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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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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的影响还处于初始阶段。它正在改变世界政治吗？现实主义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国家依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信息革命将对最强大的国家有利。不管是好还是坏，信息革命正通过增加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削弱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使得世界政治变得更为复杂。在这方面，富国获益、穷国落后。虽然一些穷国，比如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在迈向信息经济时代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在2011年超过三分之一的互联网用户依然生活在欧洲与北美。今天，5个生活在北美的人当中就有4个人在使用互联网；而在非洲只有不足6%的人在使用互联网。世界仍然由各种不同的经济体所构成，有的以农业为主，有的以工业为主，有的以服务业为主。受信息革命极大影响的后工业化社会及其政府，同那些至今较少受信息革命影响的国家共存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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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数字分野（digital divide）的状况会持续多久呢？费用的下降可能让穷国实现跳跃式发展，即跨越某些发展阶段。例如，在很多非洲国家，廉价手机的功能除了通讯之外，还有金融和货币服务。无线通讯已经开始取代费用昂贵的有线通讯，语音识别技术可以让不识字的人使用电脑通讯设备。技术在不断传播，而且许多国家热衷于建立自己的硅谷。然而，识别高科技王国的虚拟钥匙，比开启实际的大门要更容易一些。随着时间的发展，穷国将（但不会很快）拥有发达的通讯基础设施、受保护的财产权、明智的政府政策、鼓励创建新产业的环境、成熟的资本市场以及一支熟练的劳动力大军（其中很多人懂英语，因为英语是互联网的主导语言），但是它们不会很快做到这一点。即便是在印度，虽然它已经符合上述一些标准，其软件公司雇用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印度12亿人口中依然有将近三分之二是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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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具有一种分权和拉平的效应，但它会使国家之间的权力对比均等吗？原则上说，随着信息革命降低费用和减少市场准入的壁垒，它将会削弱大国的权力和增强小国与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然而在实践中，国际关系要比这种技术决定论所描述的前景复杂得多。信息革命在某些方面的确帮助了小国，但是也在其他方面帮助了已经很强大了的国家。现实主义者提到了如下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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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规模因素依然很重要。经济学家所说的准入壁垒和规模经济依然存在于同信息有关联的权力的某些方面。比如，软权力就受到广播或者影视节目中的文化内容的极大影响。那些大的、有地位的娱乐产业，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就经常受益于规模经济。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支配地位，就是一个明证。那些后来者很难同好莱坞竞争，尽管印度宝莱坞（Bollywood）的影响在增大。不仅如此，在信息经济中，存在着”网络效应”，规模越大，回报越多。众所周知，一部电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第二部电话使得电话具有价值，随着电话网络的形成和发展，电话的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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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虽然目前传播已有信息的费用很低，但是新信息的收集和产生通常需要大量的投资。在许多竞争激烈的情势中，掌握新信息至关重要。在某些情况下，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一个人使用了信息，不会减少其他人使用信息的数量。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用蜡烛来进行类比：照亮别人的同时，也照亮了自己。然而，在一个竞争性的情势中，假如我先拥有发光体和比你先看到某些东西，那么这会有很重要的意义。情报收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以及中国收集和制造情报的能力都强于其他国家。公开发表的数字表明，美国每年花在与国防无关的情报方面的钱大约为550亿美元。在某些商业场合中，快速的追赶者往往比创业者要做得更好，而从国家间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看，创业者则通常比追赶者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一个具有讽刺意味但不让人觉得偶然的现象是，虽然人们在谈论互联网减少了距离的制约力，但是大量公司依然聚集在硅谷，一个位于旧金山南部的人口稠密的小地方，这是由于所谓的”鸡尾酒聚会效应”。取得成功的一个条件是，在新信息公布之前就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该信息。道格拉斯·麦格雷（Douglas McGray）指出：“在一个新技术总是会不断过时的产业中，企业必须了解需求、获得资金和把产品迅速地推向市场.否则就会被对手所击败。”[5]在信息经济中，市场规模以及竞争对手、供应商和消费者距离市场的远近，依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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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通常是信息系统标准和架构的制定者。