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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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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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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总是对人类的互动以及管理他们的世界，具有重大的影响。5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特别是在古代的苏美尔）发明的书写，使得第一个早期的官僚国家得以建立。在欧洲发明的活字版印刷，使得中世纪的封地演变成现代国家。[1]通讯、交通以及军事技术领域的革命，使得治理的范围越来越大。在最早产生现代主权国家的西欧，国家都很小，这并非偶然。[2]欧洲最大的国家法国在世界只能排到第49位。澳大利亚相当于12个法国，美国或加拿大相当于15个法国。正在进行中的科技发展对于未来的世界政治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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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回顾过去，可以得到有关我们正在走向何方的某些想法。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在工厂和交通工具中的使用，对经济、社会和政府产生了巨大影响。生产、工作、生活、社会阶级以及政府的模式因此都发生了变革。公共教育兴起了，因为日益复杂以及更具潜在危险的工厂需要有文化知识和受过培训的工人。像伦敦”警察”（London’s bobbies）那样的警察力量被建立起来了，以便应对城市化问题。运河和铁路那样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财政补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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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合成材料与内燃发动机的使用为标志，也带来了类似的经济与社会变革。美国从一个大体上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大体的工业国和城市化国家。在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农民或者仆人。几十年之后，大多数美国人住在城市和在工厂里上班。随着城市劳动者和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社会阶级和政治分野形势发生了变化。尽管有些滞后，但政府的角色也有所变化。两党进步运动催生了反托拉斯法案，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前身制定了早期的保护消费者条例，联邦储备局致力于维护经济稳定。美国成为世界政治中一个大国。有人预测，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在经济、社会、政府和世界政治等方面，导致类似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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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历史类比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影响21世纪世界政治的力量。经济和信息网络的变化速度比政府的变革更快。主权和权威的政治重要程度并没有以相同的速度增大。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指出的：“如果说在后工业社会存在着一个压倒一切的社会问题的话，尤其是在变革的管理方面，那么它就是程度的管理问题。”[3]用简单的话来说，新技术已经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基本构成因素。如果我们只关注民族国家的硬权力，那么就会无视新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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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处于信息革命的初级阶段，而且当今信息革命对经济与政治的影响是不均衡的。正如随着18世纪末蒸汽技术的使用与19世纪末电的发明，生产率的增长出现了滞后现象，因为社会不得不花时间去学会如何充分利用新技术。社会制度的变革速度比技术更慢。比如，电动机发明于1881年，然而，大约在40年之后，亨利·福特（Henry Ford）才率先充分利用电力所带来的好处，对工厂组装线加以重组。在信息技术和计算机领域，也同样存在着滞后现象。美国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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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之前因为新的廉价电力而出现的大众通讯与广播，可以帮助我们今天去理解由此可能产生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它带来了大众通俗文化的时代。大众通讯和广播（而不是电话），会产生政治集中化的后果。随着信息传播范围的扩大，甚至在民主国家中，信息对政治集中化的影响力也大于只有地方新闻机构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利用广播电台，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政治。在集权国家中，这样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政府可以压制其他信息来源。难怪一些学者相信，如果没有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来的大众通讯手段的话，专制主义是不可能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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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商品交易市场的交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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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叶，人们担心信息革命时代的计算机和通讯手段，会导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小说《一九八四》中所描写的中央集权控制的现象。大型计算机系统似乎加强了中央计划，并且增强了那些处于控制金字塔顶端的人士的监管权力。政府电视台会主导新闻发布。通过中央数据库，计算机可以使得政府更容易进行识别与监管工作，而且商业化已经改变了早期的意志自由论文化和互联网规则。尽管如此，编成密码技术（the technology of encryption）正在发展之中，而且一些能够让使用者匿名进行数字信息交易的程序也被开发出来了。虽然政府正在努力控制网络空间，但是同第二次信息革命相比，互联网也让政府更难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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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费用的减少、计算机的小型化和便携化，计算机所带来的分权化影响要大于集权化影响。互联网建立起一个使得控制信息的权力更加分散化的体系。同编辑和播音员所控制的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纸相比，互联网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电子邮件）、个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个人主页、博客或者Twitter Feed）、群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电子传播），可能最为重要的是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在线聊天室或者留言板），可以进行无限制的交流。