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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三章伊朗的骄傲与“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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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世纪中叶，伊朗被阿拉伯军队入侵和征服。伊朗人对这段历史很敏感。他们经常提醒有些西方人，说这些人已经忘记了伊朗人民从来没有想要变成阿拉伯人或者拥抱阿拉伯的文化，他们也没有寻求被置于任何的阿拉伯主宰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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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宿命论的意义上，不只是伊朗人，而且那些敌视伊朗的人也相信，上帝为伊朗的未来有一个特定的安排。古犹太先知耶利米（Jeremiah）曾提到一个上帝的启示，说在末日的时候，上帝要在以拦[1]设立宝座：“我要在以拦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耶利米书》49
:38）这是不是说，到那时，伊朗将再次成为“西方”必须应对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性力量？对那些相信宗教预言的人来说，耶利米传递的这个信息，是在提醒人们注意伊朗在未来的重要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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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叶派大国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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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当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北非继续扩张之时，紧邻它的东部地区崛起了一个新的伊斯兰国家，这就是位于今天伊朗的、信奉什叶派的萨非王朝。奥斯曼与萨非展开了近两个世纪的竞争，这也反过来制约了奥斯曼人在西方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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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萨非王朝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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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非王朝的基础是萨非教团与来自中亚的游牧部落的联合。13世纪与14世纪之交，库尔德人萨非·阿丁（Safi ad-Din，1252—1334）在伊朗西南部创立了教团。1392年以后，萨菲教团尊奉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Twelver Shi’ah）[3]。伊朗地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边缘，就语言、民族和文化而言，伊朗都自成一体。伊朗长期在政治和文化上抵制阿拉伯的征服，易于形成地方割据局面，也方便了作为反对派的什叶派的生存与发展。这些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伊斯兰教什叶派一旦在伊朗本土化，且不再被视为阿拉伯的舶来品，伊朗人就较容易地接受了它。这样，对伊朗人来说，所谓被阿拉伯人主导的一种深深的历史性介怀，也就释然了。在很多方面，伊朗是主动地孤立于阿拉伯世界之外的。伊朗人的什叶派身份使其与周围的穆斯林区别开来，这为后来波斯民族的统一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奥斯曼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迫害什叶派，也引起了小亚细亚东部与伊朗临近地区的不满。萨非教团与受到奥斯曼人迫害的什叶派游牧部族联合起来，在15世纪中期发展成为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什叶派运动。我们说过，什叶派是尊奉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这一系的伊斯兰教派别，只承认阿里及其后裔才是合法的继任者，他们是穆斯林中的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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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非王朝的开创者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伊思迈尔一世。15世纪末，作为萨非教团的首领，伊斯迈尔自称是阿里的后裔和隐遁伊玛目[4]的代理人。1502年，伊斯迈尔进军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进而占领大不里士，开始自称“沙”[5]，是为伊斯迈尔一世，萨非王朝由此建立。伊斯迈尔一世所率领的是讲突厥语族语言的游牧民与萨非教团的联军，他们以“红头军”（Kızılbaş）闻名，因为每个士兵都头戴深红色的帽子，上有十二个黑色流苏或折角，以纪念什叶派的十二位伊玛目。伊斯迈尔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后裔（阿里是法蒂玛的丈夫），有利于加强自身的宗教正统性；此外，他还自称是被阿拉伯人灭亡了的波斯帝国——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224—651）——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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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10年，伊斯迈尔凭借强大军队，以“圣战”的名义东征西讨，征服了整个伊朗高原、里海沿岸、呼罗珊、中亚部分地区以及伊拉克，建立起萨非帝国。萨非帝国有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东边是乌兹别克人，西边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二者都是逊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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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迈尔一世的扩张最初进行得颇为顺利，在西边突进到现代土耳其境内。