正如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著名的诗句所说的，前进的道路在森林中分岔，你如果选择走其中一条道路，那么就不可能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中去了。虽然在有的时候，廉价的技术会为你提供捷径，使得你有可能超越创业者，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信息系统的路径依赖式的发展过程总是反映了创业者的有利地位。英语成为在互联网上被加以使用的语言，以及互联网上那些顶级域名的分布格局，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方面由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转型，另一方面由于冷战军备竞赛带动大规模投资，美国在各种信息技术应用方面通常总是创业者，现在还处于领先地位。然后，美国作为一个创业者也使得它更依赖于互联网，从而导致美国比朝鲜那样的孤立国家更为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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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事实力在国际关系关键领域中依然很重要。信息技术对武力的使用，产生了一些有利于小国的影响，也产生了一些对原本就很强大的国家有利的影响。现在用很少的费用就可以从商业渠道获得过去那些十分昂贵的军事技术，这有利于小国和非政府行为体，并且增加了大国的脆弱性。比如，今天任何一个人就可以从商业公司订购到，或者干脆从谷歌地球获得有关其他国家的卫星图像，花费很少或者是免费。商业公司和个人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卫星照片，而仅仅在几年以前，这些照片还属于高度机密的材料，花费了有关国家政府数十亿美元的金钱。几年以前，一个非政府团体认为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太危言耸听，于是公布了有关朝鲜导弹发射场的一些私人卫星照片。显然，其他国家可以购买到有关美国军事基地那样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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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定位系统（GPS）设备可以提供精确定位，它们在过去只为军方所使用，如今在沃尔玛这样的商场里就可以买到，很多新车都装有GPS导航系统。另外，信息系统为恐怖主义团体（包括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团体）增加了有利的打击目标，从而使得富国很脆弱。我们可以设想，未来一个高水平的敌手（比如拥有网络战资源的小国）可以对美国进行讹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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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也存在着随意发动的网络攻击的前景，而且由于一个国家无法搞清楚发起攻击的地方，实施威慑战略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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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他的发展趋势也增强了那些业已十分强大的国家的实力。信息技术带来了一场军事革命。部署在太空上的传感器、电视直播、高速计算机以及复杂的软件等，使人们具有了收集、分类、处理、传输和传播有关各地方发生的复杂事件信息的能力。这种重要的战争空间观念同精确打击目标武器相结合，会使得一方占据很大的优势地位。正如两次海湾战争所表明的，除非国家拥有把信息同武器相结合的能力，否则那种估计武器装备（如坦克和飞机）力量对比的方法就是毫无意义的。那就是萨达姆·侯赛因所犯的错误（也是那些在1990年预测美国将伤亡惨重的国会议员们所犯的错误）。很多相关的技术在商业市场上有出售，较弱小的国家会购买到很多这样的技术。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拥有最新的硬件或者先进的系统，而在于具有”使不同系统结合成一个系统”的能力，或者占据现代军事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节点。例如，虽然任何人都可以买到GPS接收机，但是美国军方在紧急状态下有能力更改GPS接收机赖以工作的信号，这是因为提供信号的卫星属于美国所有。换句话说，美国可以迅速地让那些使用GPS导航系统的敌对力量陷于混乱境地。由于在信息战中，甚至某个小小的优势地位就可能改变结局，所以美国的巨大领先地位今后很可能依然是重要的权力资源，尽管它也可能是一个脆弱之源。与此同时，中国和欧洲也在发展自己的导航系统，以便自己不受制于美国的权力。现实主义者所看到只是方式的变化，而非世界政治的基本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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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赞同国家仍将是世界政治基本单位的观点，但是他们认为信息革命将使民主国家的作用得到加强，从而最终实现康德的民主和平。就国家而言，大多数信息塑造者是民主国家。这并非偶然。民主国家社会熟悉信息的自由交流，而且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会因信息的自由交流而受到威胁。它们之所以能够塑造信息，是因为它们也能够获得信息。极权国家属于对信息反应迟钝的行为体之一，它们面临着更多的麻烦。有些国家的政府（比如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互联网服务商和网络内容提供方，以及监控互联网用户，来限制本国公民对互联网的使用。这样的控制是可能的，但是代价很高，而且出于政治目的的网络控制并不完全有效。新加坡是一个努力把政治控制同经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国家，它一直希望在进行政治控制的同时提高互联网的作用。但是，新加坡这样的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普遍反对控制互联网，新加坡面临着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知识工人流失的危险，这些人是确保新加坡在信息经济中保持竞争力的最为稀缺的资源。因此，新加坡就面临着一个困境。一方面，它要改革教育体制，鼓励个人的创新精神，这是信息经济所要求的。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放松对信息流动的控制。