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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十一章圣索菲亚：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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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土耳其的圣索菲亚博物馆［土耳其人一般称之为阿亚索菲亚（Ayasofya）］被改回清真寺的消息引发了一轮比较大的世界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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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一般是被放在埃尔多安的政治策略这个框架下来解读的。由于在2019年的地方选举中，正发党失分较多，尤其是共和人民党拿下了伊斯坦布尔；在颇有争议的重新投票中，正发党败得更惨；随后出现的经济下滑和当前的新冠病毒疫情的多重影响，以及前正发党大佬组建新政党，[1]都使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及其盟友（民族行动党）感到压力巨大。因而，一般的舆论认为，挑动和利用圣索菲亚这个宗教—政治议题，是埃尔多安在为提前大选做准备，目的是争取或挽回保守阵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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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当然有其合理性。简言之，圣索菲亚博物馆这个时候被高调地改回清真寺，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土耳其内政的需要，是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的政治把戏。还有一种分析是从土耳其的世俗化和伊斯兰化这一视角展开的，把此次事件视为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国家路线的“逆流”，是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进一步伊斯兰化的表征。人们在讨论这类问题的时候，总是过于关注土耳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问题，可能也是一些论者基于自身处境的心理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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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讨论圣索菲亚的相关问题，不能忘记土耳其日益强调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这一事实。在这里，我主要关注的不是当下土耳其的政治问题，而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围绕圣索菲亚之身份的“记忆与遗忘”这个主题，最终会落到对新奥斯曼主义这个问题的认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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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服者”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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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个人来说，一提起圣索菲亚，首先想到的还是2005年7月第一次造访伊斯坦布尔的时光，当时我当然也参观了圣索菲亚。但在那时候，作为一个普通的访客，我脑海里有的只是圣索菲亚大教堂。陪同我去的是好朋友H，参观圣索菲亚的时候，我记得她很自然地称之为cami（清真寺，来自阿拉伯语），不是博物馆，也不是教堂。H是一个比较虔诚的土耳其穆斯林，也是她在我的知识结构中第一次普及了一些关于伊斯兰教和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内容，尤其是“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丰功伟绩。我还记得她给我描述穆罕默德二世是如何尊重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给予被征服者宽赦，尤其是命令不得破坏圣索菲亚大教堂原先的基督教艺术，并命人使用特殊材料将其覆盖上，因而我们才能在当代重睹其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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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这样一个研究土耳其共和国历史的人来说，那些有关奥斯曼帝国早期的历史既不熟悉，更无从考证。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来说，我想，东西方可能各自站在一个极端，一端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坚持的宽容与和平的叙事，另一端则是欧洲—基督徒坚持的劫掠、杀戮与残忍的叙事（这种叙述非常之多）。真相应该是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吧。毕竟，穆罕默德二世很快就把都城从西边的埃迪尔内迁到了君士坦丁堡，所以，要是在这里进行巨大破坏，对自己应该也没有什么好处。而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则，如果不是依约投降，那么，胜利者确有掠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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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我多次造访伊斯坦布尔，也多次参观圣索菲亚，留下的印象大多非常淡薄，似乎都是一些不值得再重复的死知识，我也没有被前文曾提到过的那些古代建筑、艺术震撼到，这可能主要是因为自己既不信教，也不研究古代史。这些留在地上的古代遗迹，对我而言，都属于历史记忆或纪念。它们貌似代表着逝去的历史，但实则又和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只有当这种联系发生时，我的兴趣才会被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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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世界性的多文明交会之地，才会围绕历史遗产、记忆或纪念出现具有大是大非性质的争议。平常看新闻时，其实不难发现这种事，比如印度就经常出现神庙之争，像是阿瑜陀罗摩诞生地神庙之争，绵延百余年，导致数千人死亡。最近几年，我常常翻阅两本关于城市的厚书——《耶路撒冷三千年》和《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这两本书并非严谨枯燥的学术著作，而是由较为专业的人士写的畅销书。比较起来，耶路撒冷的敏感性、政治性其实远远大于伊斯坦布尔。