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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四节 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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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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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处于转型过程中，其主要特征是对以实证主义和经验方法获得国际政治知识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批判性的重建。如前所述，有人把这一转型过程称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论战”。然而，不同于先前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历史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间的交峰，这场“论战”似乎没有明确的辩论方，而是体现为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频繁接触和对话。这场“论战”的内容也不同于前两次，它主要围绕“超理论”或理论本身问题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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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论战”中，批评者怀疑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主要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描述、解释、规定和预测国际政治方面的作用，提出从理论上探讨该学科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以及方法论等方面的哲学问题，其目的是寻找获得更好理论的途径。在这一学术思想的转型过程中，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变革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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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认为，“后现代”一词是由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于1949年首次使用。与此同时，一些西方诗人也开始使用这一术语，主要含义是指打破旧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冲破由现代主义所确立起来的条条框框。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广义概念，泛指一种思潮和一类感情，最初渗透于西方文学批评、艺术、建筑、绘画、广告等领域。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主要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法国，代表人物有福柯、拉康、巴尔特、里奥塔、德里达、克里斯特瓦、德鲁兹、布德里拉尔等，他们的思想前辈则有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等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欧和美国——尤其在知识界——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自80年代以来，它再次显得非常具有活力和气势，对西方社会科学领域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日益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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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总的特点是反对实证和经验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反对关于理性是决定因素的说法，反对现代性和启蒙传统。不过，要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作出确切而全面的描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此，本节只对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关的后现代主义诸观点和方法进行阐述，它们主要是关于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文本与作者关系、知识与权力关系、解构和延异等(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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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对建立在实证或西方逻辑基础上的一切理论及方法提出怀疑，它不赞同所谓在社会世界存在普遍的、基本的法则的说法，认为实证主义的简约化做法否定了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后现代主义不承认实证主义在方法上具有优势，认为每种研究方法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彼此是平等的，指出实证的归纳演绎方法涉及到评判，因此也是武断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占主导地位的东西是以自我为中心、排他性的东西，譬如以西方基督文化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知识，压抑和打击了建立在其他文化和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知识。在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里，譬如客体/主体、自然/文化、物质/精神、男性/女性、言语/书写等等，一方面（前者）被认为是核心的，另一方面（后者）则被忽视。整个西方思想是建立在核心观念基础之上。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要颠倒这种情形，“解放”和关怀被现代主流所搁置在一边的偶然事件、边缘问题、不联贯或被忽视的问题、被压抑和被忘却的问题，提出重新讨论被正统或主流认为不以为然或理所当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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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强调文本研究，指出整个世界乃是一个文本：人生经历、政治集会、民众选举、缔约谈判、人际关系、买车、找工作等等。所有文本具有多种含义，它们不是固有地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通过“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体现出来。后现代主义提倡对文本进行解释而不是发现文本；强调阅读而不是观察。文本本身应该是开放性的，人们可以对它作无数的解释，每次被阅读后的文本应该得到重写或重新解释。在阅读过程中，文本独立于作者的特殊环境与个性之外，人们在解释文本时，不必去参考文本原作者的因素，诸如作者会如何解释文本、作者生平及写作背景、动机或意图等。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激进地认为，作者所写的东西并非是作者本人所想表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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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强调话语——广义上指语言、含义、符号、认同、交往形式等——在社会及权力组成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而对目标、选择、行为、态度、个性等问题不感兴趣。后现代主义认为，知识不仅由概念所构成，而且是建立在人类大脑话语基础之上的东西，语言并不反映“现实”，只不过是创造和再制作出一个世界罢了。按照德里达的观点，人们只是在通过概念、代码和范畴等去接近“现实”。被建构起来的世界是一个不明晰的、处于不断变化的世界。