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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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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学科。本书第一章绪论第一句便引了斯坦利·霍夫曼这句名言——也是大实话。这门与哲学、历史、经济学相比，还处于孩提时代的学科，在西方，其学说流派之多，却不遑多论。读者从本书即可窥其一斑。但大体上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可分为两大类和两大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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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类：一类是论述国际关系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本书评述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说以及某些批判理论，属于此类。它们各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都有一定的逻辑和经验的根据。另一类是技术型的，包括被利斯特誉为“英雄十年”内风靡一时的行为主义学派的多数，以及直接借鉴其他学科，不一定专属国际关系的，诸如博弈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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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块：“主流”和“非主流”。“主流”即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流派，不包括尚未融入和不想融入主流的美国学者。“非主流”泛指西方其他国家国际关系理论。本书对此只简要介绍了英国、北欧，自是一大欠缺，据说有人还作过一番“英国学派在中国”的实地考察和分析。英国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大学开设国际关系课程的国家，但这门学科却在美国发展得最快，以致英国学者也自认英国学派是在美国“主流”之外的“非主流”。实际上，1959年成立的国际政治学理论英国委员会举办的许多研讨会，若非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怕也开不起来。本书着重甚而集中评介这个“主流”，也算是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然而就核心概念的归纳和理论框架的锤炼而言，英国学派的“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哲学基础、历史底蕴和分析方法，较之“主流”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高出一筹。近年来西欧学术界提出重振大陆学派，激进的批判理论再度为世人瞩目，这也许可扩大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一个更为总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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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本书集中评介“主流”的几次论战，可以看到两大类国际关系理论实是相互补充，互有提高。力图论述国际关系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这一类理论，在行为主义技术型的挑战下，经历了简单—复杂—再简单—再复杂的发展过程。威尔逊理想主义和摩根索现实主义归纳出来的概念和框架比较简要，其不同的哲学思辨和相同的现实政治诉求十分清楚。但在行为主义各种方法论的批判下，这一类理论便被补充得非常精细复杂，连均势也可以行为体数量多寡细分为十余种。到了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便干脆宣称只要国际社会存在无政府状态，便一定有均势，均势与行为体的数量无关。这又回复到简单。至于本书所说的，目前正在开展的“第四次”或“第五次”论战，即新自由主义的体制论挑战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以及以时下新秀为代表的建构主义挑战新自由主义等，则将“主流”的第一类理论再推上精细复杂的路程。不过，此次新挑战方强调的，不是上次行为主义的“科学方法”，而是传统的人文因素，加上社会学的认同、学习乃至移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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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每经一次论战，两类理论相互补充得更加完善。也许再经过一段时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还得从目前的纷繁复杂回归到简明扼要，构筑起涵盖面广、概括性强、时间考验性长的大理论（grand theory）。对此，“主流派”大多持乐观态度，认为流派林立、学说纷呈是件好事，只要不固执己见，互补已是事实。于是，严谨的学者告诫学子不要轻言理论，多说方法（approches）为好——这也是大实话。因为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究竟是哪些，似难说清，迄今未取得共识。而这恰好是国际关系学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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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国际关系本义说的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言，八十多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这方面已从实践中总结了一些相对稳定并高度实用的理论概念和框架，虽说不断受到各类批判理论的抨击。愚意这是应该予以梳理、比较和分析的。假以时日，倘能写出一部如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这当然是大师级的了）那样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史，如此，出版社拿到去掉“西方”两字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书稿的日子将不会太久。王逸舟教授在《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到“我们可能缺少对当代国际政治学经典作品的全面介绍，特别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的工作及其重要作品的分析”，这更切实际，但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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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世雄教授是国内系统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者之一。这次和他的博士生完成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部辞书性的著作，尤其对西方“主流”学说及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发展作了详尽的评述，一定程度上呼应了王先生，为深入探究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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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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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元月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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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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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部巨著，颇有望而生畏之感，何况倪世雄教授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有精深造诣，要由我为其巨著作序，更不免诚惶诚恐，望而却步。