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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三部 中产阶级的胜利：1832—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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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作：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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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及其中产阶级传统并没有轻易远去，它主导着当时的社会并产生了一个至今仍没有完全消失的社会和道德环境。每当英国经历其周期性道德阵痛时，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行为规范和道德信条就会被拿出来检视、探讨，有时被奉为圭臬，有时却被厌恶憎恨。撒切尔夫人就是这样一个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传统的推崇者。在1983年大选期间，她以特有的鲜明神采不断告诉大家，她从其祖母那里学到的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诸多美德，因为祖母就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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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教导要辛勤工作、以苦为乐；我们被教导要去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被教导要自力更生；我们被教导在生活上要量入为出。你们被教导干净整洁是仅次于虔诚的高尚美德；你们被教导要自尊自重；你们被教导要永远与邻居守望相助；你们被教导要为自己的祖国感到无上光荣而自豪。所有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要价值，也是人类的永恒价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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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撒切尔夫人改用“美德观”取代“价值观”的论述。这些观点并非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它们源自古典理念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推崇的信条为完美人生开的处方，自中世纪以来就为世人的行为提供了典范。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刚愎自用地把美德误认为是罪恶的来源，他将“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定义为“残酷、不幸、乏味、卑劣与无知”——因为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尽其所能想要去除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诺克自己就曾入读维多利亚时代建立的旨在将知识传播给各个阶级的众多机构之一的英国威尔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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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很难平心静气地对待维多利亚时代的信条，但我们仍无法否认维多利亚时代，特别是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的能量。证据无处不在。今天，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厂、火车站、商业办公楼和私人住宅依然林立在我们的城镇之中——尽管数目远不如50年前之多。我们是维多利亚时代城市和私人仁爱的继承者：那个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公园、图书馆、博物馆、市政厅、医院、大学、学校、教堂、泳池、公厕、马槽和现在已被遗弃不用的配备黄铜制勺的饮用水喷泉。这些便利设施完美地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将感性与实用性相融合的理念。一旦有了随时能饮用的干净的水，口渴的工人们就不会把工资浪费在啤酒上。在消除疲劳恢复清醒后，他会回家和家人团聚，或许将他省下的钱存入当地的邮政储蓄银行——另一项维多利亚时代的创新。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我们饮用的水也经过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工程师们设计和建造的输水设备的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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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掌握在中产阶级手中。人口统计表明，中产阶级能够发挥出非凡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力。它的成员统治着城市和村镇，截至1901年，全国有4/5的人口在这些地方定居。城市扩张速度迅猛：1861年，有141个村镇和城市拥有2万到10万的居民人口，而到了1881年，这些地区的数量增至245个。这些数字反映了总人口数在同样急剧增加，从1841年的2670万人上升至1901年的417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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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企业家和制造商，中产阶级缔造了城市化的现代英国，而大体上，政府也很乐意让他们塑造英国的社会环境。在一些已通过的有史以来最具感化力和深远影响的立法中，国会将大量权力下放给民选议会。这些都是由拥有坚定信念的中产阶级所支配的，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使世界变得更纯净、更健康、更安全和更有教养。政府的行动始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铺设下水道、净化用水和铺设道路以及安装照明设备。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了诸如浴池、图书馆、公园、博物馆以及天然气、电力供应等市容工程。