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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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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导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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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有关核威慑的重要个案。这场持续了13天的危机是由赫鲁晓夫企图把核武器偷偷运进古巴的行为所引起的，它或许是核时代最接近于导致核战争的一个事件。如果一个纯粹的局外人或者”一位来自火星的人”来考察这个事件，那么他一定会看到，美国在核武器方面拥有巨大优势。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苏联当时仅有少量可以打到美国的战略导弹。[14]假如肯尼迪总统认为赫鲁晓夫走的这步棋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他不下令对当时大多尚处于建设之中的、相对比较脆弱的、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呢？答案就在于，肯尼迪不愿冒风险，担心只要有1—2枚苏联导弹漏网，就会向一座美国城市发射。此外，随着危机的发展，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意识到，他们实际上难以控制本国军队的危险行为，双方军队都处于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开战的状态。他们如果了解一些当时并不知晓的内情的话，那么会感到更害怕。[15]在危机接近最高点的时候·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极为恐惧的心理。他写道：“我们各自抓住一根绳子的一端，在这根绳子的中间有一个我们所系的战争之结，我们两人拽得越紧，这个结也就越死。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这个绳结被系得很死，以至于系绳的人无力解开，只能把结砍断。这意味着什么，就不需要我向您解释了，因为您本人十分清楚我们两国军队所拥有的可怕力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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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之后，一群哈佛大学学者与曾经参加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政委员会的美国官员与一道举行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会议。这样的会议共开了6次，与会者后来包括苏联人和古巴人。与会者们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和苏联到底愿意冒多大的风险？这取决于各方判断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肯尼迪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随着危机的发展，变得越来越谨慎。他当时认为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爆发核战争的几率大概是五十分之一（尽管他在20世纪90年代获知苏联当时已经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后认为爆发核战争的几率更大）。肯尼迪的财政部长道格拉斯·迪龙（Douglas Dillon）则认为，爆发战争的几率基本上为零。在他看来，危机不会发展到爆发核战争，因此美国应该对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冒更大的风险，而不应该像麦克纳马拉所主张的那样小心谨慎。肯尼迪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也认为，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他批评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对苏联让步太多。他指出，美国应该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下台。泰勒将军说道：“我确信我们在军事力量上占上风，我对最后的结局一点也不感到担心。”[17]可是，肯尼迪总统十分担心危机失控，他极其小心谨慎，甚至谨慎到让他的某些幕僚不喜欢的程度。这个故事的寓意在于，一小点的核威慑具有很大的作用。这被称为有限威慑或存在性威慑（finite or existential deterrence）。无疑，这样的核威慑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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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能把危机的结局只归结于核威慑的作用。公众普遍认为，美国贏了。但是，有关美国到底贏了多少以及为什么贏了这样的问题是难以有确切答案的。至少有三种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结局的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比苏联多，所以苏联退缩了。第二种观点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危机中所具有的利害关系的大小程度不一样。古巴是美国的后院，而对苏联人来说只是在遥远的地方下的一个赌注。第三种观点声称，古巴靠近美国意味着，美国人可以比较容易地调动占绝对优势的常规军事力量。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美国入侵古巴的可能性也起了作用。苏联人背着心理包袱，因为美国在这个地区拥有更大的利害关系，而且可以随时动用常规军事力量，这使得美国的威胁比苏联的威胁更具有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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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尽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古巴导弹危机的赢家——因为赫鲁晓夫公开同意撤走导弹——这场危机实际上是妥协的产物。美国人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具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动用武力，轰炸古巴的导弹基地；第二个选择是封锁古巴，迫使苏联撤走导弹；第三个选择是收买苏联，即通过提出某种交易，比如美国从土耳其撤走自己的导弹，让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很长时间以来，有关当事人很少提起收买苏联的解决方案，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美国悄悄地向苏联许诺自己将从土耳其撤走其已经该退役的导弹。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核威慑在这场危机中是起了作用的，在约翰·肯尼迪的脑子里，有关核武器方面的问题的确很重要。另一方面，核武器的数量并没有那么重要。核武器的数量对比并不是那么重要，少量核武器就极具破坏力的事实所导致的恐惧心理，比起核武器的数量对比要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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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和赫鲁晓夫1961年在维也纳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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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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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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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冷战的紧张程度相对来说有所缓解，似乎美国和苏联在踉踉跄跄地走到悬崖边和往下看一眼后，赶紧缩回去了。1963年，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了热线联系，核大国签署了一项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军备控制条约，肯尼迪宣布美国要扩大与苏联的贸易，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有所缓解。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主要关注于越南战争，也在军备控制方面做过一些努力。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人们又开始担心爆发核战争。在1980年至1985年间的”小冷战”时期，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停顿了下来，美苏双方使用激烈的言辞相互进行攻击，军费开支和核武器的数量有所增加。