埃及在2011年的示威中曾经短暂地切断互联网服务，并且从中发现，封闭的体系总要付出较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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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体系要付出较高代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把资金注人一个极权国家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极权国家的重大决策过程是不透明的。自由主义者指出，透明度正成为那些争取外来投资的国家的重要资产。防止信息外流的能力看上去似乎对极权国家有利，但是它损害了国家的信誉与透明度，而信誉和透明度是在全球竞争中吸引外来投资的必要条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缺乏透明度的政府信誉较低，因为它们所提供的信息被认为是有偏见性和选择性的。而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压制性措施不仅在国内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而且会损害国家的国际声誉。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都认识到，压制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做法，会损害自己的声誉和软权力。它们通过启动民主化的进程，增强了自己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今后应该如何应对日益增强的有关政治参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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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互动和虚拟共同体今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免费信息通过众多渠道增加其流通量，已经造成了这样一个政治后果，即国家丧失了很多控制本国信息的权力。寻求发展的国家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及其相关的组织。地缘意义上的共同体依然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希望本国快速发展的政府将不得不取消那些保护官员不受外界监督、阻碍信息流动的壁垒。那些希望提高本国发展水平的政府再也不能把自己的金融和政治形势隐藏在国家的暗箱之中（比如朝鲜和缅甸所做的那样）。随着开放和民主观念的传播，自由主义者看到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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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信息革命是否改变世界政治这个问题，建构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更加激进的观点。一些建构主义者声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经开始走向消亡。第三次信息革命对中央政府的影响还处于初始阶段。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海蒂·托夫勒（Heidi Toffler）和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认为，信息革命正在葬送产生于工业革命时代的那种等级制的官僚组织。[6]在公民社会中，随着分权化的组织与虚拟共同体在互联网上产生，它们跨越了领土管辖界线，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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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预言家是正确的话，那么结果将会是一种新的网络封建主义（cyber-feudalism），即公民具有多重认同和效忠对象，以及声称对公民具有管辖权的共同体相互重叠。简单地说，这些变革意味着，在过去350年中主导世界政治的现代集权化国家将会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将面对的不再是”国际”政治，而是范围更广的”世界政治”。一位生活在中世纪的欧洲人，可能会同等地效忠地方领主、公爵、国王和教皇。一个未来的欧洲人可能同时效忠布列塔尼、巴黎、布鲁塞尔以及一些与宗教、工作和各种兴趣相关的网络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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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今天的国际体系依然属于主权国家体系，但是建构主义者指出，我们可以开始思考一种共同体和治理方式重叠与交叉的模式，它有点类似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正式确立国家体系之前的情势。在封建时代，跨越政治边界的跨国接触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它逐渐为后来兴起的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所压制。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在30年前，跨国接触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它只限于数量相对较少的跨国公司、科学团体以及学术组织的精英人士之间的联系。如今，互联网正在为无数人提供费用低廉的、参与跨国交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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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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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问题是当今世界政治中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许多政治家抵制任何可能限制国家自主地位的做法。他们对联合国在限制武力的使用方面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世界贸易组织做出经济决定以及创立关于环境的制度与条约的努力感到担忧。在他们看来，有关国际共同体的想法纯属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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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关主权国家命运的辩论一直是有误区的。