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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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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断言，是中产阶级缔造了现代英国。这个阶级所拥有的独创性、进取心和坚韧是英国之所以能成为18世纪贸易帝国以及进行之后的工业革命的源泉。不仅如此，中产阶级还把自己的伦理道德观也镌刻在了这个首个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人民心中：由它决定国家应该以何种形式，依照哪些原则来统治自己。它重建了英国的城镇，让所有居民都得以享受国家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带来的福利。中产阶级的立场是中立的。它同时拥有绝对的自信，这种自信源自它深谙过去的种种辉煌成就，而这方面的知识也使他们确信理智与科学经验主义是人类解决各种问题的最佳凭据。加尔文教徒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在他们眼中，上帝在嘉奖勤勉者的同时，也对他们使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而将他人从无知与罪恶中解救出来的善举大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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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人士之所以认为自己拥有统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很有教养，受过熏陶而且很有远见。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也没有什么能超出他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种态度显得有些傲慢。然而所幸的是，这种傲慢总能在一种寻求妥协的实用主义精神中得到调和。中产阶级在维多利亚时期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即使在这个全盛时期，它仍然保持了一种灵活性，至今也依然如此。它的成员们如今已经继承了那股要将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动力。在过去，中产阶级曾一度热衷于铺设排泄系统和建造公共图书馆，而今则致力于抵制污染和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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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各类相关的描述为中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持续而连贯的历史。当然，这段历史也充满了矛盾。一个阶级中的成员如果自恃他们的阶级代表了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就难免会具备怀疑主义和爱好争论的特质。这个阶级内部有很多意见相左，包括是否应将个人主义摆在首位，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差别，以及针对经验主义科学与宗教信仰的探讨。这种热衷于挑战和质问的动力意味着中产阶级必不会被任何教条所羁绊。很多颇具影响力的大城镇已经成功接纳了加尔文主义、基督教福音派的教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其近期的变革）、撒切尔主义和新工党的执政理念。保守主义不可能持续很久，因为理性的头脑总是教人善于接纳新的知识而批判旧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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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给中产阶级下个真正的定义却十分困难，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辩题不好部署。中产阶级从来都没有形成一个各部分协调统一的整体。它一直处在一种不停演化的状态中，就像一个向四周蔓延的、凌乱的有机体。14世纪至18世纪涌现出来的“中层社会”在19世纪成为了中产阶级。“阶级”是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词汇，该词原先为那些致力于按照理性的规则将自然界分类的科学家们所用。到了1850年，中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了三种各具特色的阶层：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这种划分方式一直延续了下来，就好比伊丽莎白统治时期首次根据身份地位看人那样，当时的社会被分成了两个阶层：一类是依靠知识和才智谋生的知识分子，一类是完全依靠双手过活的劳动人民。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中产阶级的核心成员都是脑力工作者，包括律师、医生、建筑师、企业家、教师和任何掌握了金融奥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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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中产阶级和它的前任之间存在着不少显而易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乔叟笔下的律师、医生和商人与他们的现代同行们一样关心着共同的问题（也犯着共同的小过失）。然而，把当下的社会特征置于过去的环境中，把整个阶级发展的进程倒转，依然会导致人们的误解和曲解。与中产阶级类似的阶级形式要说也有，但大多仅限于基础层面上的相似。读者可能对中产阶级发展早期成员私底下展现的忧虑、虚荣和野心予以认可或产生共鸣，但如果要对这些人所处的时代作更加宽泛的设想，又会频频感到陌生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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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时代的定居者，如果他们对平等主义只有一个很肤浅的认识，而且对他人的自尊心极度敏感，就必然会对过去社会阶级分层的本质及其夹杂的趋炎附势行径大为震惊。对于这一点，我们与祖辈们达不成一致的共识，要知道他们对此可谓司空见惯了。作为英国诺福克县一名乡绅的儿子，劳伦斯·詹姆斯在回忆19世纪80年代他的幼年时期时写道：“我们并没有特别意识到阶级的存在，因为它就在那儿，和这个世界上能感知的其他现象一样。”有不少人接受这种说法，包括当地的教区牧师、经办老琼斯案件的律师、顾家的医生、养家糊口的零售商贩、只在财政稳定时才能纳税和雇佣仆人的房客。