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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二部分从霍梅尼革命到“阿拉伯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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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东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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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由2010年底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开始，中东多个伊斯兰国家发生了以反抗现政权为主要意图的群众性政治——社会运动，尤其是北非的几个国家已经出现了政权更替。这显然是有深刻历史根源且具有明显联动效应的政治动荡，最初被叫作“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也有人叫“阿拉伯觉醒”（Arab Awakening）或“阿拉伯起义”（Arab Uprising）。席卷诸中东国家的剧变，无论是否可以被冠以“革命”之名，也无论人们如何称呼它，它都具有了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阿拉伯人民的社会运动矛头直指国家，最终改变了本国的政治体制，一些统治者被推翻了，其他的则死的死，逃的逃，退的退。但像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等国家则长期陷入内战和动荡，难怪又有人称之为“阿拉伯之冬”。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是，事实一再表明，中东一些国家出现了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从这个角度考察近些年来的中东局势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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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的本质之一就是统治，统治必然涉及正当性/合法性的问题。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合法统治形式有三个基础：一、理性的基础——相信法律，规章必须合乎法律，统治与服从都基于对法律的共同信守；二、传统的基础——相信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拥有权威的人依照传统实施统治，统治与被统治都基于对传统价值的服从；三、卡里斯马（charisma）的基础——对具有超凡魅力人物的服从。[1]韦伯提出的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具有理想型的意义，反过来也可以为我们解释政治合法性的危机提供重要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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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中东的角度来说，中东有27个国家，包括22个阿拉伯国家和5个非阿拉伯国家，其中除以色列、塞浦路斯外都是伊斯兰国家。按照政体的不同，中东国家大致可以分为君主制（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摩洛哥等）与共和制（如伊拉克、也门、黎巴嫩、叙利亚、利比亚、伊朗、埃及、突尼斯、以色列、土耳其等）。中东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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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政治的合法性，既有历史基础，又有现实因素。笼统地看，中东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革命（民族主义）、改革（发展、进步）、传统（伊斯兰教）、公民社会（个人权利、自由与尊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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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现代国家建立之初，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多元的。但普遍来看，革命（反帝、反殖）与改革（发展、进步）是其主要来源。这在凯末尔的土耳其、纳赛尔的埃及、礼萨汗的伊朗是非常明显的。虽然这些国家在当时都属于威权主义政治，但其统治的合法性是牢固的。但随着主权的巩固、卡里斯马式人物的去世以及改革带来的经济——社会大发展，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也将随之位移，以往的革命和改革意识形态将逐渐成为过时的东西，新一代公民关注的更多的是民生、权利、价值和尊严的问题。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权能否通过进行有效的变革来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是其政治合法性面临的最大考验。土耳其通过漫长的民主化过程基本建立了稳定的世俗民主制度；伊朗因伊斯兰革命而改变了国体和政体；埃及先是经历了穆尔西（Mohamed Morsi，1951—2019）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通过选举上台，而后穆尔西政府又被塞西将军领导的军方推翻。从某种意义上说，埃及正在经历的颇类似于20世纪后半期土耳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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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沙特和伊朗这样典型的神权国家而言，其政治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但沙特和伊朗又差别很大。沙特更像是一种传统型统治，它的合法地位来自伊斯兰教以及王位的世代相袭。现代沙特王国没有成文的宪法和立法机构，伊斯兰教法是法律的依据，甚至国王的废立与继承也遵循古老的伊斯兰传统——舒拉（Shura，协商），王国所推行的每一项政策，往往都要从伊斯兰教的经典中找依据。对伊朗而言，抛开其神权特征，其表面上则更像一个现代的西式民主共和国，有着非常复杂的权力制衡机制与选举制度。