正如建构主义政治学家约翰·鲁杰（John Ruggie）所说的：“现在有一种极其苍白无力的思想倾向，即从思考可能取代国家的制度实体之角度，来想象国家体系所面临的长期挑战。”[7]一种更好的历史类比事例是在封建早期阶段形成的市场与城镇生活。中世纪的贸易集市并没有取代封建权威制度。它们没有拆毁城堡的城墙，也没有废黜当地领主，但是确实带来了新的财富、新的联盟以及由”城镇空气带来自由”这句格言所概括的新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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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商人创造了商人法（Lex Mercatoria），即用来管理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套商务活动的私人行为规则。同样地，在今天，从黑客到大公司，每个行为体都在制定互联网规则与规范，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正式的政治制度的控制范围之外。跨国公司所使用的设有防火墙的局域网（intranet）以及编成密码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公共空间为私人所挪用”[8]。像公司局域网或者涉及专门问题（如环境）的新闻组这样的私人系统，并没有正面挑战主权国家的政府；它们只是增加了一种主权国家无法有效控制的相互关系。人们在参加跨国网络共同体的同时，可以继续充当效忠国家的公民，但是他们的视野一定会与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那些典型的、效忠国家的公民的视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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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互联网时代，政治制度的角色也可能渐进发生变化。在领土国家兴起之后，其他取代中世纪统治方式的行为体，比如意大利的城邦国家和汉萨同盟，依然作为有活力的替代方式而得以继续存在，能够进行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征税与争斗。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主权国家继续存在，而是主权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功能正在怎样被加以改变。“国家的影响力在某些领域得到增强，在某些领域则受到削弱。当权者们已经认识到，远离一些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增强自己的有效控制力。”[9]所有的国家，包括最大的国家，都面临着日益增多的难以在主权国家边界内加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资金流动、毒品交易、气候变化、艾滋病、难民、恐怖主义以及文化入侵等等。国家治理的复杂化并不能等同于主权受到侵害。政府会适应变革。然而，在适应的过程中，它们也改变了对主权管辖、控制以及私人行为体的角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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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美国边界的控制问题为例。机场、港口以及陆上边境口岸都面临着各自特有的挑战。在2010年，单单是从陆上边界口岸进入美国的，就有2.34亿人、9300万辆小汽车、1000万辆卡车、33.5万辆巴士、3.4万列火车。据估计，大约有500万名非法移民通过步行或者乘车，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边境地区进入美国。“9·11”事件表明，恐怖主义者可以很容易地溜进美国，而且运入几磅致命的生物或化学制剂，比每年非法贩运数吨的海洛因和可卡因要更容易。国土安全部对付这类人和物品流入美国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在其他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情报人员与协作行动把手伸到境外，以及依靠私营企业开发商品流通的跟踪系统，让执法人员可以对运入美国的货物在入境之前进行”虚拟”检査。今天，海关人员在拉丁美洲的各个地方协助企业采取安全措施，以减少为贩毒分子所利用的风险，而且监控商品流通的国际合作机制也正在创建之中。主权国家的确在适应变革，但这样一来，它也改变了政府管辖权的含义与排他性。法律边界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它在实践中显得很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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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即不存在对基本价值的威胁，是另外一个例子。气候变化或者病毒传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者生命威胁，会比一些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更严重。即便我们从更为狭义的角度来界定国家安全的含义，即把国家安全定义为有组织的暴力，军事安全的性质也正在发生着变化。正如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委员会（U.S. Commissionon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所指出的，美国自从1814年以来一直没有受到外国军队的入侵，美国军队的任务是在远离本国领土的地方投放力量和从事战争。然而，美国军队并不能有效保护美国自己，无法避免恐怖主义者利用民航飞机作为武器对美国本土发动攻击。单纯从数字上说，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的跨国恐怖袭击中所遭受的人员损失，要大于日本人在1941年袭击珍珠港所造成的损失（然而，从死亡人数占总人口比例来看，后者几乎是前者的2倍）。今天，攻击者可能是政府、团体、个人或者某种联合体。2001年9月11日袭击美国的基地网络，其成员包括来自许多国家的个人与团体，据说在50个国家（包括美国）有其基层组织。然而，有的入侵者可能具有秘密身份，而且甚至离目标国家很远。如本书后面将论述的，网络攻击可能对安全构成真正的跨国性威胁。于是，核威慑、边境巡逻以及驻军海外以塑造地区均势等等，在信息时代依然很重要，但是它们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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