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就引发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各伊斯兰国家非常激烈的抗议，其中最激烈者之一就是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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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或建筑物成为现实政治争议的焦点，古往今来并不少见。这里可能也有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比如所谓的历史记忆之争，简单来说就是，现实政治希望彰显什么，也就会希望和操控人们记住或纪念什么。但历史久远的东西，承载的记忆往往是多样的，若欲彰显某一种，就必然会打压或抹杀其他的，这就引发了所谓的历史记忆之争。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来看，与记忆紧密相关的就是遗忘，打压或抹杀就是造成遗忘的原因之一。那么，在这个角度上看，圣索菲亚博物馆最近被土耳其改回清真寺，其实就是围绕这座著名宗教建筑物产生的有关记忆和遗忘的政治争议的历史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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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伊斯坦布尔三城记》在叙述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后的情况时有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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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当穆罕默德二世进入君士坦丁堡，并一路走向圣索菲亚大教堂时，他把先知穆罕默德的宝剑举在自己的前方，并以安拉之名取得这座城市。穆罕默德二世骑着马，最先来到上帝圣智教堂（Church of Holy Wisdom），也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Haghia Sophia），今日官方的阿拉伯文译名是阿亚索菲亚清真寺（Ayasofya）。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曾经使用过的礼拜毯被带进教堂，而征服这座城市的军队的首次主麻礼拜，便在缠绕着的查士丁尼和迪奥多拉姓名的花押首字母下举行。前往阿亚索菲亚清真寺与其他首要清真寺举行主麻礼拜，是这座穆斯林城市每周最盛大的活动之一，人们借此表现自己浅薄空洞的虔诚和宗教上的圣洁庄严，持续了五个世纪之久，直到1935年为止（颇有争议的是，它还有可能被恢复）。穆罕默德不仅以征服者的身份抵达君士坦丁堡，同时也是“为信仰而战之人的领袖”（Lord of combatants for the faith），“战士中的战士”（gazi of gazi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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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这段译文和原文之间有不少出入。这里我只想指出，“穆罕默德二世骑着马，最先来到上帝圣智教堂，也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今日官方的阿拉伯文译名是阿亚索菲亚清真寺”这句话原书中并没有，不知道中译者为什么要加上这句话。而且，土耳其人使用的“阿亚索菲亚”（Ayasofya）这个词本就来自希腊文的“Aγία Σοφία”，“Aya”就是希腊文“Αγία”，英文中常见的“Haghia”也是从“Αγία”来的，意思都是“神圣的”（holy）。而这里说的“有可能被恢复”，可能是间接地预言了人们会把圣索菲亚博物馆再变回清真寺，而到时，人们会再次到这里“表现自己浅薄空洞的虔诚和宗教上的圣洁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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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穆罕默德二世把教堂变成清真寺本身就是一种对历史记忆和遗忘的政治性操控。穆罕默德二世当然是一个胜利者，他想给人们留下的历史记忆，不只是他个人的胜利，而且是他以及他所属的那个集团的某种历史记忆的延续；这就是所谓自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以来，穆斯林就有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梦想，而且历史上也曾有穆斯林军队（包括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多次围攻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是这个梦想的延续者和实现者。穆罕默德二世本可以按照伊斯兰经典的要求保护“有经人”[3]及其信仰，据说他也的确制止了进一步的杀戮和破坏。但命令将教堂变为清真寺，主要是一种政治性的宣示，表达的是穆斯林对基督徒的胜利，穆斯林完成了数百年来征服君士坦丁堡的预言和梦想。或许，再也没有比把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皇家清真寺更好的象征了。在此之后，后世的记忆和诠释就会围绕一种宗教对另一种宗教的胜利甚至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胜利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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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把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清真寺，是军事—政治领导人穆罕默德二世对战利品的处置，是他刻意制造的历史记忆/纪念，而属于基督徒和拜占庭的东西，则被刻意遮蔽或清除了。在那之后直到1935年2月，圣索菲亚一直被作为清真寺使用。这数百年时间足以建立一个新的习惯、身份与记忆。但对欧洲人来说，在1453年后，他们仍然长期使用“君士坦丁堡”这个名称，而不是土耳其人的“伊斯坦布尔”。根据当代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1948—）的说法，对欧洲人来说，使用“君士坦丁堡”除了是一种习惯，还意味着这个地方是被占领而亟待“收复”的基督教城市，西方人的这种观念直到1923年《洛桑条约》签订后才消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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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物馆化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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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舆论中，人们经常会提到1934年11月24日的一份土耳其内阁会议的决议（Bakanlar Kurulu Kararı）——它决定把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变成一座博物馆，还会提到这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意思。