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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七章 只为更体面的人生：英国公立学校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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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公立学校，其办学理念以及学校建筑都是典型的哥特式风格。对于一个自认为是继承了古老的信仰体系和教育理念的机构来说，选择这样的风格的确再合适不过了。田园般的与世隔离，高耸的教堂以及宏伟的修道院，显示出人们对纯净与真知的无限追求。尖塔和护墙俯瞰着学校运动场，年轻的学生们在那里训练体能，强健体魄，学习无私互助和公平竞争。上述也都可以被认为是非常典型的哥特式风格，只要伴随着个人荣誉感以及相互间友爱与互助的力量和耐力，还能够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基督教骑士精神的精髓和表现。哥特式的道德观，同哥特式的审美观一样对中产阶级有着强烈而持久的吸引力。1929年，哈罗公学的校长西里尔·诺伍德博士将古时的骑士精神同英国公立学校所培养的“服务社会的理念”加以比较，指出“前者是基于宗教信仰带来的力量，后者则主要依靠实际的户外训练和勇气与体能的培养，而这些也还涉及团队的合作”。[1]这样一个男子修道院和亚瑟王宫廷的结合体，能够培养出完美的道德典范。坎农·约瑟夫·麦考密克于1892年在剑桥大学本科生的布道会上，就谈到了这些道德典范所具有的美德：“真正的基督徒是当之无愧的绅士。因为诚实、正直、敬畏上帝之人，绝不会去利用无知的人们。他们会像在宗教思想和宗教礼仪中一直保持的正直和坦诚那样，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做到同样的正直和坦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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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立学校的新理念在家长中引起了强烈共鸣。越来越多的男孩子被送到公立学校学习。自19世纪70年代，女孩子们也开始被送入这些学校。成立较早的学校开始进行扩建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入学需求，新的学校也相继落成。截至1912年，英国127所付费学校中共有3.6万名学生，其中大部分为住校生，并且这些学校的学生人数还在稳步增长。19世纪90年代，阿丁莱和费尔斯特德这两所中等排名的男子学校，每年的学费介于12—21几尼。而丁斯顿则要收取每年34几尼的学费，如果学生要和校长一起住在学校宿舍的话，那就是每年38几尼。就读于北伦敦教会学校（非寄宿制）的女孩儿的家长，根据女儿所在年级，每年也需要支付15—21英镑不等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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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公学教育其实是相对低廉的。那个时候，平均每学期的费用只相当于一箱上等的白兰地或者一个比较不错的双筒望远镜的价格。比方说，对于一个业绩还算不错，有着600—700英镑年收入的医生或者牙医来说，每年家庭预算中多出一项20—40英镑的开销应该完全不成问题。而这些公立学校本身的财政状况也非常良好。1891年，北德文郡一个规模很小的男子公学开始招生，当年就有了558英镑的收入，而其中的250英镑为纯利润。那一年的招收人数为34人，其中住校生有11人，学费为每年30几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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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对自己的教育投资究竟抱有怎样的期待呢？可以说，这些学校都有很好的道德氛围，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好地成长，能够远离那些在一百年前就曾污染过公立学校的堕落之风。在一个受到严密监管的环境中，学生们能够学会如何融入公立学校的一位拥护者曾经所说的“团体性的生活”中去，并为长大后顺利进入社会做好准备，因为这些公学就像是国家的一个个缩影。学校的每一堂课都体现了“纪律性、责任感以及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全心投入”等美好品质，而这仿佛是向学生开启了外部世界的大门，因为这样的品质在整个国家也是很受重视的。在这样一种类似道德堡垒的地方，学生们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判断能力，懂得了目标的重要性，养成了情感的自主性以及“情感的节制力”，能够使他们远离“极不稳定的歇斯底里的狂热情绪”。[4]不言而喻，这些品质都是在一种强烈的宗教氛围——通常是圣公会的氛围中培养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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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公立学校的宣传广告为中产阶级指出了实实在在的择校好处。那些追求更高社会地位的家长们于是放心地把孩子送到这些学校就读，自信地认为孩子们能在那里学到优雅的社交礼节，能在一个单纯的环境里结交朋友。