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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节 女性主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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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与国际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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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国际关系是一门对世界命运给予关怀的学科。然而，人们所接触和了解的这个世界却是一个“支离破碎和被扭曲的世界”。一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认为，如果说没有一幅由大脑可以提供的完全真实的画面，那么，人们可以相信有些画面比另一些画面更好些。较好的画面可以引导人们对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作出更好的理解(65)。同其他批判理论分支一样，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指出，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充分地体现和揭示国际关系的现实。在女性主义看来，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主要由西方白种男人所支配，女性被排斥在世界政治之外，因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叙述和讨论的是性别化的国家和具有性别等级的世界，是带有性别偏见的国际政治知识。长期以来，在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女性往往受到忽视、低估和处于边缘的位置。女性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对带有性别偏见的国际政治知识给予批评，把女性声音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谋求重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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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一直关注战争和冲突的起源、和平的条件、国际法、外交活动、全球贸易和商业的扩张；研究国家、市场、体系、利益、权力、安全和战略、核威慑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单一的归纳推理，把处于社会和历史背景中的人排除在国际关系理论之外。也就是讲，这一学科的“国际”特征是不具备人格性的。国际关系学科的重点是研究国家的行为而不是人的行为(66)。然而，这一情形正在逐渐地被打破。女性主义便是近年来对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发出挑战的一股力量。从80年代后期开始，从女性视角看待世界政治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它对传统国际关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发出挑战，使女性主义在西方国际关系领域获得发展，为建立世界政治理论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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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理论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20世纪初，女性主义思想便得到发展。在欧美，它表现为争取妇女的合法权益譬如选举权，反对妇女受压迫，追求民主、自由以及妇女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性主义运动逐渐渗透到西方社会研究的诸多领域。女性主义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曾经历一个过程。1972年，《冲突解决杂志》发表贝伦丽丝·卡罗尔的一篇文章，它可能是女性主义在主流的英语国际事务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作者并没有明确说明她的文章是女性主义的，但是，她的文章提出了在今天看来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观点。然而，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尽管继续有人从女性视角研究和探讨世界和平和战争问题，但是，它们均没有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构成明显影响。直到1988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千年间：国际研究杂志》出版了一期题为“妇女与国际关系”的专集，才出现女性主义挑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转折点。1991年，丽贝卡·格兰特和凯瑟琳·纽兰将这些文章和随后的有关讨论编辑成一本题为《性别与国际关系》的论文集。从此女性主义开始以较大的规模和更多的方式对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形成影响。不久，英美国际研究协会——一个以大西洋两岸国家为主的国际问题研究学术团体——设立了性别研究分部。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就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研究主题举办学术讨论会，开设有关课程。更多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主要有安·蒂克纳的《国际关系中的性别：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待实现全球安全》（1992年）、斯派克·彼得森和安妮·西森·鲁尼恩的《全球性别问题：世界政治中的困境》（1993年）、克里斯廷·西尔维斯特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后现代时期的国际关系》（1994年）等。一些北美杂志也效仿《千年间》杂志的做法。1993年，西尔维斯特为《选择》杂志主持一期题为“女性主义论国际关系”的专刊。同年，艾丽克·吉奥兰多和金波莉·西尔佛为《佛莱舍论坛》杂志主持一期题为《国际关系中的性别：发展中的各种视角》的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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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内部存在不同的分支，罗伯特·基欧汉把它们大体分为三类：（1）女性经验主义。它强调国家和国家之间在根本上是性别化的支配和相互作用的结构，侧重研究国家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过程，而不去考察把性别引入国际学的社会态度和结构是否准确。（2）女性观点派。它认为，处于政治生活边缘的妇女经历，使她们具有观察社会问题的视角，从而对世界政治进行有力的洞察。这一分支站在边缘的立场，批评由男人所建构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男人们把他们自身置于决策者的位置，或者用摩根索的话讲，通过“他的肩头看东西”。女性主义从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普通民众的观点批判地考察国际关系。这一分支提出对世界政治进行复杂的理解。（3）女性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 feminism）。它在概念上难以确定，似乎包括了各种趋势。不过，它的核心表现为反对“一种真实叙述”的概念，反对把个人的视角作为普遍视角(67)。