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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九章正发党、埃尔多安与总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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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土耳其政治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的崛起并长期执政。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大致是：在一个伊斯兰国家，由温和的保守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经济上走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积极融入全球化，重视民生，政治上坚持民主化，社会—文化方面则在世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打擦边球，尽量满足保守选民的宗教需求，外交上坚持相对独立自主的立场。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的发展道路也曾被学者称为“第三条道路”。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正发党与埃尔多安的崛起？以及，我们该如何评价埃尔多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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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发党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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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生于1954年2月。他出身平民阶层，据说小时候曾在伊斯坦布尔街头卖过带芝麻的面包圈（simit），借此补贴家用。身材高大健壮的他还做过几年职业足球运动员。埃尔多安毕业于宗教职业学校，后入大学学习经济管理。他是一个保守但又讲求实用主义的政客，曾因在政治活动中引用伊斯兰经文而短暂入狱。他早年加入伊斯兰主义政党，于1994年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在任期间，他政绩斐然，成为全国瞩目的政治明星。后因军人政变，他的政党被解散，埃尔多安遂与原政党脱离关系，并于2001年参与创建了正发党。该党自2002年以来连续多次赢得大选，优势保持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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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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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被外界认为具有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政党，自称代表了保守民主派（muhafazakar demokrat）的正发党能够上台并长期执政，与土耳其社会中日益强大的伊斯兰保守主义潮流有着密切关系。正发党利用和顺应了土耳其民间日益增强的保守主义需求，获得了更多土耳其民众的支持。这有必要从凯末尔主义时代以来土耳其社会与政治思潮的发展变化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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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主政期间，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威权主义，而且还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推动了深刻的西方化改革，这些我们在第八章中已经提到过。激进的文化革命对土耳其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强大的。空前的民族主义热情和对凯末尔本人的崇拜压倒了宗教信仰。土耳其的威权主义时代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结束。威权主义时代的遗产及影响至今不衰，其表现就是在土耳其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凯末尔主义者，他们的上层代表主要是西化了的知识分子和军队，政治上的代表就是共和人民党。他们主张奉行凯末尔主义时代的世俗主义原则，对伊斯兰主义非常敏感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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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的政治民主化为伊斯兰主义政治的发展开辟了空间。延续近千年的伊斯兰传统，不是威权主义统治能够随意抹杀掉的。一旦政治解严，就会出现宗教情绪的反弹，特别是各政党为了拉选票，竞相以宗教为号召来吸引选民的支持。在战后土耳其的西式民主机制下，国家对于表达各种意见都给予了更多的自由，其中自然也包括宗教界领袖们的意见。他们这些人此时越来越公开地表示对世俗主义的敌视，越来越公开地提出了复兴伊斯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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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萧条的经济和深刻的社会问题也使土耳其社会成为伊斯兰复兴的温床。二战结束以来，土耳其多次遭受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困扰，这引起了众多的社会问题，诸如两极分化的加剧、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盛行、政治腐败日益严重、犯罪率上升等。面对这一系列问题，人们开始思考西化的道路是否适合土耳其，思考现代化是否一定要牺牲伊斯兰教以及伊斯兰教能否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这类问题。尤其是广大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每次经济形势的恶化都导致他们纷纷破产，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他们也将目光转向伊斯兰传统，一方面将宗教当成他们的精神慰藉，另一方面把宗教当成他们的斗争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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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大选中，土耳其群众就显示出了对严格的世俗化政策的不满。在这种压力下，共和人民党被迫采取妥协措施，允许小学开设选修性的宗教课程，并在安卡拉大学设立宗教系，还建立了一些专门培养伊玛目和哈底普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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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土耳其发生了战后第一次军人干政事件，这次事件后政府颁布了自由主义色彩的宪法，在客观上承认了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发展。