美苏间的贸易，使得美苏关系中既有胡萝卜，也有大棒；（4）利用”联系”原则把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结起来。缓和的高潮出现在1972年和1973年，但它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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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中东战争以及苏联在非洲支持反美运动导致美苏相互指责。美国某些国会议员如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极力主张把对苏贸易同人权问题（比如苏联对待犹太居民的态度）联系起来，而反对把对苏贸易同苏联的国际行为联系起来。这样一来，美国的国内政治就加速了缓和的衰亡过程。1975年，在葡萄牙宣布允许其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独立后，苏联运送古巴的军队到了那里，支持当地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政府。到了197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再也不使用”缓和”一词了。其继任者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上台后的最初两年里，还努力维持与苏联的”缓和”，但是苏联和古巴还是介入了埃塞俄比亚内战之中。此后，苏联继续扩充军备，特别是在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致使缓和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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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苏两国又重新进行对抗呢？一种解释是，缓和被吹过头了，人们的期望值太高。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的3个事态发展导致了缓和的消亡。首先是苏联的军备扩张，苏联国防预算的年增长率将近4%，苏联所增加的新式重型导弹特别让美国军方领导人感到不安。其次是苏联干涉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苏联人认为，上述地区的事态发展正反映了历史进程中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历史正朝着马列主义所预言的方向发展。最后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出现了一个向右转的倾向，破坏了原先支持民主党的联盟。苏联行为和美国政治倾向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表明，冷战是持久的，而缓和则是短暂的。然而，美苏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进行对抗，并不意味着两国又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冷战。两国回到了50年代的冷战只是在言论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尽管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称苏联为”邪恶帝国”，但他还是准备同苏联达成军备控制协定。两国间的贸易，尤其是谷物贸易，继续增长着，美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交流也没有间断。两个超级大国还制定了相互关系中的某些谨慎的原则：避免直接交战，不使用核武器，进行军备与核武器控制谈判。显然，20世纪80年代的冷战与50年代的冷战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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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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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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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由于冷战的起源同欧洲的分裂密切相关，所以冷战结束的时间应该是欧洲分裂结束的时间，也就是1989年。1989年11月，苏联决定不使用武力来支持民主德国的共产党政权，兴奋的人群拆毁了柏林墙，这可以说冷战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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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冷战为什么结束呢？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遏制的结果。乔治·凯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就声称，如果美国可以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那么苏联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就会因为缺少胜利果实而受到削弱，苏联共产主义会逐渐软化。新的观念就会产生，人们会认识到，共产主义并不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未来，历史并不在它那一边。总的来看，凯南是对的。美国的军事力量帮助制止苏联扩张，而美国文化、价值以及观念的软权力则侵蚀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有关冷战结束的时间问题：为什么冷战在1989年结束？为什么冷战持续了40年？为什么苏联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才软化？为什么冷战不能再延续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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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里根和戈尔巴乔夫1987年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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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观点是”帝国过度扩张”。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宣称，帝国总是过度扩张，直至耗尽帝国内部的所有能量。苏联的确是过度扩张的，因为它把四分之一的经济资源都用在国防和对外事务上，相比来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这方面的开支只占其所有经济资源的6%。但是，肯尼迪又进一步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过度扩张的多民族帝国只有在一场大国战争中战败或者受到削弱之后，才会退缩到本族群的原有生存地域。然而，苏联并没有在一场大国战争中战败或者受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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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观点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扩充军备迫使苏联在冷战中投降。这种观点有些道理，因为罗纳德·里根总统的政策加重了苏联过分扩张的负担，但是它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不管怎么说，美国以前的扩充军备行为并没有导致这种结果。为什么只是在1989年才产生这种结果呢？我们必须寻找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因为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言论和政策是导致苏联衰亡的主要原因，就有点类似认为公鸡在黎明前的啼叫导致日出的这种想法。这是有关虚假的因果关系的又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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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突发、中层和深层三种类型的原因，更好地解释冷战的结束。导致冷战结束最重要的突发原因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个人因素。他想对共产主义加以改革，而不是以别的东西取而代之。然而，改革就像滚雪球一样导致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自下而上发生的，苏联上层很难对此加以控制。戈尔巴乔夫在内政和对外政策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加速了苏联的衰落和冷战的结束。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上台后的最初时期，试图通过增强苏联人的纪律来克服经济停滞问题。在发现加强纪律不足以解决问题之后，他又提出了”改革”（perestroika）的主张，但是他无法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因为官僚们不服从他的指示。为了打击官僚主义者，他推出了”公开化”（glasnost）战略，或者公开讨论问题和民主化进程。戈尔巴乔夫坚信，让人民发泄对苏联制度的不满情绪，可以对官僚主义者施加极大的压力，并且使改革产生作用。然而，一旦公开化和民主化允许人民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讲出来并且享有表决权，许多人就会提出：“我们要改变现状。在苏联没有新型的公民。这是一个帝国王朝，我们对这个帝国没有归属感。“戈尔巴乔夫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在1991年8月保守派政变失败之后，苏联的解体很快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到了1991年12月，苏联的历史已经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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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他自己称之为”新思维”）也加速了冷战的结束。这一政策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观念的变化，比如提出了共同安全观念，主张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来摆脱传统的安全困境以维护国家的安全。