在东边，伊斯迈尔的军队于1510年在今土库曼斯坦境内打败了乌兹别克人，并杀死其领袖。他还用武力吞并了深受伊朗文化影响的阿富汗地区。这些开疆拓土之举为萨非帝国奠定了基础。但奥斯曼人旋即展开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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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年，对萨非王朝采取和解政策的奥斯曼苏丹巴耶济德二世（Bayezid Ⅱ，1481—1512年在位）被迫退位，“冷酷者”苏丹塞利姆一世取而代之。塞利姆迅即镇压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什叶派。他还对萨非王朝实行经济封锁，干扰其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丝绸出口。1514年，在查尔迪兰（位于小亚细亚东部）战役中，伊斯迈尔的军队被奥斯曼军队打得大败。当时伊斯迈尔还沉迷于传统的骑兵，而奥斯曼的禁卫军已采用来自欧洲的热兵器技术（滑膛枪）。伊斯迈尔一世也被击中受伤，从此一蹶不振。在接下来的100多年中，尽管萨非王朝能够继续挑战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在1508—1534年和1623—1638年两度统治巴格达，但是，查尔迪兰战役的失败，迫使萨非王朝的权力中心从东安纳托利亚退回到伊朗高原，并最终定都在伊斯法罕。查尔迪兰战役也基本上奠定了之后伊朗和土耳其势力的边界，直接影响了当代中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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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迈尔之后，最著名的萨非君主是第五位统治者阿巴斯一世（Abbas I，1587—1629年在位）。阿巴斯进行了军事改革，将传统的部落兵制改为募兵制，军队由“沙”统一指挥。阿巴斯还雇用两位英国冒险家帮助建立了火炮部队。阿巴斯一世鼓励对外贸易，改革政府机构，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欧洲国家（如神圣罗马帝国）合作。萨非帝国在对外战争中打败了中亚的乌兹别克人，征服了波斯西北地区、高加索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并将来犯的葡萄牙人驱逐出霍尔木兹海峡。阿巴斯把伊斯法罕扩建成为宏伟壮丽的城市，兴建了数百座清真寺以及众多的园林、政府机构、宫殿、皇家陵墓和广场，使其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在阿巴斯的统治下，萨非帝国达到了鼎盛。但是，萨非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始终存在严重矛盾。由于宗教问题和领土问题，双方军事冲突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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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萨非帝国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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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非王朝的领土上，原有的波斯文化传统非常浓厚。萨非王朝则推行了伊斯兰化，极大地改变了伊朗的文化面貌。萨非王朝建立之前，波斯人大多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1501年进入大不里士之后，伊斯迈尔就宣布将十二伊玛目派尊为官方宗教，实行强制皈依的政策，并在钱币上铸上什叶派的口号。与奥斯曼帝国不同的是，萨非王朝治下并没有人数可观的非穆斯林族群。萨非王朝一方面强调伊斯兰教的神权原则，另一方面继承了波斯帝国的政治传统，实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国王兼有什叶派宗教领袖与世俗君主的双重权力。萨非王朝将什叶派宗教学者纳入王朝的官方体系。官方的什叶派宗教学说则赋予了国王神圣的外衣，巩固了国王的权力，并成为与乌兹别克人和奥斯曼人进行斗争的意识形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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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非时代的伊朗，什叶派的传统教法学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强调伊玛目的绝对权威和宗教学者的从属地位，进而成为维护教俗合一体制下君主政治的理论工具。但在王朝末期，随着王权的衰微，新出现的教法学派倡导理性和创制的法律实践，否认世俗君主的宗教权威，进而主张什叶派穆斯林要绝对顺从教法学家，而不是顺从世俗君主，这使什叶派的宗教阶层迅速成长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开始挑战王权，成为长期影响之后伊朗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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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源自中亚游牧部族的“红帽军”也一度极大地制约了王权。中亚游牧部落的迁徙浪潮、蒙古帝国的西征、帖木儿帝国的统治以及黑羊王朝与白羊王朝的角逐，深刻地改变了伊朗社会的人口结构，游牧部落成为支配伊朗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伊斯迈尔统治时期，游牧部族是萨非王朝的重要兵源。萨非王朝曾将大量土地分封给红帽军作为军事封邑，红帽军首领大都出任萨非王朝的军政要职，作为省区总督的红帽军势力在所辖范围内拥有广泛的统治权力，日益呈现出离心倾向。伊斯迈尔的儿子曾暂时控制住红帽军，并大力引进新的军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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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非王朝也有类似于奥斯曼人的“奴官制”做法，不过，他们征召的是格鲁吉亚人、切尔克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在阿巴斯时代，通过更多地使用“奴官”，萨非王朝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全部装备滑膛枪的禁卫军，另外还建立了炮兵团，从而逐渐摆脱了对红帽军的依赖。