尽管土耳其宪法规定不得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利用和滥用宗教以及宗教圣物，但以后的每一次选举中，许多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利用宗教，因为迎合群众的宗教情感是赢得选票的好办法。例如，民族秩序党（1973年改名为救国党）为了给自己争取选票，就曾利用小商人和农民的宗教情感，促进了穆斯林的宗教情感的复兴。这样，政党反过来又促进了伊斯兰主义的更大发展，各宗教组织乘机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扩展势力，并最终导致伊斯兰教价值观得到官方认同：1982年颁布的宪法规定宗教课程是学校的必修课；1983年祖国党赢得大选后，凯南·埃夫伦（Kenan Evren，1917—2015）将军和图尔古特·厄扎尔总理都反复强调土耳其民族主义结构中宗教价值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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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7月土耳其繁荣党成立。自成立之日起，繁荣党就以其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它的领导人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1926—2011）的讲话中充满了引自《古兰经》和圣训的句子。繁荣党公开反对世俗化，主张按照伊斯兰教教义治国，要求建立公正的生产和分配体制；对外政策上，主张为维护土耳其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独立，联合伊斯兰国家与美国和西方对抗。1987年繁荣党参加大选，得票率为7.1%；1991年大选它的得票率为13%，取得了较大的成功；1995年12月大选，它更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得票率为21.38%，取得议席158个，成为土耳其第一大党。[1]1996年，调整了自身政策的繁荣党组建了新政府。虽然繁荣党的政策在上台后趋向温和，但是，作为宗教性政党，它的上台鲜明地表现出伊斯兰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的影响。繁荣党的获胜引起土耳其社会中世俗主义者的一片哗然，它的宗教色彩不断地挑战着世俗主义者的底线。最终，土耳其军方在1997年通过一纸备忘录迫使繁荣党下台，由于没有发生任何的武力干预，这次行动被称为“后现代式的军人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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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荣党下台之后不久，土耳其就迎来了正发党的时代。正发党也是一个具有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政党，但由于繁荣党的前车之鉴，正发党表现得更加温和，比如，它的政纲避免使用伊斯兰主义的话语，而是使用保守民主派作为自己的标签。正发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已经超越了以往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僵化路线，它提出的口号和政纲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是它能够在选举中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发党的领导人经常强调尊重现代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原则，尊重民主和自由的政治规则，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力图在伊斯兰与世俗主义之间进行调和，等等。正发党一方面并不讳言自己的伊斯兰背景，另一方面又改变了以往繁荣党欲使土耳其伊斯兰化的激进主张。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正发党领导人大部分时间对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表现出敬重。在每年11月5日的凯末尔逝世纪念日，国家领导人会到安卡拉的凯末尔陵墓（Anıtkabir）进行祭拜。这是凯末尔主义者的一个大聚会。笔者也曾数次亲临现场体会土耳其人对其国父的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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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28日，靠着在议会中的优势地位，正发党使居尔（Abdullah Gül，1950—）成功当选土耳其第11任总统。这实际上标志着继当年7月的议会选举失利后，土耳其传统的世俗主义者在国家政治中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个堡垒。上一任总统塞泽尔是个坚定的世俗主义者，他在任期间形成了一个传统，即总统成为平衡宗教色彩浓厚的执政党的最重要砝码，因为他不断否决执政的正发党提出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多项议案。因此，当具有伊斯兰主义背景的居尔当选总统后，传统意义上的世俗主义者在土耳其已经基本上可以说是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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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关系其实是身份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的一部分。现代土耳其建立在凯末尔党人确立的激进世俗主义基础上，宗教被置于世俗国家的严格掌控之下。但在凯末尔之后，这一原则不断受到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挑战。在正发党之前，曾有伊斯兰主义政党挑战世俗主义，但被以世俗主义原则捍卫者自居的军方压制下去了。具有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正发党，坚持走实用主义路线，更强调经济发展和民生，这是它被世俗主义驯化的结果。正发党已经不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但它的出身，还有它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的小动作——比如修改涉及伊斯兰头巾的法条，通过限酒令，强化宗教教育，等等——都深深刺激了世俗主义阵营。世俗主义派对埃尔多安党人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一些激进世俗主义者担忧，埃尔多安党人可能有一个秘密计划，就是要使土耳其慢慢地伊朗化，变成一个教权国家，一旦他们掌握了绝对权力，就会原形毕露（伊斯兰主义的“和平演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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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土耳其社会学家的调查，随着安纳托利亚几个大城市及其周边经济的繁荣，这些地方逐渐出现了一种类似于东亚“儒教资本主义”的意识——伊斯兰资本主义，它们还自称为“安纳托利亚小虎”，与东亚四小龙相类比。这些地方的工商业者组成的工商企业家协会，就在努力践行一种伊斯兰色彩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些企业家协会就是正发党的重要支持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正发党的成功不单纯是一个利用宗教情感获得选票的问题，还是一个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他们倾向于将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相结合，认为两者是可以兼容的。