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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和复合式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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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并没有使得国家间的权力分布均等。假如它所导致的结果正好相反，那么现实主义者可能觉得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实。但是，如何解释政府的作用和所有国家的权力因此下降这种现象呢？这方面的变化比较符合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的预测。今天，复合式相互依存的程度的确要比过去大得多，因为社会之间的交流渠道是多种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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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爆炸已经带来了”丰富的惊论”（paradox of plenty）。[17]丰富的信息导致了注意力的分散。人们面对着过多的信息时，很难集中注意力。于是，注意力，而不是信息，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那些能够把有价值的信号同背景噪音加以区分的人便拥有了权力。编辑、信息筛选员以及出点子的人变得更加抢手，而且这也是一种权力的源泉。商标名称和获得国际”好管家”的称号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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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众对于宣传的态度，也变得更加谨慎和敏感。宣传作为免费信息的一种形式，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希特勒和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效地运用了宣传鼓动手段。在20世纪90年代，米洛舍维奇控制了电视台，为维护自己在塞尔维亚的权力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信度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源，它是软权力的一个来源。信誉现在甚至比过去要重要得多，政治斗争是围绕着确立自己的信誉和破坏别人的信誉来进行的。在有关可信度的竞争中，不仅政府之间互为对手，而且政府也同包括新闻媒体、公司、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以及科学共同体网络等等在内的众多行为体进行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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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已经变成了一场争夺可信度的竞争。叙事变得更加重要。传统的权力政治典型地表现为哪一方的军事或经济实力占上风。然而在信息时代，谁的故事能获得胜利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同其他组织之间相互竞争，旨在增强自己的可信度和削弱对手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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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看到的塞尔维亚和北约相互进行的较量，实际上是竞相提出一个有关1999年在科索沃发生的事件以及次年在塞尔维亚发生的事件之解释框架。在2000年10月发生导致米洛舍维奇下台的游行示威活动之前，45%的塞尔维亚成年人收听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节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只有31%的人收听由政府控制的贝尔格莱德电台。[18]不仅如此，另外一家国内电台B92播送了来自西方的新闻报道，而且在政府极力把它关闭的情况下，继续在互联网上提供这样的消息。在2006年以色列与非政府行为体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中，虽然以色列军队在空中占上风，但是以色列空袭导致儿童被杀的电视画面，让真主党获得了宣传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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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纯属宣传的信息不仅可能为人所不屑，而且也可能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因为它会损害一个国家的信誉。在2003年，有关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夸大其词的说法，虽然可能帮助动员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拉克的战争，但是民意调査表明，在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被推翻之后，英国和美国的信誉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在新的条件下，软推销（softsell）可能比硬推销（hardsell）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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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的例子表明，隐瞒信息的人不一定就能获得权力。在某些情况下，私有信息可能会破坏该信息拥有者的信誉。正如诺贝尔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ckerloff）所指出的，二手车卖方比潜在的买方更了解该车的缺陷。而且，坏车的车主比好车的车主更想把自己的车卖掉。这些因素使得想买二手车的人总想把车价压低，以补偿自己因没有发现的缺陷而遭受的损失。这样一来，二手车的卖主虽然拥有较多的信息，但是并没有把车卖个好价钱，而且不能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好的二手车。在不对称的贸易相互依存关系中，权力属于那些敢于坚持立场或者断绝贸易关系的一方，信息权力则不同，它属于那些可以编辑信息、辨别信息的真伪，从而获得正确和重要信息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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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免费信息资源，加上可信度的重要作用，软权力很可能与过去不一样，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视为物质资源的作用。在信息制造和传播能力属于稀缺资源的时候，控制出版社、电台和报纸就是至关重要的。硬权力——比如使用武力占领电台——可以产生软权力。从全世界的电视业来看，财富也可以产生软权力。例如，有线新闻网（CNN）总部设在亚特兰大，而不是在安曼或者开罗，这是因为美国在该产业和技术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CNN从根本上说是美国的公司，它把这个事件描述为侵略行为（类似于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的行为），而不是旨在洗刷殖民统治屈辱的正义行为（类似于印度的果阿在20世纪60年代摆脱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解放”），从而影响了世界范围的民众对此问题的认识。