罗纳德·里根总统在谈论进行和打贏核战争问题时，反战团体则要求首先冻结和最终销毁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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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中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核威慑符合道义吗？“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正义战争理论认为，道义判断需要符合特定条件。自卫通常被视为正义的事业，但是自卫战争的手段与后果也同样重要。从手段来说，必须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从结果来说，目标和手段要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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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战争有可能符合正义战争理论吗？从技术上说，是可能的。小当量的核武器，比如核炮弹和深水炸弹，可能被用来攻击雷达系统、潜水艇、海面船只或者很深的地下指挥掩体。在这种情况中，我们可以把战斗人员同非战斗人员分开，相对地限制核武器的影响范围。假如战争到此为止了，那么核战争并不违反正义战争的理论。但是，到底战争会就此停止还是会升级呢？升级的危险是很大的，值得冒可能导致上亿人死亡、甚至是地球毁灭的风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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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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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2年的时候，肯尼迪总统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必须阅读芭芭拉·塔奇曼所著的《8月的枪声》。这本书写的是欧洲国家如何无意地介入战争之中。作者在这本书的开头引用了俾斯麦的一句话在巴尔干国家中发生的某些讨厌的、愚蠢的事情”会点燃下一场战火。然后她叙述自从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奥地利皇储弗兰茨·斐迪南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正是这些很小的、本身并不重要的事件，导致了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军事冲突。在战争爆发前夕，有关国家领导人不断努力阻止冲突的发生，但是这些事件还是把他们拖入战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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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总统提醒我们注意两位德国首相关于那场战争起源的一个对话。 一位问道：“战争是怎么发生的呢？“他的继任者回答说，“哦，要是我知道就好了。“肯尼迪以这种方式来强调判断失误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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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掉进灾难的深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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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时期，一些人宣称：“与其死亡，不如赤化。“然而，上述提问题的方式可能不对。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问：为了避免一场大灾难，冒点小风险是否正当呢？据说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认为，发生战争的几率是”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19]此外，还有核升级的危险。肯尼迪的冒险行为是否正当呢？我们可以通过反事实推理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假定肯尼迪不想在古巴冒险，那么赫鲁晓夫有可能试着采取其他更危险的行为吗？假定苏联在危机中取胜，并且后来又在柏林或者巴拿马挑起一场核危机或更大规模的常规战争，那么结果将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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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在防止冷战变成热战上，可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声称，核威慑在特定条件下是正当的，它是在寻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前可以接受的暂时性措施。但是，这个暂时的阶段到底有多长呢？只要人们还具有核知识，某种程度的核威慑就肯定会继续存在。尽管核武器使得有关国家在冷战时期采取了谨慎的行为，但由此产生的自满情绪也是很危险的。美国和苏联经过一段时间才学会控制核武器，但是我们不清楚，那些希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比如朝鲜，或许还有伊朗，将来是否会遵循这样的控制规则。此外，这些控制规则也可能对恐怖主义者没有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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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核扩散的担心还将继续存在。虽然已经有189个国家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但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8年爆炸了核武器，朝鲜（曾经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在2006年也进行了核试验。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等国家也试图获得核武器，尽管它们都是该条约的签署国。生物和化学武器等非常规性武器的扩散，也同样让人担忧。比如，利比亚和伊拉克建造了化学武器设施，而且伊拉克在两伊战争（1980—1988）中使用了化学武器。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后，联合国核查人员发现并摧毁了伊拉克主要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工程。人们担心这样的工程会被重新启动，这是导致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一个原因。报纸上出现了有关核材料流出前苏联地区和流入国际黑市的报道，这说明这些武器仍然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和把国家推向战争的边缘。在2004年，巴基斯坦核科学家A.Q.汗（A.Q. Khan）被披露曾向一些国家，包括利比亚、伊朗和朝鲜，出售核技术。不仅如此，有报道指出，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和本·拉登的基地网络等恐怖主义组织正在试图生产核武器和生物武器，这表明这样的武器今后某一天可能落入非国家行为体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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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担忧，有道义和现实主义两方面的动机。从道义上谴责核武器的国家，不仅包括那些没有能力制造核武器或者不想制造核武器的国家，而且也包括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自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芥子气并引起广泛的抗议之后，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行为就一直受到谴责。现实主义方面的考虑很简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并且可能导致冲突升级。只要这些武器还存在着，冲突的动力就是变化不定的。拥有核武器或者非常规武器的弱国能对强国构成更大的威胁，而拥有这些武器的强国则可以更有效地威胁对手和产生威慑的作用。与此同时，不管是在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对峙中，还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或者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中，一旦危机失控和对抗加剧，这些武器就可能被使用。正如本书第八章和第九章将要论述的，恐怖主义者可能使用这类武器的危险，更让人们相信，仅靠威慑是不够的。冷战可以说已经结束了，但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时代还没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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