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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节 霸权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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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及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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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Hegemony)一词出自于希腊语Hegemonia,朗曼词典释义为“一国对于其他众多国家的领导”,牛津词典解释得更为详细,霸权就是“领导、支配、优势,特别指联盟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支配。”基欧汉解说为一个单一的支配世界的力量,确切地说,霸权指一国有足够的军事与经济力量,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并操纵国际体系的运作。在经济领域里,“霸权意味着对物质资源的控制。”(59)沃伦斯坦界定为:“在国家体系中的霸权指这样一种状态(情况),所谓的大国之间连续不断的抗衡是那样的不平衡以致其中一个大国真正的处于‘长者的地位’,也就是说,一国能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规则以及自己的愿望(至少是以有效否决权的方式)施加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于文化领域中去。”(60)沃勒斯坦与基欧汉一样,认为霸权是强者对弱者领导与支配,强国制订和维持国际规则,并且安排着国际进程的轨迹和方向。对于吉尔平来说,霸权体系是一种稳定系统内秩序的稳衡系统,霸权国的实力为系统的稳定提供了保证,并且为弱小国家提供了安全和财产保护,霸权的成功“一部分在于霸权国将自己的意愿施加给弱小国家,一部分在于其他国家从中获益并接受霸权国的领导”(61)。跟基欧汉一样,吉尔平认为霸权就是“一个单一强国控制和支配着国际体系内的弱国家”,但这种控制只是相对控制,“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完全控制了国际体系。”(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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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意味着一个单一的具有超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国家支配着国际体系,而霸权稳定则是指在“国际社会中某个霸权国的存在,对稳定国际经济秩序,发展国际公益是必要的”(63)。“它重点研究权力的分配与国际经济行为的特点之间的关系”(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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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稳定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它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一个分支”(65),“与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完全一致,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却由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创立。”(66)基欧汉为该理论奠定了基础,随后,克拉斯纳予以补充,强调霸权国家在确保国家秩序的同时也有助实现自身的利益。从70年代后期,莫德尔斯基、吉尔平将该理论扩展到军事、安全等领域,强调霸权国的存在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在这些学者中,吉尔平对霸权国实力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作了最系统的理论分析和阐述。然而,“霸权稳定”的历史范例早就存在了,我们暂且不说中国春秋战国及古希腊城邦时期称霸历史,最早而且最有影响的“霸权稳定”当属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从公元5世纪开始一直延续了二百多年之久,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古罗马帝国在它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支持下,维持了一段时期相对稳定的局面,到近代以来,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所谓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出现,英国以其绝对的经济优势和强大的海军力量建立起一个日不落帝国,在这一百多年来,英国维护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充当了世界霸主,形成所谓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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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稳定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很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它被广泛地应用于解释在某些情况下国际体系为何能成功地运作,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国际合作却未能成功地实现。该理论认为,国际霸权体系与国际秩序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一个强大并且具有霸权实力的行为体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公益的实现,相反,在不存在霸权国的情况下,国际秩序将会是混乱无序的和不稳定的。霸权国不但可以稳定国际政治秩序,还可以营造一个稳定发展的国际经济秩序。霸权国实力越强,国际社会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越是稳定,随着霸权国实力的衰退,全球秩序趋于动荡不安,已有的国际制度也开始失去其应有的效用。