因此，后现代主义不承认存在真理的可能性，认为真理和知识乃是权力垄断、优势特权的结果，并且体现和服务于权力支配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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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法论方面，后现代主义强调内在反省、多元解释、解构和延异。后现代主义反对实证主义所采纳的数据采集分析、模式设计、抽样研究等方法，不依赖“理性”或“逻辑”分析，不承认也不谋求揭示有一个独立于主观以外的“客观真实”，而是依靠直觉、感悟、见识、本能等去解释文本，认为所有的解释同样具有意义，不存在什么“最好的解释”。一个多元的世界需要有多元的解释。“解构”和“延异”是后现代主义的两个重要术语。解构一词来自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摧毁”概念，意思是通过揭示本体内在发展来打破本体论关于研究终极本质现实的古老传统。现在，它经常指一种阅读方法：首先，它关注一个文本里的二元对立物，譬如像男人/女人；然后，说明这组对立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为何一方处于核心的、有利的和自然的地位，另一方处于被忽视、被压抑和边缘的地位；再后，它打破和颠倒这种等级偏见状态，造成文本的含义与其当初的含义相反；最后，它使二元双方处于无等级、平等的状态中。后现代主义的另一重要术语是延异。该词具有双重含义：“差异”和“拖延”。前者意指“不同于别的东西”，后者指“推迟至以后”。我们可以通过瑞士结构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一个命题来理解这一术语。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互相依赖的语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个词语的确切含义都仅是与其他语词相互依存的结果。也就是说，词语制造出含义是因为它们是某种差异体系中的诸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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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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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54)。它来势凶猛，强劲有力，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出激烈挑战。带领这一挑战的一个核心人物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理查德·阿希利。80年代初，阿希利受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然而，80年代中期以后，他开始接受法国思想家如皮埃尔·波笛耶和米歇尔·福柯的观点，致力于后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詹姆斯·德·德里安的《论外交》（1987年）和沃克的《一个世界/许多世界：为一个正义的世界和平而斗争》（1988年）开创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以专著形式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科进行挑战的先河。1989年，詹姆斯·德·德里安和迈克尔·夏皮罗主编了一本题为《国家之间/文本之间关系：对世界政治的后现代释读》的后现代论文集。1990年，《国际研究季刊》出版一期题为“讲流放者的语言：国际研究中的异端”的专刊，撰稿人均从后现代视角对国际关系进行理论探究。在美国，一些大学已经为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开设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课程，成为这类研究中引人注目的重镇，更多的知名出版社和国际问题学术杂志开始出版和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少年轻学者或新一代研究者热衷于把后现代主义思想和方法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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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否定目前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对错综复杂的世界事务进行实证和经验上的认识，理由是，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社会，人作为行为主体，不同于化学元素或物理颗粒。前者有思想、观念、价值、伦理道德等，后者则没有。因此，研究自然世界的方法不完全适用于研究社会世界。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从自身的本体论和意识形态出发，只是看到国际关系中的特定画面，在理论和认识论上存在局限性和狭隘性，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它们所总结或获得的国际政治知识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反对实证的主流理论把复杂的、处于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僵化且单一地简化成几条“普遍法则”，提倡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多元化、多角度、多视野地解释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生活。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者意识到，当代国际关系领域正在经历新的剧烈变化，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发展已落后于现、当代的现实”(55)。因此，他们呼吁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重建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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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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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被认为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概念之一，并得到广泛的使用。国际政治甚至被称为“权力政治”。尽管如此，在后现代主义研究者看来，“权力”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理解和发展的概念，它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更是受到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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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0年代，人们才开始重视对知识问题的认真讨论，它构成当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种方向，使“国际关系处于认识论方面的反思，这一反思对构成和主宰某种思想‘传统’的语言、概念、方法和历史（即占主导的话语）进行质疑”(56)。后现代主义围绕对国际关系中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进行讨论，对传统认识中关于知识和价值之间、知识和现实之间、以及知识和权力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的看法提出怀疑。正是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中，后现代主义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学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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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社会科学叙述中，知识被认为应该是免受权力影响的。以国际关系研究为例，人们在探索这一学科的“客观”知识过程中，必须暂时抛开价值、利益和权力的关系等考虑，而这些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是无处不在。所谓“客观”知识，即不受外界影响支配并建立在纯理性基础上的知识。这种观点是根据康德的一句名言而来：“拥有权力会不可避免地腐蚀自由而理性的判断。”