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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六章 有价值的工作：基督教、强制与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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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春天的一个周日，英国萨默塞特郡韦斯顿左依岛的一位助理牧师决定做一次不在他责任范围内的布道。但是一个乡下人警告他说：“您今天不能讲道，因为我们的鹅正坐在讲道坛上的12个鹅蛋上，周四她才能把蛋孵出来。”[1]汉娜·莫尔（她住在距此大约20英里外）如果听到这句话一定会感到非常反感。因为对于她和其他基督教福音派教徒来说，这只抱窝的鹅进一步证明了人们对基督教普遍持满不在乎的态度，有时甚至对后者有些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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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的哥哥詹姆斯·鲍德勒（1746—1823）可能会像汉娜·莫尔一样沮丧。他的人生和执着的信念代表了一种异常充满活力的精神（这种精神渗透到大多数中产阶级身上）。福音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将救赎的信心与改造世界的迫切要求相结合的个人精神。纵观他的一生，鲍德勒想要的是“对这个他付出辛劳以求改善的社会有所用途”。[2]他一直都在奔波劳碌，由于这个国家像处在悬崖边一般摇摇欲坠：下层社会的人数不断增长，物质消耗和暴力事件不断增加。这些人需要用基督教教义加以鞭策和引导，以期做到克己和顺从。而这就是像鲍德勒这般虔诚而高尚的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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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勒是一名富有而慷慨的律师，他所加入的都是些把福音派教义的精神和社会优先思想作为目标的协会：抑制恶行协会以及致力于苏格兰圣公会教会的复兴、穷人的教育和将基督教精神传扬到每个角落每个人的组织。在他生命即将结束之时，鲍德勒把精力主要集中在为其他教会筹集资金，以及为穷人建造免费的教堂长椅以求他们能找到“蒙恩之道”上。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他就赢得了首相、利物浦勋爵和百余名贵族、主教、国会议员们的支持。鲍德勒还获得了享有很高声誉的乔治三世的二公子约克公爵的赞助。关于皇室所拥有的剩余敬畏已经被讨论得够多了，尽管公爵近期被牵扯进了一桩有关其情妇被控在军队中进行非法交易的丑闻中，但他的威信依然不减。如果说这不是得益于约克公爵的品行身份，那就是他的身份帮助了鲍德勒的事业——政府在1818年同意提供资金在城区建造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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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勒相信新的教堂会为穷人提供“蒙恩之道”，也就是他亲身经历过的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力量个人得到关于拯救的启示。其他的福音派教徒也赞成这种皈依之道；查尔斯·韦斯利的圣歌就捕捉到了那种被耶稣拯救时的极度快乐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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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长期遭到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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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罪恶和黑夜紧紧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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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眼发出复活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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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苏醒，牢狱被光芒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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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枷锁脱落，我的心得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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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起来，跟随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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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个人的拯救补充并加强了旧时新教徒对上帝恩泽的信仰。这种信仰在19世纪初期和在17世纪时期一样坚定。1819年6月10日，名叫查尔斯·丘吉尔的富有伦敦木材经纪人在他的日记里记录到，今天是“我从一个潮湿的坟墓中被神解救出来”的第2个周年纪念日，也是他女儿“小埃伦”的第十一个生日，因此，“又是一个蒙受神恩的日子”。1830年新年当天，进入生命第46个年头的他回首过往，“充满感恩的”答谢了“上帝的仁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所赐予的让我得以远离不幸的命运”。[3]倘若事情并非如此，丘吉尔也会从考珀感人的福音圣歌中的《天道之行，神秘莫测》诗中找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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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凭浅见判断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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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相信他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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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不悦的神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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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着我主微笑的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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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每位基督徒都能洞察到这张仁慈的面容。1819年，一位名叫约翰·贝弗里奇的南华克店主，由于他的处所被盗，在陷入“忧郁状态”的几个月后他开枪自杀了。他曾经阅读《圣经》以求找到指引，在他尸体附近找到的纸片中有这样两条笔记：“贝弗里奇，上帝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命运”；“一定有一位神，在审视着所有人类的行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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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圣公会教徒可能会将贝弗里奇的不幸遭遇归咎于“宗教的狂热”——这个词在整个18世纪被用在所有让自己的内心情感超越了理性的基督徒身上。所有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都被认为是狂热者，这就解释了他们道德上的缺憾以及为何会被限制在公众社会的边缘。英国国教徒们在开销上是慷慨大方、毫无保留和“文雅的”，总而言之，他们更容易相处。[5]他们也拥有政治方面的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威望；直到1828年查理二世颁布的《宣誓法》和《社团法》被废除后，非国教徒们才享有了公共生活。随着宗派主义者仇恨的日趋加深，国教徒们也愈发激烈地进行反抗。1834年，在莫德林学院任职的约翰·格雷牧师向牛津大学的一个教会公理会发表声明说，如果非国教徒被允许进入大学，这些大学就会成为“亵渎学习的学校”。新教会遭到“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破坏，因为非国教徒会逐步推翻英国国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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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教是政府的臂膀。国教神职人员都是地方政权的关键人物，有时甚至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即使大多数人的收入刚好够维持有绅士风度的生活方式，他们也都被定义为绅士。最富裕的那些人借助于亲戚或者有影响力的朋友而得到现有的地位。要想晋升，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结交政治掮客，而不是虔诚的言行或熟谙圣经。圣公会的社交真理一直都是“寂静主义”。也有神职人员认为俗世的等级体系会延伸至天堂，一名教区牧师兼古文物研究者约翰·韦伯就在他1805年的墓志铭“聋耳的技工”中重述了这一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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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泥土铺成的床上恬静地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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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后的号声宣告黎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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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你（受神恩典）爬起，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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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的长队中一个卑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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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芒的国度获得谦卑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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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受佑黎民仍得完整天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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