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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六章埃及的两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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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10年中，埃及发生了两场革命：一场是2011年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埃及民众推翻了穆巴拉克的统治，穆斯林兄弟会通过民选方式上台执政；第二场是2013年民选总统穆尔西刚执政一年，就被军方联合民众赶下了台，塞西领导的埃及军方以穆尔西未能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为由解除其总统职务。本章讨论为何埃及在短时间里就发生了两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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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前的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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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面积约100万平方千米，比我国的内蒙古略小，其国土九成以上是沙漠。目前，埃及已经有1亿人口，主要是阿拉伯人，绝大部分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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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曾建立起人类历史上辉煌的文明，金字塔更是举世闻名。然而，2 000多年来的埃及历史，基本上都处于外来力量的侵入、影响和引导之下，这些外来力量有：希腊、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奥斯曼土耳其、西方殖民者……当然，这些因素也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埃及的土壤中。从当代的视角看，规定了埃及民族属性的是7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化。到714年，阿拉伯语取代希腊语成为迄今埃及唯一的官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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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是罗马帝国的粮仓，也是奥斯曼帝国的粮仓。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尊重埃及当地的实际情况与特殊性，没有在这里推行类似于采邑制的“蒂玛尔”制度（Timar system），并注意继续保护和维系埃及的农业。当时，奥斯曼高官都把能够到埃及当总督视为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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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上半叶，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1769—1849）使埃及实际上脱离了奥斯曼帝国中央的控制。阿里的改革也被看作埃及现代化的开端，比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要早，也较为成功。但是，埃及在1801年就遭到英国的侵略，成为英国向地中海东部扩张的基地，以及英国通向海外东方殖民地（主要是印度）的重要通道。1882年，英国武装占领埃及。此后的几十年中，埃及实际上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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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殖民统治使埃及经济结构扭曲，严重依附于宗主国。1883—1907年担任英国驻埃及总领事的克罗默勋爵（Evelyn Baring，1st Earl of Cromer，1841—1917）设计了对埃及的殖民统治制度。19世纪末，英国棉纺织业大发展。为了满足兰开夏纺织厂的大量需求，克罗默确定了英国对埃及的政策：首先要求埃及向英国出口棉花，然后再进口纺织品。在英国主导下，棉花种植面积在埃及耕地面积中的比重大增，棉花种植挤掉了粮食作物。结果，有“粮仓”之称的埃及，竟然要进口粮食。这就使得埃及农民在棉花出口和粮食进口方面都要受到英国商人的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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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英国被迫承认埃及为独立主权国家，但实际上仍保持着对埃及的殖民控制。1936年签订的《英埃条约》，规定英国可以在苏伊士运河区驻扎军队，有权使用港口、机场等交通设施。英国垄断了埃及的棉花生产收购和出口。1948—1952年埃及棉花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近三分之一，棉花出口额占埃及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埃及成了曼彻斯特纺织工业的棉花生产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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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埃及人民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1952年，以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1918—1970）为首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自1952年革命以来，埃及经济先后经历了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国有化时期、萨达特（Mohamed Anwar al-Sadat，1918—1981）的“开放经济”时期，以及穆巴拉克的政策调整、以西方债权国所提条件为框架的经济改革（新自由主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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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纳赛尔颁布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法令。纳赛尔在反对殖民主义、建设埃及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主张，它们被称为“纳赛尔主义”，其本质是包含着民主主义内容的民族主义，其主要内容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1]纳赛尔时代，埃及经济中的公有部分占很大比重，还进行了两次土地改革。纳赛尔在具体的实践中是以军队为依靠，争取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文明富强、独立自主的新埃及。纳赛尔主义还影响到利比亚、苏丹和南也门，特别是到了利比亚，卡扎菲将其发展为“世界第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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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萨达特继任总统。在政治上，萨达特主张民主，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在外交上则推行“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力图打破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这些政策使埃及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70年代末，埃及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使中东地区消除了一大隐患。但这也是萨达特被极端分子刺杀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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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特执政后，实行开放政策，大量吸收外资，在强调国营企业为支柱的同时发展私营企业，还开放了封闭8年之久的苏伊士运河，大力开采石油，鼓励侨汇，发展旅游业。但私人资金集中于商业和其他容易获利的行业，致使埃及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财政入不敷出，只能靠借债度日，埃及外债由1970年的40亿美元猛增至1980年的3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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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1928—2020）上台后，奉行“和平、稳定、发展”的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外环境。他将经济工作置于重要地位。但整个80年代，埃及经常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批评，IMF认为埃及在能源价格、利率改革以及减少预算赤字方面都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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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埃及债务问题严重。于是，从1992年开始，埃及就接受IMF的建议，接受贷款，在汇率、关税、利率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引进外资等领域，进一步采取改革措施，以迎合IMF的要求。