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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八章 多样的智慧：知识的价值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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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拥有大量受过教育的男性和女性，才能带动国家经济的增长和多样化的实现。从15世纪到17世纪，人们的读写能力得到了提升，且男性比女性提升得更快。虽然没有精确的指标来衡量，通过对一些署名文件的分析，我们依然能大致看出有读写能力的人口比例——尽管无法知晓他们读写的熟练程度。17世纪早期的格洛斯特是一个拥有5000人口的繁华城市，其中大约64％的男性和4％的女性受过教育。考虑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的需要，所有的批发商和专业人才都受过教育。同样的，91％的绅士和70％—75％的自耕农、工匠和零售商也受过教育。在1663—1689年间，在达勒姆郡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所有的专业人才拥有读写能力，几乎所有的绅士和商船船长以及70％—85％的自耕农、工匠、店主都能读能写，更让人吃惊的是，技工和工人也拥有读写能力。在新英格兰，于1650—1670年签署的遗嘱显示60％的男性和31％的女性都识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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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表明，在17世纪的英国，至少有2/3的男性和不到1/3的女性有读写能力——这比15世纪的人数多出了一倍。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流畅阅读或者规范写作。阅读能力和清晰的书写在很多职业中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什么学徒身份契约会严格规定师傅必须对他们学徒的教育负责。从单纯的经济学角度来说，一名能读懂文字的人远比那些不懂读写的人更有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所涉商品价值超过十英镑的销售都要有文字记录，从事国内和海外贸易需要使用大量的文件，而店主和工匠们也会与他们的顾客们有信件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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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需要对伦敦的穷人负责的商人对此很是欣赏，因为在那些穷人中有很多有潜能的学徒和技工。1699年，比肖普斯盖特区的律法规定：穷人家的孩子要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下午6点，中间会有一个小时用于玩耍和学习读写。[2]这其中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是穷人们能学到知识；二是他们能养成勤奋工作的习惯。此外，尤其是那些虔诚的市民们乐于看到的是，这些孩子们长大后能够阅读《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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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穷人接受教育会使他们更易于管教。1558年，在格洛斯特大教堂庆祝儿童节期间，一名扮演主教的教堂学校男学生在他的模拟布道表演中说道：“良好的教育”可以帮助“年轻人彻底远离堕落和卑劣的行径”，使他们培养出“美好而高尚的言行举止”。[3]格洛斯特的孩子们都接受了有关美德的良好教育：城里有两所文法学校，男孩们会在那里学习拉丁语甚至希腊语，还有一些小型的教育机构会教4岁到8岁之间的孩子阅读。在每个阶段，学生们都会学习一些基督教的教义——特别是其中的寂静主义——以使他们能更好地顺从和礼待比自己地位优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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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能力的提高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基督教教义，但也更容易引起人们对它的颠覆。1538年，亨利八世的大臣们在每个教区教堂都摆放了一本英文《圣经》。此时，一位来自苏塞克斯郡的保守牧师开始担心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一旦开始阅读《圣经》，就会引发一场关于神学的混战。他建议“那些持有《圣经》的屠夫、无经验者和工作拙劣的人”最好“把这本书交给我们这些已经学过《圣经》的绅士们”。[4]但对新教徒来说，这样的举动是神职者最糟糕的行为，因为它会阻止上帝向普通民众传授话语。两百年之后，一名圣公会教徒重述了新教的根本宗旨：印制发行英文版《圣经》，让人们拥有自我意识。在宗教改革之前，“（英国的）普通民众……与非洲的霍屯督人和印第安野蛮人处在同一个水平；而他们的牧师们也好不到哪儿去”。[5]只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信徒，才能培养出基于《圣经》而非圣礼之上的信仰。愚昧是迷信之父，没有通过不断阅读《圣经》所取得的与日俱增的认知和信念，就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完全皈依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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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上，新教推崇的伦理观念倡导将功利主义的指导和简单的神学思想相结合，至少对于年轻人来说应该如此。贝德福德郡梅波雪儿市一所由当地的两位女士资助建立的慈善学校开设了这样一个课程：在1698年，学校聘请了“格尼夫人”和“索勒夫人”为6个贫穷的女孩和6个贫穷的男孩上课，根据教学效果给两人发工资；其中一人用了十周时间教一个男孩阅读，并拿到了3先令4侏儒的工资。每周日，学生们都会学习圣公会教义问答手册，而平时的阅读课都是以《圣经》为教材。女孩们会使用由理事们提供的纺车以及父母提供的亚麻和纱线来学习纺纱和针织。