戈尔巴乔夫及其追随者指出，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的世界中，安全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各国都可以从合作中受益。核威胁的存在意味着，如果竞争失控，那么大家会一起死去。戈尔巴乔夫摒弃了核武器越多越好的观念，提出保持”充足”的核力量的思想，即保留最低限度的核保护力量。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中另外一个方面的变化是，他认为扩张主义的代价大于收益。苏联控制东欧的代价极大，而收益很小，入侵阿富汗是一个高代价的灾难。苏联不再需要通过输出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这种方式，来维护苏联边界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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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了1989年夏天的时候，东欧国家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自由。匈牙利政府允许民主德国人通过匈牙利逃往奥地利，民主德国人的出逃给民主德国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此外，民主德国政府已经丧失了镇压示威者的决心（或者失去了苏联的支持）。该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了，这段时期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终于有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局。我们可以说，这些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判断失误。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可以被修补的，但事实上，他努力修补的结果是挖了一个洞。如同水坝中出现一个漏洞，一旦被抑制住的压力开始消失，漏洞很快就会导致决口和破坏整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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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没有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冷战在1989年结束？为什么冷战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时候结束？从某种程度上说，戈尔巴乔夫本身就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3位苏联领导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去世。直到1985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这位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崭露头角的年轻一代（所谓的”1956年的那一代人”）的领导人才有了机会。但是，如果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85年选择一位同戈尔巴乔夫争权的、坚持强硬路线的人作为苏联领导人的话，那么已经衰落的苏联很可能还会再继续存在10年的时间。如果是这样的话，苏联就不会那么快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冷战结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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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层原因，乔治·凯南和保罗·肯尼迪两人都已经提到了。两个重要的中层原因，分别是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属于软权力的自由观念，以及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过度扩张。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公开化、民主以及新思维，都是西方的观念，它们已经为1956年的那一代人所接受。亚历山德罗·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是改革和公开化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他曾经作为一名交换生在美国呆过一年，并且在加拿大担任大使十年。他为西方的多元主义理论所吸引。跨国交流与接触的增加，使得铁幕被刺破，并且促进了通俗文化和自由观念的传播。西方经济上的成就增加了这种观念上的吸引力。硬的军事实力遏制了苏联扩张主义，软权力则侵蚀了铁幕后的共产主义信仰。柏林墙最终在1989年倒塌，不是因为受到大炮的轰击，而是民众用铁锤和推土机把它推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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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过度扩张方面，苏联巨额军费支出开始影响苏联社会的其他方面。苏联人所享受的健康福利待遇在减少，而死亡率则在上升（苏联是唯一一个死亡率上升的发达国家）。由于缺少资金，该国的基础设施开始衰败。最后，甚至苏联军方也感受到了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巨大包袱。1984年，苏联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科夫（Nikolai Ogarkov）元帅提出，苏联需要进一步发展民用经济，扩大同西方的贸易，以及加大力度从西方引进技术。但是在那个停滞的年代里，年迈的领导人不愿意接受奥加科夫的建议，并且解除了他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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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权力和帝国过度扩张这两个中层原因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最后还必须分析深层原因，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衰落（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和苏联经济的衰退（现实主义者的解释）。共产主义在战后时期逐步丧失了合法地位，这是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在早些时候，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共产主义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不少共产党人曾经在欧洲领导了反对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苏联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了很多软权力，但滥用了它。苏联的软权力不断受到以下事态发展的损害：1956年揭露斯大林罪行的非斯大林化运动；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1981年波兰事件；以及自由观念跨国交流的增加等。尽管从理论上说，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阶级正义为基础的制度，但是列宁之后的领导人则是通过野蛮的国家安全制度，如劳改营、流放地（gulag）、范围广泛的书报检查和告密等等，来维持国内统治。这些压迫性措施导致苏联人民普遍丧失了对这种制度的信心，这种不满反映在地下抗议文学作品以及日益增多的人权活动家的异端言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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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苏联经济的衰退表明，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已经难以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斯大林建立起了一个集中的经济管理制度，它强调重工业和烟囱工业。它极其不灵活，即只有大拇指，没有手指头。它倾向于囤积劳动力，而不是把劳动力转移到发展服务行业上。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创造性的破坏，是灵活地应对技术变革重大趋势的方式。在20世纪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变革就是，信息成为一个经济体所具有的最为稀缺的资源，它的作用正日益增大。苏联的制度尤其不善于处理信息，其政治制度的高度机密性意味着，信息的流动是缓慢和困难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增强国防力量的举措，给已经为经济问题所困扰的苏联政权增加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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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产品和服务达不到世界标准。20世纪末，世界经济中存在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但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可以把劳动力转移到服务行业，可以对重工业加以重组，并且转向电脑产业。而苏联则跟不上这些变化。比如，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苏联有5万台个人电脑，美国有3000万台个人电脑。4年以后，苏联个人电脑数量达到40万台，美国个人电脑数量为4000万台。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和民主国家在应对技术变革的时候，比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烟囱工业时期建立起来的苏联集权制度要灵活得多。一位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指出，按照世界标准，只有8%的苏联工业具有竞争力。一个92%的工业缺少竞争力的国家，是很难保持超级大国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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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到外解释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