女性主义作为第三次论战中后实证主义的批判理论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可小视，它在挑战现实主义、实证主义理论的“霸主地位”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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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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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研究关注和探讨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即妇女与世界政治。传统的研究不太重视妇女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然而，女性主义研究认为，通过对外交官、政治家和决策者的研究发现，妇女在世界政治中的各个方面都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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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西方外交、军事事务和国际政治研究一直由男性占支配地位。国际政治似乎是男人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权力和冲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战争成为不受制约的活动。女性几乎被排斥在职业的外交或军事活动之外，只有相对少数的妇女从事国际政治的学术研究，即使这样，她们的研究范围也大都局限于国际经济、南北关系、国际正义和道德等问题，很少涉及政治、安全及军事等领域。有人认为，尽管妇女进入公共政策领域，但是，她们更适合于从事与国内事务如社会福利、人口及哺育等问题有关实践和研究。实际参与国家对外政策制订活动的妇女就更少了。然而，事实上，广大妇女积极参加争取和平运动，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给予关注，只是她们被排斥在国际政治及国家安全政策决策之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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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安·蒂克纳撰文讨论了为什么国际政治被视为是男人的世界以及为什么妇女在外交界、军事部门和国际关系学术界受到格外忽视的原因(68)。首先她探讨国际关系这一学科本身的性质。她认为，国家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首要问题如军事安全和战争等，与男人的经历有特别的关联。把妇女排斥在外的过程不仅是政治性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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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了探讨国际关系学科是建立在男性世界观基础之上的观点，这位国际关系理论女性主义者考察了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所规定的政治现实主义六项原则。她指出，摩根索描述和解释国际政治的方式及处方是扎根于男性的视角之中，因此，他只是部分地描述了国际政治，因为他对国际政治的描述是建立在部分人性而且是更多地体现为男性的人性基础之上的。这里所指的男性和女性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不是指生物学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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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沃德·阿尔克和安·蒂克纳夫妇俩人均是国际关系的著名教授。夫唱妇随，好戏连篇，蒂克纳认为，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的专家行列中妇女学者屈指可数，充斥权力和冲突的国际关系是男人的世界，外交、军事安全和国际政治等领域为男人所控制。国际关系女性观是近年来的一个新趋势，是社会变革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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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为什么妇女学者在国际关系领域遭到歧视，安·蒂克纳等人把对国际关系影响最大的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作为切口，逐条剖析其中男性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女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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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蒂克纳等人指出，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充斥“男性的偏见”。她批评道：摩根索的人性客观法则是“政治人”（political man），是排斥女性的；他的权力与利益、权力与道义也是男性的概念，女性道义（female morality）在政治现实主义中无自己的位置。总之，摩根索的国际政治理论“实际上是与男性观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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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蒂克纳等人认为，现在国际形势发生巨变。摩根索理论已不足以反映以经济相互依存、生态环境等全球问题为特征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国际关系学者应寻求与摩根索时代不同的国际行为的模式。女性主义学者以“权力与安全”为例，摩根索强调权力是男人对男人的控制（control of man over man）；女性观则强调权力不是强制力，而是“劝说力、能力和潜力”，因为“妇女特别善于劝说”。传统上国家安全首先是指军事安全，摩根索以权力规定国家利益的原则与传统的安全概念是一致的。然而，女性观认为，如今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应是“发展安全”和“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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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安·蒂克纳等人运用国际关系的“新女性思想”对“现实主义六原则”进行重大修正，试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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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现实主义六原则”是：（1）人的政治关系由深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所决定。（2）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以权力规定国家利益，国际政治即是不同国家利益相适应的过程。（3）以权力规定国家利益的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任何政治行为均受其支配。（4）现实主义并不否认普遍的道德准则，但这些准则不能抽象地应用于国家行为，而要根据其政治行为的结果来判断。（5）普遍的道义法则与某一特定国家的道义要求不可混为一谈，后者与各国国家利益的差异有关。