[6]这些技能会让她们以后成为好的家庭主妇，或者以外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在纺织厂工作来贴补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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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波雪儿妇孺学校是成千上万所零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这类学校的一个典型。很多学校接受来自各种社会背景的学生。一位名叫约翰·弗雷特韦尔的木材商的儿子，在去唐卡斯特文法学校之前，就是在当地的妇孺学校开始接受教育的。在唐卡斯特文法学校，他用了五六年时间熟读了很多古典文学作品。1713年，当他14岁时，父亲将他送去一家位于庞蒂弗拉克特的商行学习数学。在他父亲看来，阅读、写作、对古典文学作品及其思想的熟悉以及基本的运算能力“对于他来说是应该掌握的，也是确实可能成为他未来的专业方向之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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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学习的态度是检验地位等级的试金石。几年以后，当他购买了一处房产之时，老弗雷特韦尔或许会重新考虑对儿子的教育态度。因为对于贵族们来说，教育既具有装饰性质，也有使用价值，因为社会惯例要求绅士能展现他的学识、才智和品位。对于那些需要在社会上开创一片天地的人来说，尽管文法学校和大学的教学大纲都侧重于学习抽象的知识和精确的语言，但从本质上来看，学习还是具有实践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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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和意志造就成功——这两者对于年轻人来说都非易事。花上几个小时来记忆拉丁词汇、翻译文本既需要毅力也需要聪明才智，难怪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男学童几乎是硬拖着自己去上课的。这些努力都是有回报的：年轻的学者们学会了如何正确地思考，怎样精确优美地写作；通过对古罗马作家们的学习研究，他们得以见识他人的思维与构想。而最重要的可能是，他们会受到古代的哲理和价值观的影响，尤其是其中对于公共职责和爱国精神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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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罗伯特·格林（约1560—1593）的父亲非常认同这些思想。他是英国诺里奇人，“在他的教区有个办公室，常常穿着狐皮长袍正襟危坐，好像自己是一个品行端正的自治市议员”。他希望自己的儿子通过学习能够变成“对英联邦有价值的成员——这也算是对他在垂暮之年的一种慰藉”。但是一切都变得很糟糕：格林去了剑桥以后，把时间都浪费在“和那些与自己一样放荡而巧舌如簧的公子哥们鬼混上，从而消耗了自己的青春”。这是为很多父母所忽视的大学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危机。[8]和其他与其地位相仿的人一样，老格林认为教育是一项能帮助他儿子飞黄腾达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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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格林在剑桥的学习经历也使他成为一名绅士——因为按照约定俗成，任何被剑桥或者牛津大学录取的人都被认为具有绅士身份。这一观点是另一名剑桥学子克里斯托弗·马洛在《爱德华二世》中提出的。当时，办事员鲍尔多克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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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鲍尔多克，我是一名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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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牛津摘得这个头衔，不靠盾形纹章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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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文学界过着一种不太稳定的生活。如果他是另一种性格，他可能已经进入某个专业领域或某种贸易行业，成为“对英联邦有价值的成员”，而使他的父亲感到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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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保持甚至提升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的父亲们有着和老格林同样的专注，同时代的那些遗嘱能反映这点。1523年，约克郡一位名叫马默杜克·康斯特布尔的律师地主，嘱咐他的妻子要让他们的大儿子詹姆斯先完成中学学业，然后把他送到律师学院由他的伯父监督学习。他为小儿子准备了100英镑帮助其“成长”，其中的一部分将被用于教育方面。大约百年过后，一位名叫尼古拉斯·斯宾塞的绅士，嘱咐他的遗嘱执行者让他的二儿子“接受适宜的教育，将来做商人和签约学徒”。[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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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不太会对教育有所重视。对他们来说，孩子是现成收入的来源，而不是对未来投资的对象。劳动工人的儿女们一旦在体力上可以接受有偿工作，很快就会成为被剥削的资源。梅波雪儿妇孺学校的理事们责成学校在仲夏节到米迦勒节之间必须放假，这样一来，所有的学生就能帮助他们的父母收割庄稼了。一位名叫托马斯·特赖恩——拜伯里织工的儿子，在描述他17世纪40年代度过的童年时，这样回忆道：“父亲让我做的第一份工作是纺纱和梳棉，我非常勤奋很快就能应付自如，到了8岁那年，我甚至一天就能够纺4磅的［羊毛线］，一周赚2先令。”几年之后，特莱恩又成为牧羊少年。但是在13岁时，他开始意识到“阅读学习的众多好处”，为此购买了一本识字课本。他进步飞速。