但想到他近20年来在该领域披荆斩棘、奋力耕耘、孜孜以求的精神，遂鼓起了我落笔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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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世雄教授是改革开放的幸运者，当开放大潮刚在祖国大地涌动之时，他就受祖国的嘱托赴美国深造，师从约瑟夫·奈、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入一个当时颇具风险、却又完全陌生的领域。当他学成归国时，用尽自己微薄生活津贴积蓄购回国内的并不是当时稀罕的家用电器，而是教育、研究急需的一箱箱书籍，拳拳报国之心可见一斑。更可贵的是，他立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投身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建设。从1987年出版《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到今天《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问世，其间不断地有新论著登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殿堂，为该学科建设生辉。它的论著之所以总是那么令人注目，是因为他奉献给读者的，是经过他细细品味，从理论、历史、现状相结合的高度精心雕琢过的研究成果，能给人以科学的启迪；是因为他奉献给读者的是实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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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有三个来源：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最新科学成果，包括我国对外关系发展实践在理论上所提供的最新建树；一个是国际问题研究当代发展的最新科学成果，包括国际关系史、外交史研究的最新科学成果；一个是外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新科学成果。没有这三者提供的营养物质，没有这三者的结合，就谈不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倪世雄教授善于运用前两个来源的最新科学成果研究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掘其合理的内核，剥取其精华，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严格地说，只要是科学真理，不用忌讳其究竟来自西方抑或来自东方；关键是要鉴别其是否是科学的真理。应该看到，在西方国家中有一大批专心致志地潜心学术研究的学者，著作等身的学者也不在个别，这都是令人钦佩的。在他们的论著中，隐含着很有见识的分析和判断，高瞻远瞩的真知灼见，需要我们去发掘，去雕琢，以便开拓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知识，拓展我们的思路。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时起，从未放弃过从其他学说中吸纳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科学的内核还是合理的外壳都不排斥，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总是代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人类最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代表世界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要发展，要创新，只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这种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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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一个国际关系将发生伟大变革的世纪，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不仅将促使生产力的巨大增长，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而且将孕育国际关系发生伟大变革。客观地说，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是适应国际社会主权国家体系运作的需要而产生的，国家利益理论、权力理论、地缘政治理论、均势理论以及我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理论、独立自主理论、国家安全学说等，都是以主权国家体系为背景的。尽管人们在外交决策时无不致力于全局性、战略性考虑，但核心的主体是主权国家。然而由20世纪末发端的全球化趋势所孕育的国际关系的伟大变革，需要人们在主权国家体系与全球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人们可以预期的未来，主权国家体系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尚不可能有一个权威的国际体系来取代主权国家体系，但是必须同时面对全球化发展趋势所孕育的国际关系伟大变革及因此提出的问题，形成相应的理论，找到应对这些问题的机制。尽管人们所熟悉的主权国家体系理论并不都会过时，但面对全球化趋势，如何与主权国家体系理论建立平衡点，却有着大量未知的领域，这是国际学术界都有待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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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化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至今的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传统弊病的存在，即使西方国家学术界也不讳言。这些弊病的存在是国际社会在21世纪发展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将会严重影响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平与发展都会面临严重挑战，国际关系就不可能健康发展。所以，如何揭示全球化趋势中的合理内核，剥离其非理性，都有大量的理论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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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中国不仅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且将更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因此可能面对的机遇和风险同样都是巨大的。中国外交在传统上主要是与一个个国家打交道，而今要准备加入各种多边体系，要准备进入一个日益机制化的国际体系，面临着大量我们未知的、不熟悉的东西；我们不仅要考虑如何适应，而且要考虑如何有所作为。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现实需要，而且要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崛起是增强国际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一切同样使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面临大量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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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呼唤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巨著，再一次为新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宝贵的营养，我们不能不感谢倪世雄教授为此作出的巨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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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应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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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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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一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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