然而,霸权稳定论不论从其现实意义上还是历史的范例中遭到了诸多的批判和否定,我们将在本节结尾时作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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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及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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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稳定论的主要内容,是首先承认国际关系具有激烈竞争的性质,现代民族国家是一部战争机器,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霸权国提供有利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就很难有一个安定的国际秩序,所以霸权的存在就意味着稳定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存在;无霸权的存在国际社会处于无规则的混乱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大规模的战争很容易爆发,国际经济体系将会解体,造成全球政治混乱,经济倒退。对于金德尔伯格来说,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权和支配地位的强国来维持秩序,这一强国所起的作用是一种“稳定器”的作用,作为“稳定器”的国家有责任向国际社会提供“集体利益”或“公益”(“集体产品”或“公共产品”),如建立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的平等原则和无条件互惠原则之上的自由形式开放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以及国际安全等。霸权国承担这些责任是因为它从中可以得到利益,也同时为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社会提供利益。霸权国的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运行至关重要,它以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的轨迹,建立起全球经济所遵循的原则、规章制度以及决策程序。19世纪的金本位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体现了霸权国在维持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金德尔格伯强调,霸权国“要能为亏本的商品提供市场,让资本稳定地(非逆循环地)流动,而且当货币制度呆滞陷入困境时,作为“稳定器”的霸主能提供清偿能力,建立某种再贴现的机制,并能在汇率浮动和资本市场一体化的金融体系中“在某种程度上管理汇率结构,并对各国国内货币政策作出一定程度的协调”(67)。此外,霸权国进口的增加会引起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它的对外投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发展所必要的资金,以技术转让的手段,它又能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专门知识。霸权国实力越强,就能创造更多的公益,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就越是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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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国在国际体系中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它既然要求他国遵守有关国际规则,它自己就应更有自我约束性。它所拥有的霸主地位或领导权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对它的合法性普遍依赖的基础上的,同时为了维护其霸权的需要,霸权国同样也要受到制约。在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接受霸权的领导,不但是因为霸权国具有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实力,更因为是它享有一定的威望,这种威望是靠霸权国公平地处理国际社会中事务而赢得的。如果别国认为霸权国违背公共意愿,损害公益以谋私利,那么,以霸权国为主导的霸权体系将会被极大削弱。另一方面,当霸权国(特别是该国公民)认为维持霸主地位所付出的代价开始超过预期的利益时,霸权体系也会逐渐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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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国的地位只有在国际规则的基础上既制约别人又制约自己的情况下才能得以维持。金德尔伯格与吉尔平都认为,历史上既有利于霸权国领导,又利于世界自由经济兴起的国际霸权体系曾有两次。第一次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时期是所谓的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第二次是所谓的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二战后,美国与其同盟国建立起自由经济秩序,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帮助西欧(特别是德国)以及日本的经济恢复方面,美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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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霸权体系中,除靠霸权国的威慑力来维持秩序外,更主要的是依靠国际规则来管理世界事务。霸权国以及其他大国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维持和执行者。“国际规则就是各国政府在会议上达成的统一协定……是指导国家以及其他重要角色行为的常规,规则以及过程步骤。”(68)根据基欧汉的理论,霸权的实力主要来源于两种资源:其一是有形资源,如国内生产总值,石油进口依赖性的大小,国际货币的储存以及世界贸易所占份额的大小;其二是无形的资源,如一国对于自己国力和货币的自信程度以及相对于其他国家所享有的政治地位等。所以,霸权国力量强弱的变化就意味着其力量资源的变化,力量资源的变化最能解释国际规则的变化。