排他性很受家长们的重视，于是一些学校便利用这一点来吸引更多的生源。1898年，某个即将转移到南部海岸新址的“一流的知名女子学校”，在刊登的广告中称学校为那些“家世显赫的女孩子”预留了名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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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家长对孩子日后的经济地位比较担心，于是学校保证他们会进行针对公务员考试的强化训练。早在40年之前，中产阶级就开始叫嚣着要以竞争性的考试来作为最公平也最有效的选拔公务员的手段。考试制度一旦出台，学校就要针对这一类考试开展集中强化训练。私立学校响应了要求，于是对学生进行填鸭式的教学，让他们完成由沃尔威奇、桑德哈斯特以及国内、殖民地和印度的公务员系统所出的大量试题。1906年，法雷汉姆附近的海田公园学校就保证说要给那些很有科研天赋的“绅士们的孩子”提供稳定的高薪的未来，孩子们会在学校接受针对性的培养，以便他们能通过印度土木工程处的招聘考试。[6]那时，考试的热潮已经波及工作招聘以及大学招生，比如申请大学就需要学生提供已学知识以及所具潜力的确凿证明，即，由各个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大学入学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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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些人文和古典学科的学生朝着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努力时，中等学生便加入以参军为目标的班级里。最顶尖的少数学生会为了获得奖学金而你追我赶（几乎都是在古典学领域），而能够获得奖学金通常被认为是公学学生的最高成就。[7]古典学在这两所名校的统治地位也决定了所有学生的课程选择，不单单局限于那些明星学生。有位陆军军官回忆了自己在19世纪90年代为了考上桑德哈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而刻苦学习的漫长时日。2/3的时间都花在了“平庸无奇的拉丁挽歌对句和古希腊抑扬格诗句”的仿写以及对课本中某个章节的翻译和死记硬背上，剩下的学习时间主要用在了历史、地理和数学的走马观花、不求甚解以及法语（在课堂中从来不曾讲过半句的语言）的笔译练习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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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们花上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已经不再通行的“死”语言，是中产阶级父母最乐于见到的事情。1866年，一个商人带着他就读于拉格比学校的儿子站在了国会教育委员会的面前，以活生生的实例反驳了人们通常持有的“类似他这样社会背景的人不会把时间花在古典文学上面”的观点。他对“商业教育”不感兴趣，只坚信儿子正在学习的东西能够极大程度地帮助他“在社会中站稳脚跟”。同类似拉格比这类学校的大部分学生家长一样，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长为绅士。“大学的文科教育能够培养真正的绅士”，枢机主教约翰·亨利·纽曼曾如此讲道，这同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教育家们的理念完全一致。“高学识，高品位，坦诚、公平、冷静的头脑，为人处世高雅有礼貌，这样的一些品质值得你去努力培养；他们是广义的人类知识中最本质的内容，也是大学所要求学生具有的品质。”[9]如果学生不具备其中的大部分品质，那么后阿诺德式的公立学校便能帮助他们培养这些品质。那些从事工商业的中产阶级父母也乐于让学校将文艺复兴时期绅士们所具有的高尚情操和品德灌输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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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贝斯区一名建筑商告诉委员会的人说，一个孩子每年20英镑的学费对于他这一阶层的人来说根本不成问题，只是希望学校在教授法语的时候也能兼顾到实用性。[10]拉丁语就“比较有用”，可以让孩子“更精明也更聪明”。为此，他每年支付20英镑的学费，将儿子送到苏塞克斯牧师坎农·纳撒尼尔·伍达德（1811—1891）于不久前创立的几所学校中的一所就读，好让儿子的心智接受打磨和雕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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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达德可以说是公立学校的施洗者圣约翰。他不知疲倦地去游说中产阶级的中下层人士：把儿子送到他所创办的学校完全是为人父母的职责所在。他热切地希望自己能通过私立的寄宿制学校网络把信奉非英国国教的新教的中产阶级引向圣公会。作为贫穷乡绅的儿子，伍达德坚定地认为，虽然他的学校可能会使寄宿制教育覆盖的阶层范围扩大，但这并不会威胁到既定的社会秩序。因此他的学校会根据学生家长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把学生纳入不同的层级。