在领到作为酬劳的两只羊之后，他把其中一只送给了一位“教授一些穷人家孩子阅读写作的跛足青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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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者往往会嘲弄未受教育者。未受教育者们在社交上表现出来的失礼和粗俗举止，在17世纪和18世纪被人们当成茶余饭后谈论的笑柄。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不久，肯特郡昆伯勒市市长告诉伊丽莎白一世：“当西班牙人瞎挑战您的威严时，他们准是靠道听途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之后的一代人中，有人嘲笑那些会问“圣保罗大教堂是英国建造还是从海外购买的”的乡下人；一位因导致一个女孩怀孕而被地方法官指责“玷污了她的床帏”的有妇之夫，在审判过程中插嘴道：“先生，您搞错了……这里哪有什么弄脏床的事，我们是在田间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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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这种情形会颠倒过来。“来自苏塞克斯的一个土生土长的乡巴佬”就愚弄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律师。当后者问乡巴佬谁是他的“匿名合伙人”时，他装糊涂道：“那个人叫玛丽，我的妻子。”[11]那些“粗人”（这个词在当时被广泛使用，专门用来描述劳动者和手工业者）的天真和愚蠢常常让有教养和久经世故的人们忍俊不禁。他们至今依然如此。人们继续嘲笑着这些特质，而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特质一直都是身份的指示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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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的场所，在那里学生不得不遵守时间规定并服从尊长的命令。而这两样其实都不受学生欢迎。16世纪早期，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拉丁语翻译课上，学生和校长之间的一段对话反映了两者之间无法避免的紧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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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把我送到这里来学习语法，以为两年已经是最大限度三年就绰绰有余了……”“适可而止吧，你这个任性的家伙，别再抱怨这些了，你人都在这儿了……虽然你之前是跟着妈妈长大，可以任性妄为，但是我建议你在这里要收起你的任性，否则，你今后可有的抱怨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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倔强和不听话的学生常常会挨打。因为教导与惩罚是分不开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通常校长的形象都是挥舞着一束桦条教鞭。在波士顿、舍伯恩、威斯敏斯特教堂和诺里奇教堂保存的15世纪制造的教堂座椅托板上都出现了牧师们狠揍弟子们的光屁股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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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需要集中注意力学习的课程来说，体罚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记忆拉丁词汇、掌握句法以及将所学运用到翻译中，这些训练动辄就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中世纪晚期在学生们必须要译成拉丁语的句子中，很多蕴含了道德寓意。这些句子有：“脚踏两只船，终有落水时”、“出身良好的孩子要彼此忍耐而不能像泼妇那样彼此责骂”、“我没有钱能用来花销了”以及“孩子们列队而站。有人站的好，有人站的不好，这是因为大家的聪明才智都不一样”。这些句子也提醒我们，免费学校招收学生是不计较他们父母的背景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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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渗透到了英国的各个领域，于是教学大纲也有了变动。尽管英国一直以来都没有施行全国通用的课程，但往往所有的文法学校都将古典时期拉丁文作品作为教学重点，还对那些目标是进入牛津剑桥和可能取得神职工作的学生开设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课程。罗瑟勒姆文法学校校长乔治·胡尔所遵循的教育机制和他的学术价值观都具有典型意义。他为学校老师撰写的指导手册——《助理教师的职责》（1659）对此做出了概述。在七岁或八岁的时候，新入学的男生需要开始背诵单词以及语法规则。这样一来，在他“心智刚成熟的”的随后一两年时间内，他就可以全神贯注地练习散文和诗歌的翻译了。为了增强学生们的自信心，学校会要求他们在课堂上翻译萨卢斯特、李维以及塔西陀创作的那些“精妙绝伦的演讲稿”，并将译文大声朗读出来。胡尔注意到，这些训练大大激励了那些“性格最害羞和前途最黯淡的学生”，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可以“通过胆量和恰当的手势在发言上赶超同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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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并非只有刻苦学习。塞德伯文法中学的学生们回忆起吉尔伯特·纳尔逊时，都说他是“非常亲切有幽默感的人”，他“充满风趣的讲解”使那些“学习能力较弱的男孩们”也能理解泰伦斯和普劳图斯的作品。[15]学校也有难以相处的人：1710年，一对在伯明翰的爱德华国王中学上学的兄弟抱怨教师詹姆士·帕金森“性格古怪、脾气暴躁”。另一对兄弟抱怨他“苛刻无情”。这四人的父亲们后来都给他们办了转学手续。第五个学生，已然是已经掌握了想要待在这里或其他学校都必须掌握的斯多葛学派精神，注意到帕金森的“脾气并不比其他学校的教师更乖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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