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接近现代的时代，仍然有大批的保守人士坚称社会秩序体现了神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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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和剧作家都能理解社会分层的本质和机构体系。对于他们来说，身份地位的细微差别以及这些因素对人际关系尤其是对恋爱和婚姻的影响，为情节构想和人物塑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果文学作品是我们得以了解祖辈们的唯一资料来源，那我们很快就能得出结论，认为身份地位主导了他们的生活。这一点可以在报刊中找到大量的佐证：自17世纪末以来，这些刊物就一直充斥着各类打着上流社会喜好的品牌的商品广告，广告商会信誓旦旦地承诺这些商品将提升购买者的身份地位。对于这种推销策略，中产阶级女性们在过去和现在都持将信将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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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地位和财富是密不可分的。如托马斯·卡莱尔那般严厉苛刻的伦理学家们可能提出过“辛勤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嘉奖”这一论调，然而不管他们怎么说，中产阶级更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得到切实的回报。中产阶级无论男女都是切实的唯物主义者，对于这一点，那些深谙如何取悦消费者之道的供货商和广告商都一清二楚。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对娱乐消遣也有着无止境的追求，并且很容易趋从每个时下的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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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这个阶级的成员都沉迷于追求国内外独具特色的事物，他们感兴趣的诸如摄影、骑车兜风、驾车、邮票收藏、园艺、网球、高尔夫、观鸟、慢跑和新兴的身心疗法。中产阶级热衷于群体生活，喜欢和自己阶层的人为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股脑地簇拥进上流社会的会场，或聆听音乐会，或观看戏剧表演，更有甚者还会组建俱乐部和社团，在兴奋之余又添入几多欢声笑语和美酒佳肴。这些资本主义的奴仆是其产品最贪婪的消费者。我不会后悔对他们的消费习惯作了详细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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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催生了一个持久的悖论：当中产阶级致力于打造一个较贵族阶级更有用且在道德修养上更胜一筹的自我形象时，它会向在它之上的阶级寻求相关娱乐、品位和举止方面的引导。那些最富有的商人和专业人士会成群地涌入乡间，如果经济实力足够，就在那里添置房产，然后过乡绅般悠闲的生活。把中产阶级的范围缩小，我们还能发现一股类似的想要逃离城镇的强烈愿望，人们十分向往那些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无人居住的被称作“郊区”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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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郊区生活的人坚称这是理想的养儿育女之所。中产阶级长久以来的标志之一就是对家庭的热爱，通常以对子女教育资源的关注为特点。这既是为崇尚教育信仰的辩护，也表达了他们渴望攀上社会高层的迫切愿望。这种欲望的强烈程度取决于个人的禀性，但总的来说，只要条件允许，中产阶级家庭就会成为一个孕育雄心壮志的场所。个人飞黄腾达所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进入一所好的学校，这就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公立学校如此受中产阶级青睐的原因。这些学校会向中产阶级中处于上流社会的男孩们灌输古代骑士主义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无私、领导能力与责任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到1900年，中产阶级中的上流社会人士在思考和行为举止方面都能谨遵道德准则，表现得像个知性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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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力争上游的理念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说得通，即英国的社会动脉是流畅的。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对于那些趋炎附势者的态度是：只要这些新来者有足够的资金且有意被同化，他们就会接受。至于这种同化过程究竟如何达成，我们可以在那些关于品位和礼节的手册上找寻答案。自15世纪以来，这些手册的发行量就一直在增长。而关于这方面的知识要领至今仍被人们关注着，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诸多面向中产阶级读者群的报刊开设针对社交礼仪给出恰当建议的相关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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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努力将所有这些主题汇编成一本关于中产阶级的书。至于究竟我编成的是一份讣告，还是一段仍在演变且前途殊远的历史书，就交由我的读者们来评定吧。不过中产阶级的命运看来更可能是后者，因为中产阶级的队伍从未像现在这样壮大，并且正以一种成倍增长的速度发展着。它不但填补了日益增长的官僚体制的空缺，还占据了各种服务业岗位，而这些岗位成功取代了过去作为重要财富来源的制造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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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的安稳状态。20世纪80年代，过去危害这个阶级稳定的那些因素、工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都被彻底终结了。可以说，这个年代是在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资本主义的完胜中落下帷幕的。