最上层只接受牧师和绅士的儿子。他们每年支付30—50几尼不等的学费，直到孩子18岁毕业。这个层级的学生大多能够进入大学继续学习。中层的是“贸易阶级”家庭的男孩儿，每年的学费为18几尼，学生在16岁时离开学校开始他们的商业生涯。最下层招收的是来自技工、小商店店主和普通公司职员家庭的男孩。这些家庭的年收入在150英镑以下，但总归还是能承担每年12几尼的学费。这一层级的学生们在14岁时便要离开学校。伍达德曾经宣称，他学校的修道院式氛围，能将学生们从商人家庭中的“有害”（他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因素中解救出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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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达德能够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学校并吸引到众多的中产阶级家长，完全得益于那场改变了公立学校形象和教育实质的改革运动。公学改革自1828年牧师托马斯·阿诺德博士被任命为拉格比公学的校长开始，在其后的30年间取得了突飞猛进。在这场运动中，已经存在的公立学校得到了改造，新的一批学校也在阿诺德的教育思想框架下相继成立。改革过程好似一场宗教复兴：阿诺德是领头的大祭司，他的追随者们则是教义传播人；这些追随者后来都成为了各个公立学校的校长，并把阿诺德的正统教义施行在各自的学校。同他们的导师托马斯·阿诺德一样，这些人不仅梦想着让学生实现身心的重塑，还希望能通过向中产阶级灌输一种结合了圣公会教义和骑士精神中的自我否定，崇尚纯净灵魂、强健身体以及对弱者报以同情的浪漫主义情怀，来让整个国家也重获新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推行这样一种融合思想的教派被人们称为“强身派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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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立誓对拉格比公学进行整顿，是源于当时公学中日益严重的道德败坏现象。学校中旧制度之风盛行：教师之间相互脱离、置身事外，学生有大量的自由去做自己的事情，因而学校常常处于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状态；如果想对学生行为进行干预，那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因为学生们会以人身自由为由来进行反抗。1793—1832年间，一共发生了14起公学叛乱事件，包括伊顿公学的4起和拉格比公学的2起，而且每次事件学校校长都必须召集军队才能维护学校威信。有一些人竭力维护这样狗咬狗的学校氛围，称其能让学生们更好地为将来进入充满争斗瞬息万变的成人世界做好准备。阿诺德的一位评论者如此申辩道，男孩子们挨了拳头，但是这些对身体耐受力的锻炼和自尊心的培养，非常适合在一个严密监管的“仿乌托邦”里进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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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在直觉上非常清楚，中产阶级是想让他们的儿子能在一个乌托邦式的环境中接受教育。于是，他提供了一种组织结构完善有序的学校模式，以保证学生们能够保持纯洁正直而不受淫邪之风的腐蚀。阿诺德和他的追随者们深信，只要定期参加教堂礼拜、定期倾听讲道指导就能够让孩子们对罪恶思想的抵抗力得以加强。另外，催生各种暴力行为的男性荷尔蒙也被引到了运动场上，在那里燃烧成挥洒的汗水。竞争性的团队比赛进一步巩固了学生对学校和家族的忠诚度和归属感，严格的比赛规则以及对公平竞争的强调更有益于培养学生的自控能力。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是，阿诺德将贵族的田野间运动彻底从拉格比公学中废除，贵族学生再也不能带着他们的马匹、猎犬或者猎枪来学校上课。这些学生被严加约束，而那些来自乡间绅士家庭的随和谦逊、严于克己的男孩子却受到阿诺德本人的偏爱。托马斯·休斯（毕业于拉格比公学）将小说主人公汤姆·布朗的成长背景设置于此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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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求学记》（1859）给读者呈现了一个自成体系、纪律严明的层级社会。阿诺德创建了一个以服务和美德为基础的等级体系，并授权给高年级的男生让他们一起参与学校的管理。最低层级的新生需要极端恭顺地听从学长们的差遣，像侍从一样学习臣服和谦恭。如果新生的表现能够赢得上级领导（包括教师和级长）的认可，那么他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进行级长职责的相关学习。学生的尊卑顺序由他们佩戴的特别徽章来标明。拉格比公学会授予有橄榄球特长的学生一顶镶有金色流苏的丝绒帽，这顶帽子可以使他们免受学长的差遣。身体素质也是德育的一部分，所以那些拥有丝绒帽子的学生通常会被视为“其他学生的表率”，还会在公共场合维持秩序，维护“良好的校风校纪”。