（6）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政治范畴的独立性，并以此与其他学科（经济、法学、伦理学等）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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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女性观的修正原则是：（1）摩根索现实主义的客观法则带来明显的男权思想。人性应包括男性和女性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主张动态的客观法则以全面地反映人性的完整性。（2）国家利益不能仅仅由权力来规定，应是多方面的和多层次的。当今全球问题（核军备控制、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等）的解决途径应是合作型的，而不是权力争夺的“零和博弈”。（3）权力原则并不是普遍适用的，现实主义的权力论过分强调男性的支配和控制，而忽视女性的重要作用。（4）女性观反对把道义要求与政治行为分离开来，认为所有政治行为都有道德意义，不能以秩序为名而贬低人类的公正平等和基本需要。（5）女性观同意某一特定国家的道义愿望不能与普遍的道义法则混为一谈，但仍努力寻求共同的道义准则，以期化解国际冲突。（6）女性观对权力政治独立领域的合法性表示质疑，主张打破男性权力政治的一统天下，这样才能与其他领域建立包容男性和女性的全面的学术研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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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蒂克纳等人再三表明，目前为国际关系学注入女性观是一个必要的阶段，之后，国际关系学才能成为超越性别偏见的全面的科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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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贝卡·格兰特则讨论了国际关系中性别偏见的根源问题(69)。她认为，长期以来男性被认为是社会公民和政治的行为主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直接接受并继承了西方古典政治概念中的上述有关认识，而没有去考察它所带有的性别偏见。在格兰特看来，这种认识是造成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性别偏见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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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首先剖析了西方古典政治思想中关于自然状态的观点。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每个人的行为是什么？自然状态缺乏一个正式的、有等级的社会组织。霍布斯发现，自然状态使人趋于具有进攻性和破坏性。当人们生活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能够使他们畏惧的情况下，他们便处于称为战争的状态。霍布斯认为，由于没有社会的制约，处于社会之外的人的恶性得到充分地表现。处于社会内部的人，一般具有正义感、非正义感或其他品质，并由此去调节他们的行为。一些人出于好的动机而建立法律，以规范社会内部的人的行为。然而，这是一个以男性行为体为主的社会。社会关系中的威严、正义、秩序、法律等特征是以男性为基础的。霍布斯的这段思想被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所接受。于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只是围绕男性角色、受男性支配的概念框架展开讨论，而不去探究在自然状态向社会过渡方面，男女社会性别关系所带来的影响。格兰特指出，在自然状态中妇女被遮盖、被看不见，在以社会立法取代原始战争的过程中，她们“没有什么角色可扮演”。霍布斯对权利、主权权力以及政治责任的分析和讨论显然只是与男性有关。既然妇女被排除在西方政治经典理论之外，那么，性别偏见也就自然被确立起来，并延伸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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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还探讨了卢梭的自然状态说。她认为，卢梭的思想似乎要超越男女之间的复杂斗争。然而，卢梭本人仍然使用了一种男性原型。他所发明的“狩鹿”寓言清楚地表明，在自然状态中，男人乃是重要的行为体，女性只是依赖于男性的附属物。女人生活在感官世界里，她们的力量来自她们的身体，而不是大脑。卢梭的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那里。在柏拉图的哲学里，肉体是低于灵智的。卢梭也认为，感官乃理性的陷阱，只有男人才有可能获得理性和理解。在这里，关于自然状态的概念再次带有性别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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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际关系中性别偏见的最早实践可追溯到古希腊政体的形成。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希腊政体一直是西方政体尤其是西方民主的概念模式。它形成标志着以亲族为基础的社会向以长者制单位譬如以男人为主导家庭的社会过渡。随着城邦的出现，公民身份这一观念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从理论上看，城邦内的人们因性别不同而被划入国内生活的不同领域。男人被分工从事社会公共领域的活动，如立法、作战、参与外交谈判等。妇女则被分工从事私下领域的活动，如家务劳动、生育或持家。一般地说，私下领域包括情感、肉体和女性。这种划分过程开始是在家庭结构中的男女性别关系上进行。然而，这种性别差异不是生理上的两性差异，而是社会及政治意义上的两性差异。社会中的女性角色主要围绕在家务和家庭劳动上。男性的社会关系扩大到具有公民和士兵的义务，因此，也相应具有与其他城邦发生关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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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研究注意到，这一过渡影响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它低估了生育和持家的活动。政体形成依赖于性别上的分工，也由此建立和加强政体的经济及政治结构。它们是把妇女归入为私下领域的基础。女性主义者还指出，中世纪意大利城邦的变化也是如此。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意大利的政体形成，使后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政体的构成以及它如何作用等问题产生一种特定的、有性别偏见的理解。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把妇女从公共领域分离出来导致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所使用的历史和哲学的理解产生怀疑。它造成两个结果：第一，西方政体的概念受到批评，作为政体的基础的社会关系并非是公正的，它们在一定意义上是性别偏见的产物。第二，它对西方传统是否有能力描绘一幅人类关系的确切画面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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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指出，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声称是在叙述或解释一个“实在而客观”的世界，实际上是再造了一种全球性的性别等级，由男性的经历和视角所建立的理论被认为是反映了一个“客观的”世界。然而，从女性主义角度看，这些理论从历史、文化和政治上建构起性别界限，因此没有充分解释世界政治中的历史变化和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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