这些大规模的改造和现代化项目，提升了中产阶级心目中英国作为一个进步和文明的国家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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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全面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是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非常适宜的举动。这也是为什么1861年一位托利党律师兼自由煤炭商加入了利兹的改革势力，意图说服议会资助一家免费的公共图书馆的原因。[2]一座以制造业为主蓬勃发展的城市，既不能容忍无知的存在，也无法拒绝工人们获取知识的要求，因为知识显然是帮助生理和心理发展得到飞跃的跳板。这个问题在英国一座新近落成的顶级宏伟的市政厅中被反复讨论。步入大厅时，利兹的议员们抬头可以望见入口顶端放置的寓意着“进步”、“艺术”和“商业”的雕塑建筑。有如那些贵族和绅士们俯瞰乡野的豪华住宅一般，中产阶级负责建造的公共建筑也在昭示着这个阶级的信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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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庇护者们会请建筑师做出再现那些历史名城昔日辉煌的设计。1874年，在伯明翰市政办公楼举行奠基仪式之时，激进的市长约瑟夫·张伯伦将他的同胞们比作了欧洲大陆中世纪城市中“自由而独立的公民”，还将现代的城市建筑比作那个时代“宏伟的宫殿”。这座新的建筑物既是伯明翰骄傲的象征，也是该城人民“幸福和快乐”的象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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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代表进步与乐观主义的建筑物是向过去看齐的。即使他们采用了钢铁和平板玻璃之类的材料，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们在风格上依然疯狂地照抄着过去。这并不是说他们缺乏想象力，而是因为那些过往的建筑和雕塑与现代的生活基调能产生共鸣。尤斯顿火车站的乘客们会看到一尊柱高40英尺的多立安式的拱形建筑。里面有马赛克铺成的人行道，还有装饰着浅浮雕的罗马爱奥尼亚式石柱，分别代表了伦敦和西北铁路所服务的城市。展现了古典时代必胜信念的建筑和装饰已经被重新诠释，用以颂扬当前的成就。此外，不怎么被人提及的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即便用尽他们的天赋才华，也永远无法利用蒸汽和修建铁路（于1836年建成的尤斯顿拱门就未能在日益衰退的铁路建设中幸存下来。它最终被那些庸俗者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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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尤斯顿火车站出发，步行几分钟就到了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它是由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设计并于1868—1874年间建造的。这座被某位崇拜者誉为“集宫殿式的美观、舒适和便利于一体”、混合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哥特式风格的建筑，再一次让旅客们叹为观止。对于乘客来说，火车站建得再怎么奢侈或华丽都不为过，如此一来也反映了铁路公司的可靠和财务健全。这些品质还表现在那些把办公室装修得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君主们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宫殿一般的商务建筑上。有些公司则采用了能传递如大教堂般坚固和宏伟的伪哥特式风格。当你进入一家老式城市银行时，你会发现自己进入的是一个融合了坚固和威严、有着内敛的富裕感的银行大厅；而苏格兰银行爱丁堡圣安德鲁斯广场分行就是一个绝妙的典范。和其他同类建筑一样，这座建筑有着对于把财富寄托于公众信任之上的企业而言非常重要的永恒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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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教堂和豪华商务大厦中，装饰着那些揭示了委托建造它们的中产阶级商人的希望和理想。象征和平、繁荣、勤奋和科技的人物形象装点着19世纪50年代初竣工的帕丁顿火车终点站。在19世纪下半叶，帝国时代的形象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建筑物上。扛着一捆麦秸的农夫、淘金矿工、护林人、耕农和牧羊倌都是象征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海角殖民地的人物形象。英国不仅仅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更是全球性贸易大国，而它的自治领土和殖民地则是客户、原材料和民族自豪感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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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带领这个国家走上致富之路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们的形象也被镌刻在一些重要的商业大楼中。他们的特写出现在布雷德福交易所内嵌于墙壁的石制勋章上（1864—1867），以便布料掮客们每日都能忆起那些为他们及其国家带来卓越成就和繁荣的巨头们的梦想和劳作。还有一些为英国贸易开启了世界之门的探险家们——罗利、德雷克、库克和安森。接着是任英国外交大臣兼首相的辉格党人帕默斯顿勋爵。他指挥的舰队为英国商人和那些政客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这些政客们通过对抗欧洲大陆独裁者和支持像加里波第那样崇尚自由主义的英雄来拉选票。民族精神在一群发明家，如斯蒂芬森、瓦特和阿克赖特等以及有自由贸易斗士和中产阶级保民官之称的理查德·科布登的身上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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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布拉德福德要人们有关他们即将新建的交易所设计方案的咨询时，约翰·罗斯金（1819—1900）这样说道：“所有优秀的建筑都是民族生活和个性的表达。”这位国家级艺术大师所言甚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总体建筑反映了英吉利民族值得庆贺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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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规模宏大、装饰豪华，有时显得浮夸但极为耐用。