对教权国家最大的挑战来自西方的所谓“现代性”，即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公民社会传统及相关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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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来中东政治动荡的普遍特征来看，中东多数国家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巨大考验。这一考验的根本在于，多年当政的当权者囿于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无法与时俱进地满足广大群众的新要求，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现实脱节/失衡造成的。以“阿拉伯之春”中最为典型的埃及为例，它的合法性危机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没有惠及广大普通民众，专制主义政体严重损害了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亲美国和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使埃及人在阿拉伯世界失去了尊严。可以说，这是后纳赛尔时代埃及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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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而言，它们的政治合法性还面临一个共同的挑战，那就是，在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伊斯兰主义势力看来，几乎现在所有的中东政权都是非法的，因为它们把广大的穆斯林置于世袭的专制王权或非伊斯兰政权的统治之下，受到西方列强的制度和价值观的控制，丧失了穆斯林自身的主体性，从这个角度说，这些政权最终都是应当被推翻的。另外，温和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从伊斯兰传统中既寻找支持世俗变革的依据，也寻找挑战现政权的思想和政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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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前中东国家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为权威的历史中断、国内的发展问题、极端的或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复兴等，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远为复杂，因为，这里面还包含了发展与民生问题、教派问题、族群问题、巴以冲突、美西方等境外势力的因素等。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自身就蕴含着同质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内在冲突与危机，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而黎巴嫩、伊拉克、巴林乃至沙特这样的国家，则有着不同程度的教派冲突问题；像利比亚和也门这样的国家，源于部落主义的冲突是主流……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中东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它既可以被世俗主义的反对派利用，也可以被伊斯兰主义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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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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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四章伊朗的革命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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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说过：“革命总是造就出更为强大的国家。”纵观20世纪伊朗的历史，“革命”无疑是一个重要主题：20世纪20年代，哥萨克军官出身的礼萨汗发动政变，革了恺加王朝（Qajar Dynasty，1796—1925）的命；20世纪60年代，礼萨汗的儿子巴列维发动“白色革命”，实行了一系列“跃进式”的现代化改革，把相对稳定的伊朗传统社会结构搞了个地覆天翻；1979年，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延续至今的伊斯兰共和国。在观察和分析当代伊朗时，伊斯兰革命是最重要的切入点。这将吸引我们进一步去追问：当代伊朗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很多人眼中（大概是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伊朗被视为一个“不正常国家”。要比较清晰地了解和认识伊朗，可能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抛弃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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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重要的波斯湾国家、世界主要的石油输出国和中东大国。伊朗与中国有着悠久、友好、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它长期以来也是中国在中东地区伸张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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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伊核问题成为人们关注和了解伊朗的焦点与切入口，但这主要是一个国际问题，并不能使我们深入了解伊朗的内部问题。实际上，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是现代伊朗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在1979年的霍梅尼革命后，这条线索仍然延续。我们看到，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挥的主要角色，就是在捍卫伊斯兰革命成果的前提下，尽力维系伊朗国内微妙的平衡。而观察这一线索的重要节点应该是2009年6月的伊朗总统大选，时任总统内贾德以超过60%的得票率成功连任，但大选期间及大选后的一段时期内，伊朗国内局势陷入了不稳定之中：以穆萨维为首的改革派领导人在伊朗掀起了此起彼伏的街头抗议，声称大选存在舞弊行为，宣布不承认大选结果。2013年，有改革派色彩的鲁哈尼当选伊朗第11届总统。