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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一节 什么是理论——研究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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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IRT），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理论？这个问题是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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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一词源于希腊语“θεωρω”，意指“to look at”（看、视为、判断、思考或审视）(1)。亚里士多德将“理论”视为“知”（knowing），而非“做”（doing）。休谟曾依此提出三种基本的求“知”手段：演绎推理、实证知理和价值判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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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法尔兹格拉夫劝告国际关系学领域的学生不应被“理论”一词所吓住，他俩认为，“理论只是对现象系统的反映，旨在说明这些现象，并显示它们是如何相互密切联系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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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关于“什么是理论”有以下几种常见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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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代表取向”，是“概念框架”，甚至涵盖“分析技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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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一种思维的“象征性构建”，包括“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假设、定义、法则、观点和原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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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组合事实的框架”，“认可和遴选事实的模式”，“加工知识原料的手段”；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思维抽象”，呈现出“选择、分类、排列、简化、推理、归纳、概括或综合的过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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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纳托尔·拉普波特在研究“理论”时，特意指出其四层含义：（1）在特定条件下，研究并证实关于现实世界的原理、定理或法则；（2）提炼直观概念，以形成对事物的客观认识；（3）在社会科学领域，应依据历史政治事件理解人们行为、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4）在规范意义上，政治理论的应用往往倾向于研究“应该如何”（what“ought to b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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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华尔兹在他的名著《国际政治理论》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写“理与理论”问题，阐述理论的定义、建构和检验。华尔兹强调，法则与理论的关系是研究国际政治的出发点。他据此提出理论的两个最基本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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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理论是“一组组关于特殊行为或现象的法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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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理论不仅是法则，而且还是“说明法则的道理和观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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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华尔兹提出，理论不同于法则，“理论说明法则”。法则是“抽象的事物，理论是说明、解释法则的思维过程”；法则是静态的，理论是动态的，理论伴随着从“是或否”问题（a yes-or-no question）到“如何和多少”问题（a how-and-much question）的变化。华尔兹指出，他个人选取第二个定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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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建构理论，华尔兹强调，理论“必须从客观现实中加以抽象提炼，而将人们看到的和经历的大部分事情放在一边”(11)。“理论确实可以反映和解析现实，但它不是现实。”理论的构建是“创造性的过程”，其主要特点是：（1）分离；（2）联系；（3）抽象；（4）理性(12)。华尔兹认为，第一和第二两个特点尤为重要。“将一个领域从别的领域分离出来，是构建理论的一个前提。”(13)理论意在一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重要，并进而反映它们之间的关系，表明“什么与什么相关联，以及这种联系是如何建立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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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兹以构建国际政治学为例，进一步阐明理论形成的要点：首先，国际政治学研究者应接近国际关系的现实，不断增加研究国际问题的实证内容；其次，在整个过程中应视国际政治学为一个分离出来的独立的研究领域；然后，应努力去发现该领域的原理和规则，并寻找能说这些已发现的原理和规则的途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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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构建理论的讨论中，其他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如斯坦利·霍夫曼认为，理论构建的优劣，一方面决定于科学取向的程度，这包括指定性假设、解释性法则和方法论运用三要素；另一方面与应用目标达到的程度有关，这又包括哲学分析、实证方法和政策取向三要素(16)。科学范式“开先河”者托马斯·科恩提出理论的“使用价值”问题。他认为，要构建理论需要掌握集成和处理数据与事实的科学手段，还需要确定选择和分析的科学标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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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理论的定义和构建后，需提及的另一问题是理论的功能问题。戴维·辛格认为，理论是一个内部相互联系的、实证概括的分析整体，它拥有描述、解释和预测的功能(18)。罗伯特·利珀等也指出理论的这三大功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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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描述。理论必须确切地描述现实世界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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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解释。理论应对说明这些事件发生的因果，说明“行为规律”和进行“评估分析”。在一个特定的体系里，理论解释事物的“连续性、反复性和规律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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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预测。理论还应对事件的未来发展作出预测。针对在这个问题上“易产生的误解”，利珀指出，一般来说，是预测“事物发展和结果发生的模式或总趋势，是事物的未来的发展，而不是具体事件的发生。如果要求理论能预测所有具体事件的发生，就会造成不可克服的理论上的混乱和困难”。关于对理论的预测作用的这一客观分析，我们在本书后面还会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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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讨论“什么是理论”时，自然会引出两个相关的重要问题：理论与哲学的关系和理论与历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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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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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法尔兹格拉夫在新版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指出理论的“科学哲学”问题(21)，强调理论与哲学的密切关系。哲学的德语为Wissenschaft，意指一种特殊的“科学”(22)，它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科学哲学基础”既源于自然科学中的现象解释，又源于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表现为“政治分析、规范研究、科学证实”。理论含有的“哲学内核”往往表现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升华，同样地，哲学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内动力和科学基础。“理论”甚至被视为“哲学”的对等词，理论即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组内部相互联系的概念、假设和原理”(23)。在所有的学科中，哲学体现了“最普遍、最基本、最抽象、最原始的道理”(24)，寻求理论、构建理论离不开哲学。“哲理”是哲学和理论的统一，理论也是哲理。哲学是研究理论的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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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在研究理论时注意到哲学基础，这是值得称道的。但马列主义的哲学思想具有更深刻的洞察力度和分析力度，提供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马列主义关于哲学与理论关系的论述中，有三点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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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与理论一样，哲学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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