不管是否有其他可容质疑之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未来都充满了信心；他们的建筑都是以能够长久保存为目标而造的。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在模仿过去的时候，心中还同时抱着这样的信念：通过重新修葺数以百计的中世纪大小教堂而超越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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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相信他们能够超越他们的祖先，因为他们更富创造力，拥有新式的建筑材料，而且掌握了工业生产的技术。一份1852年发表的铁路调查报告夸口说，尤斯顿的马赛克路面是由被称为“新奇的含金属熔岩”的现代合成砾岩铺成的。[4]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的大部分建筑以及许多其他的仿哥特式建筑，都是由大规模生产的砖块砌成并铺设同样为大规模生产的明顿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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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为现代技术比古代更有优势的想法在中产阶级中十分强烈。而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的政治改革更进一步鼓励了他们，使他们幻想自己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建筑可能借鉴于古代文明，但其精神是现代的、普遍的并以蒸汽机器为象征。拉格比寄宿学校的校长托马斯·阿诺德在第一次看到火车时，就推断说“封建主义已经不复存在”。对此，托马斯·卡莱尔深表赞同。他提出，蒸汽动力“正在颠覆整个旧的社会制度，并为英国的工业化和组建最明智的政府”开辟了道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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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才智的顾问们的意见在中产阶级的普通成员中引起了共鸣。让我们聆听下贝德福德和伦敦以及西北铁道部主席托马斯·约翰·格林1846年参加当地一段铁路支线的开通仪式时所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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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的成员，我们懂得廉价而快速的互换为这个国家的农产品、矿产以及制造品带来了巨大的优势，我们欣欣向荣和幸福的生活也由此而来。而作为这个开明社会的成员，我们必须去体会伦理道义是如何进步、科学是如何被推进以及社会是如何被所有成员间便捷的沟通所改善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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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先生是贝德福德一位兼职土地投资的燃料商。他道出了从事商业贸易的中产阶级中绝大部分人真实而自信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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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中产阶级人士则撤离了这个被机器充斥、追求财富积累的世界，而选择遁入一个主要由自己臆想出来的拥有中世纪气息的幻境。迪斯雷利喜欢在他的小说中让年轻的贵族们幻想着复兴中世纪时期的社会风貌，并重拾贵族对于弱者和穷人的传统责任。和作者一样，迪斯雷利小说中的主人公科宁斯比相信“人类拥有崇拜和服从的天性”。约翰·基布尔和他笔下的牛津宗教运动者们的原则一致，敦促英国国教重新发掘它在中世纪时期对天主教的传承。因为，被遗忘的礼仪和仪式将为教会和人民带来新生。1848年，拉斐尔前派兄弟会相信他们已经揭露了在艺术中一度遗失的纯粹与理想主义，并开始致力于将其重现。丁尼生把亚瑟王的传说选为《国王叙事诗》的题材来源，寄希望这部作品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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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清楚迪斯雷利、基布尔、丁尼生和拉斐尔前派们的模样，因为他们还不至于守旧到拒绝照相。拍照技术出现在1839年，它和数十年前铁路的出现一样，立即俘获了中产阶级人士的想象。1844年，一位名叫托马斯·罗杰斯的年轻内衣批发商，花了足足28先令6便士（相当于一位劳动工人周薪的两倍多）为他的情人用达盖尔银版法拍了一张相片。4年后，他花了同样的价钱为他母亲也拍了一张。[7]因为谁都无法抗拒拥有一张真实的、有技术含量的、与所爱之人形象相似的影像。如果说有什么能够象征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家庭强烈依恋的情感的事物，那就是数量激增的父母与子女、叔婶等亲人们的家庭合影。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期，一些郡市也开启了不少摄影工作室以满足正胃口大开的市场。这个最开始只属于中产阶级的奢侈消费很快也向工人阶级敞开了大门。1855年，战地摄影先驱罗杰·芬顿被在克里米亚服役的海军将士们百般纠缠，因为所有人都要求拍摄照片寄回家。这一时期拍照只需要花费5先令，除了最贫穷的人，大家都负担得起。这种从最初的发明到最终的大众消费模式，同样发生在自行车行业上。在19世纪70年代，自行车成为了中产阶级的新时尚，当时一辆“普通车”（就是那种大小轮的自行车）的售价为12英镑10先令，并且还是非常理想的地位象征。在之后的10年中，为我们所更加熟悉的安装充气轮胎的“安全式”两轮自行车被进一步改良，其价格也一降再降。到了1905年，最便宜的自行车只需5个几尼，店员、小学教师和手法熟练的技工技师都负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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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男男女女加入了在全国各地兴起的数以百计的骑自行车俱乐部。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俱乐部成员的人数已超两万人。蹬着自行车沿着乡间小道行驶的队伍和50年前行进在铁轨上的蒸汽机车一样意义非凡。许多车手们随身携带当时只需花费12先令6便士就能买到手的相机。价格低廉的自行车和相机验证了一个存在已久的自由主义的资本理论，它宣称工业化的效益会慢慢向下扩散到各个阶级。事实确实如此，但这种扩散速度过于缓慢和不均，使得工人阶级人士多有挫败感和不耐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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