[13]其他学校争相模仿拉格比公学的做法，纷纷选举出级长、监察长、学习督导，当然还有顶尖的体育生来组成学校的精英管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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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公立学校都有自己的一套荣誉系统，都会通过不同的颜色来对全校或者家族的优秀学生进行奖励。获奖学生的帽子、领带和西装式的外套都会同普通的校服有所区别，以彰显荣誉。有时候这些孩子甚至还能享受其他一些颇为神秘的特权。中产阶级的男孩们在这里通过亲身经历学会了如何在一个崇尚坚毅顽强和高雅正统的等级社会里获得生存和发展。这样的荣誉体系也让学校和家族形成了一种团体特质，优秀体育生的特殊着装以及毕业后的校友关系都赋予了学生一种凸显社会地位的标签。人们看重的已经不仅仅是自己归属于某个团体，而是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归属于某个团体。有个学校还流行一种特别的说法，即归属感的养成是入校新生的第一要务。此外，每年的建校人纪念日、特定意义的周年纪念日和庆祝庆典等仪式性活动上，学者们还会用希腊语或者拉丁语来进行致辞，并对优秀学生进行颁奖和表彰。这些活动也进一步增强了学生对学校和家族的忠诚度以及各级校友之间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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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学校普遍推行的这些仪式活动进一步确立了后阿诺德时期英国公立学校的首要目标——创建道德上的贵族阶层，而不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或家族血统。爱德蒙·沃伦博士于1884—1905年任职伊顿公学的校长，任职期间进一步提升了伊顿的德育标准。以他的话来说：公学的毕业生都是“为善之人”，他们的言谈举止有礼有节，为了“纯洁健康、正直无私”的事业倾注心力，为了人类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在世界范围内起到良好的榜样作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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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榜样很有可能都是热衷体育的人士。团队比赛一直是新兴公立学校的生活中心，甚至还有人称它们为学校教育的主导内容。这样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团队比赛所涉及的价值观确实体现了基督教绅士的定义。队员们把团队的利益放在个人得失之上，谦逊地服从裁判的判罚和裁断，严格遵守比赛规则。是比赛的过程让选手们赢得尊敬和赞誉，不论这名选手击球得分是多少、击中了三柱门几次或者持球触地成功得分了几次。在这个过程中，运动员们只要克服了身体的疼痛和心理的恐惧那就是真正的赢家。“尽管获得技巧和力量确实要承受一定的苦痛，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掌握了有力投球和快速奔跑还会给人带来不悦而非欣喜呢？”阿宾汉姆学校的校长埃德蒙·瑟林向剑桥本科生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指出，其原因就在于，“越小程度的身体伤害，才越能带给人身心的愉悦”。[15]不知道埃德蒙·瑟林校长会对那些成立了吉卜赛板球俱乐部的几名前公学学生做何评价？因为那些学生坚信，即使被球击中也绝不应该停下来检查瘀青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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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体育运动对身心都很有益处。截至当时，中产阶级男子在强健体魄上花费的努力好像还不为人们所知。如果是在某种必要性的驱使下他们可能会骑马、徒步，若是住在郊区的话还可能涉及射击、捕鱼和打猎。现在，多亏了公共学校的教育体制，中产阶级的男孩们开始了定期的、通常会有激烈身体对抗的体育运动，比如足球、橄榄球和板球。从各个方面来看，这些运动都很符合男孩子们的口味，他们对训练和比赛的热情和强度丝毫不亚于成年男子。19世纪70年代先后出现了一批大学生橄榄球队，其中有15支球队是由伦敦教学医院（比如盖伊和巴特教学医院）的学员和执业医生以及市公务员和律师组成。成立于1871年的罗奇代尔黄蜂橄榄球队的队员还包括了地方行政官、钟表制造商、销售商、几名律师、公司经理和一些商店店主。谢菲尔德大学学校的几名毕业生于1857年还联合成立了足球俱乐部。由于俱乐部成员“几乎都是中产阶级人士”，再加上当地报纸对球员们的“品德特质”大加报道，因此俱乐部在社会上拥有很高的声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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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他们在公立学校的热爱运动者们一样，这些颇有男子气概的足球队员们也是出于对运动本身的热爱而在球场上挥汗如雨，他们由此获得的奖励便是个人强健的体魄以及一种全力以赴之后的成就感。得奖与否是次要的，或者说通常情况下是次要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中产阶级体育运动存在着一种矛盾——尽管优秀的选手总是通过自身的精神风貌来赢得人们的尊重，但学校各个家族之间以及各个学校之间的比赛都设立了冠军奖杯，鼓励参赛者赢取胜利将其收入囊中。这样的竞争模式在学校之外的地方被如法炮制。