一国霸权的力量结构有利于国际规则的强势的发展,而霸权的力量结构削弱则导致相应的国际经济规则力量的减弱,也就是说当有形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的分布趋于平衡时,国际规则的作用被削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霸权国实力衰落时,就不会有足够的力量去强行维持国际规则以反对“不情愿的参与者”,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诱导”其他国家遵守国际规则的限制,此外,当霸权国实力下降时,维持国际规则所付出的代价就相对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国谋求将额外的负担转嫁给它的盟国,与此同时,原来属于二等地位国家的兴趣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积极地支持国际规则,并试图超越其他国家,重新制定对于自己有利的国际规则。在这个意义上,“霸权稳定理论就成了‘资源是力量的理论’,该理论试图将有形的国家能力(概念化为‘实力资源’)与国家行为联系起来。”(69)霸权与国际制度力量成正比,国际制度的变化又反映了国际体系力量分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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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斯纳认为“潜在的经济实力”是维护国际规则,特别是国际经济规则的主要因素,军事力量不是改变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有效工具,也“不能有效地运用于对付中等国家”(70)。军事力量能成功地运用于对付欠发展的国家,而经济力量则可用来对付较大的而且更重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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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稳定论的提倡者还提出一个“搭便车”的论据。在霸权体系中,霸权国为世界提供了稳定自由经济机制,也就是说,在许多问题领域内带头制定了行为规则。霸权国在它所带头创造的国际机制中当然享受到许多利益,因为它提供公益的目的在于维持现状和获得更多的利益。然而,小国却比大国获得的多。邓肯·斯奈德认为霸权稳定论有两个重要假设:一是霸权国为稳定的自由贸易国际体系提供领导角色;二是虽然主导国家获益,但小国也获益,国际公益使小国能获取更多好处,这是“霸权稳定论的实质”(71)。另外,霸权国市场规模很大,其他国家从中获益较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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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平提出以明确和加强财产权的方式维护公益,克服“搭便车”所造成的问题。在一个国家内部,政府实施产权法目的在于反对和限制侵犯他人财产的行为,在国际社会中,产权法的明确界定和加强实施有利对国际社会公益及各国资源的保护。吉尔平强调霸权和效率是维持相互依存市场经济的两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一个社会进入广泛的市场关系之中也有两个条件,一是该社会所获得的多于所付出的时候;二是另一个强大的社会强加给这一种市场关系时。所以,维系相互依存的世界市场经济的任务就落在了政治上最强大的,经济上最有效率的国家身上。”(72)没有效率的霸权很容易走上帝国型经济,如前苏联集团。然而,如果经济效率很高的国家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作后盾,它则很难让其他国家承担维持市场体系的费用,比如说日本一直担心关税壁垒将自己与外国市场分离,虽说日本经济实力显得十分强大,但缺乏政治力量作担保,所以,日本人的顾虑是难免的。吉尔平认为,成功维持了世界政治及经济体系稳定的国家当属19世纪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这两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拥有霸权和效率这两个因素,也就是说,都具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与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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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国是以其压倒一切的实力维持霸权体系的,霸权的实力就是政治、军事、经济力量,而经济力量是霸权实力的最基本源泉。以实力为基础的霸权有它的产生、发展和强盛阶段,也有它的衰落时期。霸权衰落就是霸权国实力的衰退,也就是国际社会中力量分布发生了变化。所以,霸权衰落可以归纳为两种,其一是霸权的“绝对衰落”,指霸权国由于内部管理不善及力量分化造成自身经济、军事以及政治实力的下降,如16世纪末期的西班牙霸权的衰落;其二是霸权的相对衰落,指二等国家的力量发展壮大并且赶上了一等国家,虽说旧霸主的绝对实力也在不断增强,但面对正在崛起的国家,它的势力相对下降,如19世纪末期的开始衰落的英国霸权及20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历史上没有永恒的霸主,它们的寿命长短差别很大,威尼斯在地中海西部曾经充当了1000年的经济霸主;英国霸权维持了一个世纪;而美国的霸权在短短30年之后就走上了下坡路。吉尔平认为,旧霸权主的衰落与新霸权主的崛起必然引起争霸战争,莫德尔斯基则进一步指出,由于霸权国位置的更替的周期基本呈规律性发展,“全球战争”呈现一定的周期,这个周期大约为一个世纪,被称为“长周期理论”,如西班牙对葡萄牙的挑战,德、法对英国霸权的挑战等。“全球战争”之所以有周期性,因为霸权国从产生、发展、强盛到衰退需要一个周期性的过程。莫德尔斯基长周期分析法与汤因比战争—和平周期论相似,汤因比认为,付出巨大代价的战争孕育一定程度的和平,如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1713年乌得勒支和平,1815年的维也纳和平以及1919年的凡尔赛和平。当霸权衰落时,国际政治和经济开始动荡,新的稳定秩序需要一个新的霸权国和一套为各国所一致同意的、并能约束每个国家的国际制度。在新霸主出现之前,则需要几个重要的强国共同协调国际秩序,否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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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霸权稳定论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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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基欧汉和吉尔平的界定,霸权是由“一个单一国家”统治国际体系的结构,当他们在评价霸权的历史范例时,都以英国和美国霸权为依据。然而,将霸权限定在一国统治全球就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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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谈到霸权时,不可能很精确地断定一国占有世界力量的多少份额才算是拥有了霸权的资格,但是,“至少应该尽量弄明白与霸权、准霸权和非霸权相关的力量分布。”