萨非王朝将红帽军的土地收回，变成了王室土地，并任命非突厥系的新军将领出任省区总督，进一步削弱了红帽军集团。通过组建职业化的新军和控制税收，萨非王朝加强了中央集权，极大地提升了国力，在与乌兹别克人和奥斯曼人的竞争中一度处于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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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关系方面，萨非王朝比较开放，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阿巴斯曾寻求与莫卧儿帝国和欧洲大国建立外交关系，借以对抗奥斯曼人和乌兹别克人。他将波斯湾开辟成重要的贸易路线，避开了奥斯曼人和乌兹别克人的领土。在1507—1515年，葡萄牙人企图巩固他们在印度洋的霸主地位，占领了波斯湾和印度洋之间海峡中的霍尔木兹岛。阿巴斯无力收复该岛。恰好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都在与葡萄牙人竞争，它们迫不及待地想与伊朗发展贸易关系。1622年，为了报答贸易优惠权，英国人帮助阿巴斯赶走了葡萄牙人。到1635年，英国人又和荷兰人一起打败了葡萄牙人。总体上，欧洲的商人、外交家、传教士在伊朗受到了统治者的欢迎和保护，这个时期的伊朗呈现出一派开放繁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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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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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非的统治者重视资助文化事业，包括书籍出版和艺术。在帝国的极盛时期，以波斯细密画为代表的艺术也迎来了其发展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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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密画是波斯地区颇为流行的艺术形式，是在手抄经典或民间传说、科学等书籍中和文字相配合的一种小型插图，内容多涉及波斯和印度的寓言、传说以及帝王、英雄传记中的人物，宗教内容反而很少。在13世纪，蒙古征服带来了中国绘画的影响，细密画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中因而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元素。细密画本质上是贵族艺术，是上流社会珍视的礼品和奢侈品，画师多数聚集在宫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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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非时期是波斯细密画史上的黄金时期，历代统治者大力赞助艺术，涌现出大批卓越的艺术家。大不里士、设拉子、赫拉特、伊斯法罕都是波斯细密画的艺术中心。15世纪下半叶，赫拉特画派形成，将中国和拜占庭艺术的因素巧妙地融化于本民族艺术中，其代表人物是毕扎德（Kamaleddin Behzad，约1450—约1535）。赫拉特画派使萨非王朝的细密画走向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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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迈尔一世也热衷于艺术。他将都城大不里士发展成为当时的文化艺术中心。伊斯迈尔攻陷赫拉特城后，以毕扎德为代表的艺术家来到大不里士。在这一时期毕扎德创作出很多传世作品，如设拉子的萨迪（Saadi of Shiraz，1210—约1291）的诗集《果园》的插图；毕扎德最大的贡献是主持了菲尔多西（Abul-Qâsem Ferdowsi Tusi，940—约1020）的大型民族史诗《列王传》（Shahnama）插图的绘制，该史诗自11世纪以来就在中亚和西亚地区广为流传，讲述了波斯远古的神话传说、英雄故事和中古时的大事。毕扎德主持绘制的《列王传》配图抄本成为当时宫廷藏书中装帧最豪华的图书。伊斯迈尔死后的50多年，是萨非王朝细密画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画坛魁首当数宫廷画师苏丹·穆罕默德，他的名作《情人》描绘了一对男女恋人，色调和背景都呈现出一种唯美情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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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一世将都城迁往伊斯法罕，在他统治的40余年间，萨非国力达到鼎盛，细密画继续发展。伊斯法罕画派的代表性人物是礼萨·阿巴西（Reza Abbasi，约1565—1635），其作品给人以清雅的视觉效果。1627年，伊斯法罕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穆罕默德·卡西姆（Muhammad Qasim Tabrizi，？—1659）为阿巴斯一世画了一幅细密画，现收藏于巴黎卢浮宫，题为《阿巴斯一世与他的侍从》（Shah Abbas and his Page Boy），这幅画表现的是年老的国王与其年轻男侍从的亲密关系。这幅画描绘树的枝节的风格显然受到中国和欧洲画法的影响。画的右侧附有一首小诗：“愿生活用爱人的唇、河流的水与酒杯的琼浆满足你所有的渴念。”[7]如果不是画中的侍从戴着伊斯兰缠头，他其实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女性。这是极少的反映帝王私生活的画面，而且是当时人画的。如前述，阿巴斯一世是一个文治武功颇有建树的帝王，他打败过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乌兹别克人。在这幅画中，他的头上戴着征战高加索得胜回朝时得到的当地特产，国王与侍从的衣服都是奢华的波斯丝织品，欧洲人只能通过亚美尼亚商人才能得见这些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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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一世之后的萨非王朝在与土耳其人的交战中接触到西方文明，尤其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吸引，从此，传统的波斯细密画开始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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