这种主张与历史上出现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具有精神气质上的相似性。正发党能得到多数土耳其穆斯林的支持，除了其能够以宗教吸引选票之外，还在于该党懂得深入群众，在人民底层广泛建立了帮贫助困的组织，不断地给城市贫民和农民施以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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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在现代主义面前达成妥协，这是一条“土耳其道路”。我们无法断言“土耳其道路”是否可以复制，毕竟土耳其的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独特性，比如凯末尔主义时代较彻底的世俗化培养了一大批世俗主义者，再比如，它很早就加入了北约。但无论如何，土耳其的经验显示，伊斯兰社会与现代政治并非格格不入。在其执政的头10年，正发党和埃尔多安还未表现出明确的保守主义和专制的倾向。针对土耳其的发展道路，埃尔多安曾表示：“我们不会干预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加快加入欧盟的进程；我们将加强土耳其同世界的一体化；我们决心实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计划；我们不会给土耳其制造紧张气氛；我们将非常谨慎，戴头巾不是我们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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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发党代表了新兴力量在土耳其的崛起，而不是传统宗教保守势力的复兴，它迎合了底层虔诚的穆斯林的需求。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政治，在以往代表的主要是传统的国家主义势力。他们是精英阶层的代表，是过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害怕竞争和全球化，甚至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也不再坚决。正是这些号称最为西化和世俗的人成了土耳其的左派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视欧盟、美国为帝国主义者，以民族主义拒斥全球化。正发党自称是土耳其的“保守民主派”。正发党的胜利，最初是代表着融入全球化的新兴力量对国家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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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发党的政治主张和执政实践表明，它不可能忽视土耳其强大的世俗主义传统和力量，同时，以共和人民党和军方为代表的传统世俗主义者在土耳其已经成为少数派，他们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上的改变，不能再仅仅用启蒙主义的单线历史观看待世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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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年好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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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3年“加齐公园事件”发生时，正发党在土耳其已经连续执政超过了10年，一直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的多数党。2011年6月大选，正发党的得票率几乎达到了50%。考虑到土耳其政党林立以及对各政党而言进入议会必须满足得票率超过10%的硬性门槛规定，正发党这个优势就不言而喻了。土耳其自1946年起实行多党民主制后，唯一能够与正发党的成功相提并论的就是1950—1960年连续两次执政的民主党了。但民主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是递减的，而正发党却是递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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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正发党第一次赢得议会大选的时候，选举结果即出乎土耳其社会之预料，因为，它使土耳其多年来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占据议会过半数席位的政党。而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土耳其政坛一直陷在支离破碎的党派林立状态，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获得超过半数的席位，它们不得不组建松散和动荡的联合政府。政客之间争吵多于合作，土耳其政治长期飘摇不定，没有一以贯之的稳定政策，无法应对陷入绝境的经济危机，有的时候还不得不由军队出面来恢复失控的政局。动荡不安的政党政治已使广大土耳其人民不胜其苦。所以，在当时，正发党以绝对多数胜出曾让渴望稳定的土耳其人欢呼雀跃。作为土耳其多年来唯一一个在议会中能够取得过半数席位的政党，正发党一度被土耳其人视为土耳其纷纭多变的政坛的稳定器，被民众寄予厚望，这是该党一直获得较高支持率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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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以后，正发党也很快取得了辉煌的政绩：成功地稳定了危机后的土耳其经济，实施了深入的经济私有化政策，启动了与欧盟的入盟谈判，致力于解决库尔德问题，等等。可以说，正发党已将自身塑造为代表土耳其大多数民意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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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举的成绩来看，说正发党是相当成功的，这没有什么疑问。我们该如何理解和解读这样的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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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指出，正发党在土耳其获得支持是因为它实实在在的政绩，具体表现就是在它执政后，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在每次大选胜利后，正发党的经济成就总被普遍关注。回顾正发党在土耳其执政头10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强劲崛起。有人说土耳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明星。在正发党的统治下，土耳其经济总量一度达到世界第16位，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而土耳其的雄心是进入世界十强。就总量来看，土耳其算得上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在中东地区，其经济实力更是首屈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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