那些但凡一有经济动荡就会引发的介于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似乎已经停止，尽管在2004年由狩猎而引发的一场社会辩论中，这种势头曾一度死灰复燃。现代中产阶级继承了他们祖先的一些不良风气。那些“骄奢淫逸、游手好闲和我行我素”的年轻一代扰乱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中层社会，足球流氓破坏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彬彬有礼的形象，而居住在城内的“底层阶级”更是让今天的中产阶级噩梦频频。有趣的是，在任何时期大家都认为应对最贫穷者骚动不安现象的措施是“实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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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晚期，人们开始接受带给中产阶级财富的这一经济体制，但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值得如此庆贺。当前中产阶级的一些成员指责资本主义体制对环境造成了巨大污染以及给全球带来了经济恐慌。还有一批人已经公开放弃了理智和科学的权威性，企图通过各种新生的信奉情感的神秘主义的邪教来追求真知和达到自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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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些现象丝毫不感到吃惊。因为我曾经略微提过，中产阶级从来都不是处在静止状态中的。通过剖析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从何而来、有何祈求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我很清楚地认识到，中产阶级已经展示了一种惊人的把握机遇和适应新事物的能力。这足以让我有理由相信这个阶级将拥有一个灿烂光明和硕果累累的未来。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任意一种标准衡量都是值得敬畏的。总而言之，他们为人类的福祉添加了相当有分量的一笔。今天的中产阶级，应当对其先辈共同创造的一切感到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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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一部 根源和先驱：135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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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竖琴上的琴弦：秩序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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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兹伯里市中较为富有的公民都疑心深重而且脾气暴戾。他们相互谩骂，甚至和管辖着城市大教堂的神职人员们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447年，这些公民的种种中伤行为已让他人忍无可忍，最终他们不得不同意接受管教。当地议院于是颁布了一项针对挑衅言词的禁令。通过这些禁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社会：“我鄙视你”“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和你一样有钱，你这个恶棍！娼妓”“我的钱和你的一样多，但是我比你更受欢迎”“我的出身比你好多了，我受到的尊敬还有继承的财产没有比不过你的，而且像你一样我把这些保管得好好的”。可是尽管有这项禁令在旁，逾越身份的争吵行为依然持续着。1481年，威廉·波科特这样辱骂一名市长：“你是屎！蠢货！六个你才抵得上一个我，你这个傻瓜！”因为这一傲慢行径，他被处以了13先令4侏儒的罚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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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颇有才华的名叫罗伯特·布罗克的律师则被另一种形式的傲慢激怒过，此人曾五次当选伦敦市的国会议员并于1554年被选为下议院的发言人。他将自己的职业收益投到什罗普郡的土地上，期望这么做能让自己名正言顺地被列入贵族阶层，此外，他还自诩为一名“士绅”。但他的女儿玛丽并不认同他的这种自负，背着他和理查德·默菲尔德交往。布罗克在调查了这位未来女婿的背景后，发现他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没有能力，毫无主见，更没拥有一寸土地”。他只会“夸夸其谈”，并且“和那些自耕农还有其他穷困潦倒的下人一样声名狼藉”。对于默菲尔德自称为绅士的声明，布罗克嗤之以鼻，竟丢下这么一句话：他看不出“一个乞丐和（一个）乞丐般的绅士”能有多大的区别。对此，默菲尔德反驳说他确确实实是一位绅士，而且在他的家乡北安普顿郡他“向来都被认为是位说话诚实的人”。此外，“他还有一笔适当比例的财产能提供与其地位相符的生活水平”。和这位恶语中伤他的人一样，他也利用聪明才智扩充自己的收入：他受雇于彼得伯勒市的主教，常常替他去伦敦办事。在那里，他几度遇到玛丽·布罗克，尽管当时她的父亲已命令仆人在外行走时随身保护她。可笑的是，那些仆人保镖中，竟有一个曾被她父亲打倒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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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和早期的现代英国，个人的身份地位至关重要，而他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可及采取与之相符的对待方式也同样重要。这种关乎地位的文化其实已经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人们也将其视为理所当然。1528年，理查德·奈特利爵士在他的遗嘱中提出希望他的纪念碑能“依照他的地位等级”来打造。他的遗嘱执行人应该能猜出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要竖一个自己身披盔甲的石制雕像或者黄铜像，环绕周身的是那些能昭显他家族血统和各路关系的盾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北安普顿郡的福斯雷教堂里，发现了一尊以他二儿子埃德蒙为原型制作的小铜像。因为在过去的百年间，伦敦市的坟墓制造商们一直大批量生产骑士铜像，这些铜像在外形上如出一辙，只在大小上有差别——当然这取决于主顾们钱袋的深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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