2015年，伊朗与以美国为首的六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协议（简称伊朗核议），鲁哈尼于2017年得以连任。但伊核协议的立与废、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松与紧、石油价格的长期低迷等问题，既困扰着伊朗的民生，又直接影响到伊朗国内政局的发展。改革派的前总统拉夫桑贾尼于2017年去世，具有保守色彩的拉里贾尼在近些年地位上升，保守派明星人物、前司法总监萨伊德·易卜拉欣·莱西在2021年6月成为第13届总统，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前总统内贾德尽管呼声很高，但最终仍没有获得总统候选人资格[1]，这些都是观察伊朗国内政治走向的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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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从巴列维到霍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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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伊朗的面积有164.5万平方千米，与我国新疆的面积大致相当。伊朗现有人口8 400万，其中91%为什叶派穆斯林。在某种程度上，伊朗的历史命运跟中国有可以比较的相似性。伊朗也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悠久文明史的古国。从16世纪开始，伊朗的萨非王朝立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伊斯兰教为国教。近代伊朗也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内部王权衰落，境内各民族纷纷反抗中央政府；外部西方国家向伊朗推进，企图将它纳入各自的势力范围。19世纪初以来，伊朗逐渐沦为英、俄的半殖民地。1907年，英俄两国终于签约瓜分伊朗，北部归俄国，南部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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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伊朗出现了一位英雄人物——礼萨汗。他于1921年发动政变夺权，并在1925年自封为王。他成为巴列维王朝的开国君主。巴列维王朝历经礼萨汗和巴列维父子两代，统治伊朗达半个世纪之久。在巴列维统治时期（1941—1979），伊朗倒向西方，坚持走西化道路。巴列维认为可以依靠美国人的力量抵消苏联的威胁。巴列维在位期间，访美11次，聘请了大量的美国军官当顾问，邀请美国经济专家做财政总监，并派了大量的学生去美国留学。美国的商品也大量倾销伊朗。除了政治制度不变以外，巴列维是一心想学习美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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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维认为最大的威胁是左翼政治，害怕他们在伊朗发动阶级革命。早在1949年，巴列维就取缔了伊朗共产党，并在此后持续打击左翼运动，抓捕了大量活跃的左翼人士。1953年，在英国的怂恿下，美国中情局策划和支持了一场政变，推翻了由民选的摩萨台（1882—1967）担任首相的伊朗政府。摩萨台因坚定落实石油国有化政策，而得罪了长期垄断伊朗石油利润的英国。摩萨台是有左翼倾向的民族主义者，其出身显赫，威望很高，曾协助英国迫使老国王礼萨汗让位给巴列维，他还采取过一些限制国王和王室权力的措施，对巴列维国王的地位也是一个威胁。美国中情局参与推翻摩萨台，有冷战背景下担心伊朗落入苏联势力范围的考虑，其所用手法无非是通过贿赂王室成员，坚定国王支持美国的决心，并通过收买当地人等方式煽动大型示威活动和街头暴力，以及策动上层内部的反对派包括军方的行动，等等，这些在后来的各种“颜色革命”中可谓屡见不鲜。此事泄露后，成为伊朗民众长期反美的一个重要原因。摩萨台的西化措施虽然不受伊朗宗教保守派的待见，但他本人至今在伊朗民众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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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维政权与美国的紧密关系，是其治下伊朗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除了经济建设方面，美国还支持巴列维政权搞专制独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教授对东亚发展型政权与美国关系的研究，对我们理解巴列维时代的伊朗及其与美国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牛可教授指出，在冷战期间，美国对作为自身附庸政权的、威权主义的发展型国家（地区）是支持的，典型的就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这些政权本来是掠夺型政权，美国出于自身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利益的考虑，在当时支持了这些政权。美国对它们的“指导”也没有使其市场化的目标，而是强化其政权的控制和规划能力，也就是说，美国更加关注这些威权主义政权的政治稳定，这也使得这些政权某种程度上在一定时期内避免了内部冲突的破坏性爆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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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巴列维王朝的建立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起点，从此伊朗踏上了振兴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巴列维父子一面巩固政权，一面致力于发展国家经济，使伊朗的工业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巴列维在20世纪60年代发动“白色革命”，伊朗政府在土地改革、现代企业建设、民间卫生事业、扫除文盲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跃进式”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目标之高，不逊英美。伊朗国内气氛当时也为之一振，人民似乎看到了国家振兴的曙光。这个时期的伊朗，在工业化、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领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国家实力得到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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