但是，到2003年的时候，在中东地区已经出现了有线电视网，比如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和阿拉伯语新闻频道（Al Arabiya），它们打破了美国人的垄断地位，提供了当地人对有关伊拉克战争问题的看法。在信息时代，占领伊拉克及其相关报道，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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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全球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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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似乎已经进入了新中世纪主义（neomedievalism）发展阶段，制度和权威的源泉都是多种多样的。正如中世纪的圣殿骑士团或者圣芳济会的领袖们所享有的地位仅次于那些最有权势的君王那样，今天的大赦国际的秘书长和荷兰皇家充牌公司的首席行政官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远远大于马尔代夫、纳米比亚和瑙鲁的领导人。国家可能不会很快就消亡，但今天的国家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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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斯皮罗（Peter J. Spiro）[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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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权力和软权力的这种密切关系，可能在信息时代复合式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削弱。广播电视的权力依然存在，但是互联网将日益补充广播电视的作用，互联网有众多的通讯渠道，并且受到众多行为体的控制，这些行为体不能使用武力来控制对方。影响冲突的因素不仅包括那些拥有电视网络、电台或者网站的行为体，也包括那些关注信息和错误信息来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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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咬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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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M.Gates）星期一呼吁美国政府投入更多的金钱和努力来增强”软权力”工具，包括外交、经济援助以及沟通，因为单靠军事无法维护美国在全世界的利益……盖茨先生戏称，自己作为国防部长，却在国内周游，并努力为增加其他部门的预算而四处游说，这可能属于反常的”人咬狗”的新闻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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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7日《纽约时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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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广播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形式，它长期以来影响着公众舆论。广播电视台通过关注某些冲突事件和人权问题，促使政治家对一些国外的冲突事件做出反应，而对另一些国外冲突事件则不予关心——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索马里冲突和苏丹南部冲突，美国只对前者做出反应。无怪乎政府一直极力影响、操纵或者控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因为数量相对较少的广播电视台可以被用来向数量众多的人传播相同的信息。然而，从广播（broadcasting）变成”窄播”（narrowcasting），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有线电视和互联网使得信息发布者们瓜分受众群体，分别面对一部分受众。互联网的交互作用对政治的影响更大，它不仅让人们注意力集中，而且有助于协调跨国行为。YouTube视频会影响政治问题被认知和解读的方式。费用很低的交互作用，促使了新型的虚拟共同体（virtual community）的出现：虽然一群人相互间的物理距离很远，但他们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独立团体中的一员。跨国通讯已经使得边界更容易被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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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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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家行为体并非都是善意的。毒品卡特尔、贩卖人口团伙以及有组织的犯罪辛迪加，显然都不属于善意的非国家行为体。对于这些恶意的非国家行为体来说，信息革命给它们提供在比过去要远得多的地方采取行动的新机会。“9·11”事件发生之后，乔治·W.布什总统在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说中宣布进行”反恐战争”，并表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将对整个世界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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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导致来自90多个国家的2974位无辜民众丧失生命，其中不包括19名丧生的劫持者。记录第二架飞机撞击世界贸易中心这一段令人感到恐怖的视频，几乎是瞬间传遍了全世界，差不多使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都表达了震惊、愤怒、悲痛以及同情美国的心情。这些恐怖袭击行为之所以令人感到恐怖，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攻击手段的科技含量很低这一事实。那些劫持飞机的恐怖主义者仅仅携带在任何一个五金店就可以买到的美工刀，他们成功地通过安检，并且把民航客机变成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攻击行动如此轻而易举，这使得类似事件很可能在未来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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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华尔兹所说的第一个意象（即个人分析层次）：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9·11”事件对美国人的心理以及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正如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所解释的，人类对于来自他人的威胁极其敏感，这会导致道德义愤，而且这样的威胁看上去是确切无疑、实实在在的，同时也让人猝不及防。