然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正是权力制造了知识，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相互联接关系(57)。后现代主义指出，倘若没有知识领域的相互建构，也就不存在权力；反过来，倘若知识不同时预设和构成权力，知识也就不存在了。后现代主义承认观念、知识、再现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及政治现实构成中的重要性，强调指出知识领域已经受到盛行的权力关系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权力关系。这样，后现代主义批判地重铸了知识与权力、观念与物质世界、理性与暴力之间的关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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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观察被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中。阿希利通过说明国家的知识和“人”的知识之间的关系，揭示权力和知识关系中的一个层面，指出“现代的国术就是现代的人术”(59)。所有的知识均由人所提供，对历史赋予含义的责任落在人的肩上。阿希利谋求说明国际关系中的“主权范式”如何引起认识论上的一定特征和对现代政治生活的一定叙述。一方面，知识被认为是依赖于理性者所确立的主权，因为只有通过理性，人才有可能获得全部知识。另一方面，现代政治生活发现主权具有构成性原则。国家主权被认为是一种先前便被赋予的，具有一定的实体形态，与其他的主权国家确立有关系。主权范式表现出有能力在国家政治空间确定主权是否存在。简言之，国际关系或者作为一种知识领域或者作为一种政治范围，受到主权构成性原则的条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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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者也探讨了这一问题。巴特尔森在《主权的系谱学》一书中探讨了主权与真理的历史关系，把主权和真理作为权力和知识领域中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加以对待，指出如果没有适当的知识形式把主权表述清楚，那么，主权便不存在，也将失去通过区别内与外、同类与其他去组织政治现实的能力；同样，如果没有适当的主权形式，知识也就失去组织现实和构成客体及探索领域以及确立有效性和真理标准的能力。巴特尔森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国家主权的政治含义是与它在历史上被研究和被理解的方式相关联的(60)。在《模拟主权》一书里，作者辛西娅·韦伯说明不同的权力和知识结构如何造成主权、政体和干预等概念在含义上的不同。她所探究的一个问题是“权力和知识的实践活动是如何被用于证明主权国家观念的”。在辛西娅·韦伯看来，主权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如同其他政治概念一样，其合法性、作用和权能等随时间而变化(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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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时，后现代主义还引入系谱观念。简单地讲，系谱是一种历史思维方式，它揭示和记录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重要方面。从系谱学角度讲，历史并非证明被逐渐揭示出来的真理和含义，而是一场“无休止地重复占支配地位的历史的游戏”(62)。历史是知识与权力关系中占支配地位者和占强制地位者的产物。后现代主义研究的任务是要澄清历史，揭示知识领域、行为领域和其他主体构成中历史本身的各个方面。此外，在系谱学看来，不存在什么占支配地位的、单一的通史，而是有许多相互交织的各种历史。所有的知识都是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知识总是从一定的视角被总结出来的。知识的主体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政治及历史的背景之中，并受这种背景的制约。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存在什么占支配地位的视角，而是存在相互竞争的不同视角。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就要解放被压抑的、被低估的、被边缘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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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不再把知识和权力的关系问题以及它们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排斥在外。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所遇到的难题不仅仅来自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而且来自权威方面，包括对国际关系的解释加以垄断和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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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现代主义重读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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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关注揭示“权力政治背后的文本相互作用”(63)。权力政治的“现实”始终是由文本和一定的再现方式所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和“国家”等都是被书写出来的。在德里达和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诠释乃是社会世界构成中的必要且基本的工具。所谓文本的相互作用，是指再现和构成世界的过程中不同诠释之间的互补和相互构成关系。后现代主义利用各种文本战略去揭示这种文本相互作用，其中的一种战略叫做双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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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双重阅读是一种“既忠实又反叛”的两重性战略。它的基本做法是，第一次阅读是对占支配地位的解释进行评论或重复，也就是说，它通过建立同样的假设、重复传统的步骤等，忠实地重复占支配地位的叙述。第二次阅读是通过揭示文本及话语本身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去动摇或解构占支配地位的解释。双重阅读的主要任务在于理解一个文本如何被建构起来成为核心者，同时又揭示这种文本如何总是面临被解构的危险。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双重阅读的内容主要涉及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理论（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摩根索、华尔兹等）、国际关系重要概念（无政府状态、结构、权力、利益、主权等）、国际关系研究主题（国家对外政策、战略及安全、外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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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仅以阿希利对无政府状态难题的分析为例，大体了解一下双重阅读这一文本战略是如何被应用的(64)。阿希利批评的主要靶子是无政府状态难题以及它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所带来的后果。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均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也是无政府状态，即缺乏一种合法力量的核心垄断。这一概念难题不仅在理论上由缺乏国际权威推论而来，而且在实践上把国际关系视为一种权力政治，其主要特征为自身利益、理性、诉诸武力、疆域等。阿希利通过双重阅读分析方法，对权力政治是由于缺乏核心权威所致的认识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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