IMF的政策简单来说就是私有化，首先是国有部门的私有化，其次是金融体系的私有化，然后是外资银行的引进；在产业方面，则是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通信和互联网产业。从2004年开始，埃及连续三年经济增速都是7%，到金融危机爆发时也还有5%左右。实际上，在高速增长阶段，埃及获得发展的是能源业、房地产、金融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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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拉伯之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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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主义危机与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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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埃及为什么发生革命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要讲清为什么会出现“阿拉伯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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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地看，“阿拉伯之春”是全球金融危机作用于世界市场边缘国家的政治反应，是资本中心地带（发达国家）向资本依附地带（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的必然结果，是面临危机时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内部固有矛盾的总爆发。自1979年以来，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大约每10年爆发一次，每次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调适与拓展，每次都会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1989年苏东剧变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摧毁了以东亚“四小龙”为代表的“东方资本主义”模式；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则摧毁了美欧以华尔街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金融体系，但靠新兴经济体和政府救助渡过难关，而埃及以及阿拉伯世界则不幸沦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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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在近代的崛起和发展，造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市场，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球化，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扩张。这个秩序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平等。依靠先进技术和军事优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这一秩序的推动者和主宰者。在19世纪，英国推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靠的是其强大的技术和产能优势，还有帝国海军的保护，最终是英国的商品摧毁了东方的自然经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沦为其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由帝国主义阶段转向新阶段，其本质上是美国借助自身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建立起的资本市场体系，其表现则是货币基础从金本位过渡到美元本位。美元成为世界货币，这意味着这种货币不再是一般等价物，而是美国政府可以凭自身力量无限增发的政府信用，美国能够利用这种信用搭建庞大的金融资本控制全球，这就是西方左翼理论家批判的“新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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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没有消失，全球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没有消失，金融资本对生产型或发展型国家的剥夺没有消失。这集中体现为发达国家主导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和世界贸易体系（如世界贸易组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双重剥削”。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增长红利转化成的外汇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债，而美国可以以政府力量为后盾不断增发货币，导致美国名义债务缩水；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又以牺牲国内劳动力待遇和生态环境为代价，将自己生产的原材料商品输往发达国家，做进一步深加工。在这样的“双重剥削”中，发展中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例如贫富悬殊、生态破坏等，却用自己的原材料和资本给发达国家输血，而收获的却只是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在这种体系下，资本主义解决自身危机的方式就是将资本全球化，将危机全球化。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前，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而波及全球。这成为埃及革命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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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发生如此重大的政治事变，并不是因为经济停滞。恰恰相反，革命前埃及经济形势非常好。根据2009年的一篇报道：“近几年，埃及国民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政府为扩大出口、吸引外资、增加就业等所采取的各项举措切实有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根据埃及中央银行统计数据，2006—2007财政年度埃及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GDP总量达到1 108亿美元，同比增长7.1%，30多年来经济增长率首次超过7%，人均GDP达到1 518美元，同比增长5.7%。截至2007年6月底，埃及外汇储备达到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国际收支盈余53亿美元，比上一财政年度增长61%；失业率从上一财政年度的9.5%降至9.1%；通货膨胀率从上一财政年度的8.4%降至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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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对埃及经济发展的评价曾经也是很高的，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埃及被列入“金砖五国”之外的“新钻十一国”的行列。革命前，人们还乐观地预测说：“2010年埃及经济继续保持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2009—2010财政年度，埃及经济增长5.1%，其中第三季度达到了5.6%。预计2010—2011财政年度，埃及经济增速将超过6%。数据表明，埃及经济总体向上的趋势明显，经济复苏的步伐更加稳健。虽然目前埃及经济还未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但基于近两年的良好表现，市场人士对埃及经济重回快速增长轨道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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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埃及高速增长的经济并没有转化为普通人民的福利，反倒伴随着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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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两极分化的加剧。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只是让高层受益了，底层没得到实惠，而高层就是穆巴拉克执政集团的人，这更是加剧了两极分化。据2011年《埃及新闻报》的一篇报道，开罗美国大学的社会学家阿明指出：埃及全国人口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富人集团，他们占人口总数的20%，却拥有社会财富总量的55%，这些人或从政，或经商，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第二层次是中产阶级，他们占人口的20%，占有27%的社会财富。第三层次是穷人，他们占人口的60%，由于收入低下，拥有的财富仅占社会财富的18%。在穷人阶层中，政府下层公务员竟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当时，他们中具有大学学历的月收入为130埃镑（约合人民币280元），其他公务员的月收入在80埃镑到120埃镑之间。据统计，一个埃及家庭平均每月的生活支出是400埃镑（约合人民币850元）。因此，大多数下层公务员生活在贫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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