1934年已经是土耳其共和国建国10余年以后了。共和国在此时决定把使用了五个世纪的清真寺变成博物馆，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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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主要是现实政治变了。一个自我标榜为现代的、世俗的民族国家——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了。新的民族国家当然需要新的民族历史与记忆。这是我早年研究土耳其现代史时最为关注的内容，即所谓“族史重构”问题。除了编造民族神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前朝的关系。简言之，新的土耳其共和国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修辞上对奥斯曼帝国是疏离的，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是寡淡的，甚至是刻意排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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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新的国家也面临新的形势，那就是，原先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出现了多个独立的国家，它们是土耳其的邻国，土耳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面临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有一种观点笔者尚未考证，但值得参考，即1934年的《巴尔干公约》是把圣索菲亚清真寺变成博物馆的直接原因。这份公约是1934年2月9日，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南斯拉夫四国在希腊首都雅典签订的，起因是纳粹德国正加紧毁约扩军，意大利企图称霸地中海并进而控制巴尔干，巴尔干各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据说，土耳其在与希腊商谈此条约的时候，是希腊方面提出希望把圣索菲亚清真寺改成博物馆。希腊方面的意思是，土耳其这么做有利于其他巴尔干国家接纳其进入这个公约体系。土耳其代表回国后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国父凯末尔，凯末尔同意了。之后就是各方面的准备工作，1934年11月24日，土耳其的内阁会议正式宣布索菲亚成为博物馆，这个决议是总统凯末尔签署的。[5]不过，有一种说法认为国父的这个签名是伪造的，理由是当时国父还没有采用“Atatürk”这个姓氏，或这个签名的笔迹跟后来的样子不同，因而有人将其归为某种“阴谋”。最近这个说法又被翻出来，用以支持把圣索菲亚博物馆改成清真寺。不过，根据已有的研究以及我本人的考证，在这之前凯末尔使用这个签名是可能的（因该问题较细碎，此处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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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把圣索菲亚清真寺改成博物馆的理由，最权威的解释可能还是要到1934年11月24日土耳其内阁会议的决议中去找。经笔者查阅，在该决议的开头有这么一句话：“在教育部于1934年11月14日书面发布的第94041号文件中，考虑到作为无与伦比的建筑艺术遗迹的、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阿亚索菲亚清真寺之历史性地位，其被转变为博物馆一事，必将使整个东方世界（Şark alemi）欣喜，并将为人类增添一个新的科学机构（ilim müessesesi），有鉴于此，它将被转变为博物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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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还简单查阅了当时土耳其国内的报道，暂时没有发现对这个事情的详细诠释。1934年12月11日《共和国报》（Cumhuriyet）的一个报道可能是最早的正式报道之一，但它主要是说这个清真寺在1934年12月10日被交给了博物馆管理部门，并将展出拜占庭时代的文物。这个报道的末尾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美国专家暂时完成了其研究工作，已经回国。未来他可能还会再来。他的研究跟我们要建立的博物馆之间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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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时候，土耳其的博物馆学家委员会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圣索菲亚，作为拜占庭的教堂和奥斯曼的清真寺，都是建筑学上的杰作……土耳其人对这座建筑的身份的打断是如此彻底和完整，以至于就像人们曾经把它视为一座教堂一样，也有更多的人把它定义为一座清真寺。因此，土耳其共和国决定把这座建筑变成一个博物馆，目的是把它献给全人类……”这个在圣索菲亚变成博物馆近五年之后的解释，更多的是一种事后赋予它的历史记忆，也就是把它中立化、普世化，而前述国际政治的考量是不能被公开讲述的。今天反对把圣索菲亚博物馆变回清真寺的人，也还是在强调这一点，即它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和平的象征。或许也可以推断，今天的世俗主义者赋予圣索菲亚博物馆的各种现代主义的意义，如世俗化、现代化之类的，应该是土耳其国内外的人们后续不断添加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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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土耳其共和国离奥斯曼帝国还不远，的确还要在各个方面与自身的过去进行斗争。除了向巴尔干国家做出某种政治姿态外，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看，改成博物馆的意义主要是一种“去奥斯曼化”。被奥斯曼征服的拜占庭时代留下来的建筑（包括奥斯曼帝国本身的建筑）被改成博物馆的有很多，这么做跟宗教和世俗化的关系可能并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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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博物馆化所代表的、被不断解释出来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声音也同样存在，论证也不断深化了。一是，对奥斯曼帝国的追忆也不只是关于军事的征服和胜利，或宗教的荣耀，也有强调奥斯曼帝国的宽容和世界主义的；二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在参与欧洲文化活动的时候，也会刻意强调自身的宽容和世界主义，比如，2009年圣索菲亚大教堂穹顶上发现的天使头像被打开和修复，以供游人参观，就是一个好的姿态，伊斯坦布尔也在2010年被认定为“欧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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