政治学家皮帕·诺里斯（Pippa Noris）在比较电子通讯手段与过去其他通讯手段的时候写道：“互联网信息具有流动更远、更快的能力，而且较少需要通过中介手段。”[4]集中监管是可能的，但试图控制互联网信息流通的政府将面对很高的代价。这意味着，世界政治将越来越不再是政府的专属领地。包括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恐怖主义者在内的个人与私营组织，将拥有在世界政治中直接发挥作用的权力。信息的传播意味着，未来的权力将更加分散，非正式网络将挑战传统官僚机构的垄断地位。互联网的速度意味着，各国政府控制议事日程的能力将下降。政治领导人在必须对事件做出反应之前，将享有较小的自由度，他们必须同更多的行为体共享同一个舞台。建构主义者警告说，我们不能为”均势”、“霸权”这样的词汇所迷惑，也不能仅仅通过衡量中央政府所具有的硬权力，来比较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大小。他们指出，现实主义者把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比作台球之间相互平衡与撞击的论点，会使得我们无视新的复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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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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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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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的影响还处于初始阶段。它正在改变世界政治吗？现实主义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国家依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信息革命将对最强大的国家有利。不管是好还是坏，信息革命正通过增加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削弱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使得世界政治变得更为复杂。在这方面，富国获益、穷国落后。虽然一些穷国，比如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在迈向信息经济时代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在2011年超过三分之一的互联网用户依然生活在欧洲与北美。今天，5个生活在北美的人当中就有4个人在使用互联网；而在非洲只有不足6%的人在使用互联网。世界仍然由各种不同的经济体所构成，有的以农业为主，有的以工业为主，有的以服务业为主。受信息革命极大影响的后工业化社会及其政府，同那些至今较少受信息革命影响的国家共存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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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数字分野（digital divide）的状况会持续多久呢？费用的下降可能让穷国实现跳跃式发展，即跨越某些发展阶段。例如，在很多非洲国家，廉价手机的功能除了通讯之外，还有金融和货币服务。无线通讯已经开始取代费用昂贵的有线通讯，语音识别技术可以让不识字的人使用电脑通讯设备。技术在不断传播，而且许多国家热衷于建立自己的硅谷。然而，识别高科技王国的虚拟钥匙，比开启实际的大门要更容易一些。随着时间的发展，穷国将（但不会很快）拥有发达的通讯基础设施、受保护的财产权、明智的政府政策、鼓励创建新产业的环境、成熟的资本市场以及一支熟练的劳动力大军（其中很多人懂英语，因为英语是互联网的主导语言），但是它们不会很快做到这一点。即便是在印度，虽然它已经符合上述一些标准，其软件公司雇用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印度12亿人口中依然有将近三分之二是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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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具有一种分权和拉平的效应，但它会使国家之间的权力对比均等吗？原则上说，随着信息革命降低费用和减少市场准入的壁垒，它将会削弱大国的权力和增强小国与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然而在实践中，国际关系要比这种技术决定论所描述的前景复杂得多。信息革命在某些方面的确帮助了小国，但是也在其他方面帮助了已经很强大了的国家。现实主义者提到了如下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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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规模因素依然很重要。经济学家所说的准入壁垒和规模经济依然存在于同信息有关联的权力的某些方面。比如，软权力就受到广播或者影视节目中的文化内容的极大影响。那些大的、有地位的娱乐产业，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就经常受益于规模经济。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支配地位，就是一个明证。那些后来者很难同好莱坞竞争，尽管印度宝莱坞（Bollywood）的影响在增大。不仅如此，在信息经济中，存在着”网络效应”，规模越大，回报越多。众所周知，一部电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第二部电话使得电话具有价值，随着电话网络的形成和发展，电话的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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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虽然目前传播已有信息的费用很低，但是新信息的收集和产生通常需要大量的投资。在许多竞争激烈的情势中，掌握新信息至关重要。在某些情况下，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一个人使用了信息，不会减少其他人使用信息的数量。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用蜡烛来进行类比：照亮别人的同时，也照亮了自己。然而，在一个竞争性的情势中，假如我先拥有发光体和比你先看到某些东西，那么这会有很重要的意义。情报收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以及中国收集和制造情报的能力都强于其他国家。公开发表的数字表明，美国每年花在与国防无关的情报方面的钱大约为550亿美元。在某些商业场合中，快速的追赶者往往比创业者要做得更好，而从国家间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看，创业者则通常比追赶者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一个具有讽刺意味但不让人觉得偶然的现象是，虽然人们在谈论互联网减少了距离的制约力，但是大量公司依然聚集在硅谷，一个位于旧金山南部的人口稠密的小地方，这是由于所谓的”鸡尾酒聚会效应”。取得成功的一个条件是，在新信息公布之前就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该信息。道格拉斯·麦格雷（Douglas McGray）指出：“在一个新技术总是会不断过时的产业中，企业必须了解需求、获得资金和把产品迅速地推向市场.否则就会被对手所击败。”[5]在信息经济中，市场规模以及竞争对手、供应商和消费者距离市场的远近，依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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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通常是信息系统标准和架构的制定者。