恐怖主义行动就像舞台剧，恐怖主义者正是利用其行为的戏剧性效果来扩大影响。吉尔伯特指出，全球气候变暖很可能将对美国的财产造成更大的损害，但是这种损害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并非蓄意预谋、逐步产生的。[22]于是，我们有”反恐战争”，却没有”反气候变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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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跨国恐怖主义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到底有多严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选择的视角，以及事件所发生的时间段。假如我们把跨国恐怖主义主要看作是非正常死亡的一个原因，那么它在目前并非属于一个严重的全球问题。从全球角度来看，跨国恐怖主义攻击的高峰期出现在1987年。如果不算”9·11”事件以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生的针对外国人的暴乱（正是反恐战争让外国人处于易受攻击的境地），那么在过去15年里，全世界每年因为恐怖主义而丧生的人数不足5000人。恐怖主义攻击频率是平均每天不到1起。作为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之一，恐怖主义在排行榜上的位置很靠后，排在不安全饮用水、传染病、交通事故、吸烟、过敏反应以及肥胖症之后。在全世界发生的所有跨国恐怖主义事件中，其中只有相对很少的部分与”基地”组织有关。拉美的毒品卡特尔以及准军事组织所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数量要比这多得多。“基地”组织发动恐怖袭击的频率，如果不包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迄今为止大约是每年2次。除了”9·11”事件之外，“基地”组织每次攻击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大致平均为50人。虽然我们很难得到有关恐怖主义袭击的可靠信息，因为政府不愿意公布可能影响未来行动的信息，但是很清楚，很多”基地”组织的攻击行为事先得到及时制止。也有一些恐怖袭击行动由于能力不足以及不够专业的原因而失败了。“基地”组织攻击美国科尔号战舰（USS Cole）事件，实际上是该组织第二次试图攻击也门亚丁港口内的美国战舰：在第一次预谋的攻击行动中，恐怖主义者在他们的船上装载了太多的炸药，导致船只沉没和攻击行动失败。美国当局抓到了”千禧年炸弹客”艾哈迈德·雷沙姆（Ahmed Ressam），他在入境处受到盘问后情绪失控并企图逃跑。“基地”组织早在1993年就对世界贸易中心发动第一次攻击，即一辆卡车在该中心地下车库内爆炸。这次攻击只能说是部分成功，它导致6人死亡，1400人受伤。然而，这次攻击也可以说是失败的，因为它并没有达到让世贸双子星倒塌的目标，而且参加攻击的恐怖主义者也被抓获，这些人竟然愚蠢地返回位于新泽西州的租赁公司，在没有把卡车开回去的情况下还想要回租车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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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恐怖主义者在当下只是导致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他们假如能够获取、运输以及引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WMD）的话，那么将会使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达到灾难性程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政府十分重视反恐问题，这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即便是”基地”组织或者其他某个跨国恐怖主义团体得以染指核武器、化学武器或者生物武器，这也并不能对现代发达国家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在冷战的后半期，苏联拥有在半个小时之内摧毁美国社会的能力。而”基地”组织最多能够让美国一座城市陷于混乱，产生一个或许宽达几英里的辐射区。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出于多种考虑。首先，发起一次成功的跨国恐怖主义攻击所需要的组织性能，与造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所需要的组织性能是有很大区别的。恐怖主义团体必须在雷达探测之下进行作业，这就需要拥有必要的资金与通讯手段，组建一些由相互间联系松散的技工所构成的操作小组。要获取、运输以及引爆一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需要拥有一大批具备丰富知识的人才、一个精细的安全团队以及规避或挫败现代主权国家的侦探、封锁的能力。做这些事情要花费很多钱，也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基地”组织每年的行动预算大概不会超过3000万美元，或者它只相当于1%的美国国防预算中的不到5%。除了面对面的会见之外，恐怖主义者也利用通讯设施（手机、电台以及互联网）进行活动，但是这样做比较容易为国家情报机构所监视，从而难以摆脱被挫败或抓捕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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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地”组织能够做到破坏美国的民主特性，束缚其硬权力资产，侵蚀其软权力吸引力。恐怖主义就像柔术（jiu jitsu）运动，小个子进攻者借助大个子防守者的力量来击败对手。可以说，“基地”组织通过促使美国对”9·11”事件采取过激反应行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即使用空中力量以及特种部队推翻塔利班政权以及破坏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获得了联合国的授权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但是，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即在2003年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并没有获得联合国的授权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称美国有权利、也有意愿发动预防性战争，以便应对未来可能来自远方的威胁（该文件本身不恰当地使用了”先发制人战争”这个词），这种单边主义与挑衅性的危险思想让国际社会感到震惊。《爱国者法案》中的一些条款以及在古巴关塔那摩设立囚禁恐怖主义者的监狱，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对民主原则、个人自由以及法制这些美国最具吸引力的软权力资源造成了损害。换句话说，在一些人看来，“9·11”之所以是一场”成功的”恐怖主义袭击，主要不是因为它导致的死亡与破坏，而是因为引起了美国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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