(73)迈克考恩认为,克拉斯纳和吉尔平等人对英国霸权的时间划分不够精确。吉尔平认为,如果把法国的失败、维也纳协调以及无可比拟的英国海军力量看成是英国霸权建立的主要因素的话,英国霸权之巅始于1849年。克拉斯纳认为,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虽说维护了开放的贸易体系,但还没到达其霸权的鼎盛时期,英国仍处于准霸权时期,那么又怎么解释19世纪60年代的准霸权国英国成功地维持了开放体系,而在19世纪80年代,作为霸权国的英国却未能有效地维系这一开放体系呢?所以,霸权稳定论的提倡者没有在这一概念上提出令人信服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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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稳定论没有把非霸权国的动机和力量考虑进去。如果一个非霸权国的实力与霸权国相差无几并且表现出很强维系现在开放体系的意愿时,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则小;但当这个非霸权国认为维持现状不能满足自己利益需求时,它就会反对霸权国及其政策。第一种情况表明维持霸权力量很强,非霸权国家联合支持霸权体系以及相应的国际制度。而第二种情况则说明没有充分的力量维持霸权体系,非霸权国家则联合起来加速霸权国的衰亡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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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稳定论实质上是一种强权说,也就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政策。“公益”和“搭便车”说掩盖了大国剥削弱国和小国的实质。假如霸权有利于弱小国家对公益的充分享受,那为什么会出现弱小国家越来越落后,而霸权国越来越强盛?霸权体系只能适应于“西方俱乐部”各成员国,霸权地位只能是在强国和大国之间更替,所以,该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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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肯·斯奈德认为公益有三个特性:其一是“共享性”(jointness)。广义上讲,它意味着国际体系中所有成员能同时从公共物品中获得利益。然而,一国所得是另一国的所失,一国获益妨碍他国的利益所得,所以,霸权机制只有剥削性和不能满足“共同享有”的特性,因为,利益并不是所有成员共享的,而是从一个国家重新分配到另一个国家。在利益分析中,强国和大国总是利益的分享者。再者,在霸权体系中,一些附属国往往认为搭便车是它们所享受到的公益,但是,霸权国则会制定规则并鼓励其他国家负担义务和责任。在这种“强迫型”的霸权体系中,霸权国会强迫其他国家为霸权体系服务,当然强迫的就不会是公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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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非排除性”(nonexclusion)意指各国无力防止“搭便车”的现象。在霸权体系中,只有选择地提供“公益”才有可能避免无功享禄,然而,这种“公益”却不是实质的公益,在“强迫型”的模式中,霸权国可以迫使其他国家也提供公共物品,并设计出许多方法将公益的享有限制在作出贡献的国家,如只给互惠国减免关税和无害通过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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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集体行动是不可能的”。这一假设悲观地断定,不论同盟关系有多紧密,同盟国之间的集体行动是离心离德的。如果集体行动是不可能的,国际合作则不可行,公益就无法实现,这样就需要一个霸权国单方面或者强迫其他国家提供公益。斯奈德认为“集体行动不可能”之说源于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曲解。现实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不惜损害他国的利益,但现实主义这一理论并没有否定一国在与他国的合作中取得自己的最大利益,相反,现实主义强调,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的,缺少一个具有中央集权的权威机构,所以合作显得十分必要,特别是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进一步认识到在国际合作与相互依存中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所以,如果集体行动是可能的,那么霸权稳定理论则是不正确的。然而,一些霸权稳定论者如金德尔伯格、吉尔平以及克拉斯纳等也承认,霸权国的行为不是利他主义的,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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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稳定论断定霸权国实力越强,国际体系就越稳定;当霸权国实力开始下降,国际社会的稳衡状态就会开始向非稳衡状态发展并随着霸权体系的解体而失衡,最终出现无秩序的局面。换句话说,霸权国越是强大,国际冲突就越少,霸权国越衰弱,国际冲突则越多。然而,事实并不能支持这一观点。二战后,美国开始处于霸权国地位。特别是1946—1955年间,美国国力处于相对最强盛时期,可是国际冲突并没有下降。在美国领导的霸权体系中,虽说没有爆发全球的大战,但国际冲突仍是此起彼伏,“长期和平”倒成了长期战争时期,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共发生了269次国际冲突,2180万人死于战乱中(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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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稳定论有许多错误的假设之处,该理论只是以点代面,特殊性取代普遍性。历史上存在过许多霸权国,在新老霸权交替时,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甚至灾难性的代价。相对稳定的局面并不是美国霸权的结果,而是均势成功运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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