正如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著名的诗句所说的，前进的道路在森林中分岔，你如果选择走其中一条道路，那么就不可能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中去了。虽然在有的时候，廉价的技术会为你提供捷径，使得你有可能超越创业者，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信息系统的路径依赖式的发展过程总是反映了创业者的有利地位。英语成为在互联网上被加以使用的语言，以及互联网上那些顶级域名的分布格局，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方面由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转型，另一方面由于冷战军备竞赛带动大规模投资，美国在各种信息技术应用方面通常总是创业者，现在还处于领先地位。然后，美国作为一个创业者也使得它更依赖于互联网，从而导致美国比朝鲜那样的孤立国家更为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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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事实力在国际关系关键领域中依然很重要。信息技术对武力的使用，产生了一些有利于小国的影响，也产生了一些对原本就很强大的国家有利的影响。现在用很少的费用就可以从商业渠道获得过去那些十分昂贵的军事技术，这有利于小国和非政府行为体，并且增加了大国的脆弱性。比如，今天任何一个人就可以从商业公司订购到，或者干脆从谷歌地球获得有关其他国家的卫星图像，花费很少或者是免费。商业公司和个人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卫星照片，而仅仅在几年以前，这些照片还属于高度机密的材料，花费了有关国家政府数十亿美元的金钱。几年以前，一个非政府团体认为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太危言耸听，于是公布了有关朝鲜导弹发射场的一些私人卫星照片。显然，其他国家可以购买到有关美国军事基地那样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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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定位系统（GPS）设备可以提供精确定位，它们在过去只为军方所使用，如今在沃尔玛这样的商场里就可以买到，很多新车都装有GPS导航系统。另外，信息系统为恐怖主义团体（包括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团体）增加了有利的打击目标，从而使得富国很脆弱。我们可以设想，未来一个高水平的敌手（比如拥有网络战资源的小国）可以对美国进行讹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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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也存在着随意发动的网络攻击的前景，而且由于一个国家无法搞清楚发起攻击的地方，实施威慑战略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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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他的发展趋势也增强了那些业已十分强大的国家的实力。信息技术带来了一场军事革命。部署在太空上的传感器、电视直播、高速计算机以及复杂的软件等，使人们具有了收集、分类、处理、传输和传播有关各地方发生的复杂事件信息的能力。这种重要的战争空间观念同精确打击目标武器相结合，会使得一方占据很大的优势地位。正如两次海湾战争所表明的，除非国家拥有把信息同武器相结合的能力，否则那种估计武器装备（如坦克和飞机）力量对比的方法就是毫无意义的。那就是萨达姆·侯赛因所犯的错误（也是那些在1990年预测美国将伤亡惨重的国会议员们所犯的错误）。很多相关的技术在商业市场上有出售，较弱小的国家会购买到很多这样的技术。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拥有最新的硬件或者先进的系统，而在于具有”使不同系统结合成一个系统”的能力，或者占据现代军事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节点。例如，虽然任何人都可以买到GPS接收机，但是美国军方在紧急状态下有能力更改GPS接收机赖以工作的信号，这是因为提供信号的卫星属于美国所有。换句话说，美国可以迅速地让那些使用GPS导航系统的敌对力量陷于混乱境地。由于在信息战中，甚至某个小小的优势地位就可能改变结局，所以美国的巨大领先地位今后很可能依然是重要的权力资源，尽管它也可能是一个脆弱之源。与此同时，中国和欧洲也在发展自己的导航系统，以便自己不受制于美国的权力。现实主义者所看到只是方式的变化，而非世界政治的基本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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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赞同国家仍将是世界政治基本单位的观点，但是他们认为信息革命将使民主国家的作用得到加强，从而最终实现康德的民主和平。就国家而言，大多数信息塑造者是民主国家。这并非偶然。民主国家社会熟悉信息的自由交流，而且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会因信息的自由交流而受到威胁。它们之所以能够塑造信息，是因为它们也能够获得信息。极权国家属于对信息反应迟钝的行为体之一，它们面临着更多的麻烦。有些国家的政府（比如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互联网服务商和网络内容提供方，以及监控互联网用户，来限制本国公民对互联网的使用。这样的控制是可能的，但是代价很高，而且出于政治目的的网络控制并不完全有效。新加坡是一个努力把政治控制同经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国家，它一直希望在进行政治控制的同时提高互联网的作用。但是，新加坡这样的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普遍反对控制互联网，新加坡面临着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知识工人流失的危险，这些人是确保新加坡在信息经济中保持竞争力的最为稀缺的资源。因此，新加坡就面临着一个困境。一方面，它要改革教育体制，鼓励个人的创新精神，这是信息经济所要求的。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放松对信息流动的控制。埃及在2011年的示威中曾经短暂地切断互联网服务，并且从中发现，封闭的体系总要付出较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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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体系要付出较高代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把资金注人一个极权国家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极权国家的重大决策过程是不透明的。自由主义者指出，透明度正成为那些争取外来投资的国家的重要资产。防止信息外流的能力看上去似乎对极权国家有利，但是它损害了国家的信誉与透明度，而信誉和透明度是在全球竞争中吸引外来投资的必要条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缺乏透明度的政府信誉较低，因为它们所提供的信息被认为是有偏见性和选择性的。而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压制性措施不仅在国内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而且会损害国家的国际声誉。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都认识到，压制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做法，会损害自己的声誉和软权力。它们通过启动民主化的进程，增强了自己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今后应该如何应对日益增强的有关政治参与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