截至19世纪70年代，地方以及全国的橄榄球和足球联盟都开始了自己的联赛。男孩子和成年男子常常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兴奋到不能自已。同今天一样，男士们只要见面就一定会对各参赛队各球员的表现进行如火如荼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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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第三个25年间，板球、足球和橄榄球运动逐渐从公立学校走入了英国主流社会文化。足球协会下属的俱乐部数量从1871年的50个增加到了1905年的1万个以上。人们开始竭力地把竞技比赛也引入到新成立的普通小学中，因为这些小学的工人阶级孩子们除了跑跑跳跳式的简单操练便别无其他体育活动。小学董事会没有什么理由拒绝，而且中产阶级的积极分子还会捐款来修建运动场地，以便激发贫穷孩子们公平竞争的意识，同时也让他们强壮坚韧起来。[17]因此，在20世纪的前10年，体育比赛便进入了英国几乎每所小学的课程大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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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体育运动的发展也带来了冲突。中产阶级视球场为一个检验道德风尚和有闲业余爱好者们比赛和训练的地方。而工人阶级的橄榄球和足球运动员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坚称仅从请假耽误了工作以及为比赛支付了路费来看，自己都应该获得一定的酬劳作为补偿。中产阶级不同意朝职业球员方向转型，担心球员职业化会对体育道德体育精神有所损害。1894年，一名毕业于海利伯瑞公学的业余橄榄球联合会的官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称职业球员“没有了体育精神也很难在球场上做到全力以赴”。[18]4年之后，英国的橄榄球运动沿着社会和地理的楚河汉界分裂成了两大阵营，不过英式橄榄球联合会并未遭到解散。联盟主要面向的是中产阶级、业余球员和公学教育，盛行于南方，在南威尔士、英格兰中部和边境地区是绝对的主导；而橄榄球联盟，是面向工人阶级的职业化橄榄球运动，盛行于英国北部地区。随着北部工业区越来越多的足球俱乐部开始任用职业选手，英国的足球运动也发生了同样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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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叹业余体育精神受损的声音随之四起。1912年，一位退休的老校长厉声谴责了“运动天赋的职业化、一味追求打破纪录以及把冠军选手奉若神灵的做法”，认为这些都是“国家活力衰竭的症状”。[19]类似的歇斯底里之人不在少数，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甚至不允许“球员”（即职业运动员）同“绅士”（即非职业运动员）共用一间更衣室，并把这一惯例一直保持到20世纪中叶。[20]在记分卡签名的时候，非职业的绅士们可以签上自己的全名和名字缩写，但职业球员就只能写上自己的姓氏。中产阶级对比赛职业化和非赢即输式竞争的反感其实有些让人感到意外，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坚信竞争是自然的法则，是创造财富和实现人类进步的必需。是公立学校的教育理念让体育运动免受了这种竞争性的影响。即使没有被神圣化，中产阶级的体育运动也有了一种贵族意味，他们认为金钱支付和不顾一切的求胜心态会对其高贵性有所玷污。似乎真正的运动员应该同中世纪的骑士一样，除了荣誉和声望便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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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来，中产阶级对职业运动的反感折射出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公学对孜孜求利的深恶痛绝。有人认为，英国公立学校让一代代的中产阶级男孩从他们父辈得以繁荣的商业生活中脱离了出来，转到了其他可以做个基督教绅士随良心做事、只做好事的职业上。高尚的思想容不得对利益的追逐，公学教育将古老的轻商思想从沉睡中重新唤醒。柯瑞里·巴尼特就曾经点出了这种态度上的明显转变，担心这可能会导致缔造工业革命的创造力和商业精神的衰竭，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经济的停滞和世界影响力的下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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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的转变让各个公学有了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也让公学校长们更加积极地用轻商思想去影响中产阶级的上层人士。但学校校友名册却显示出事与愿违的结果。据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来看，公学的孩子们依然还是对经商有着很大的热情，都愿意投身于商业领域，尤其是在逐渐增多的海外贸易地区以及殖民地地区进行投资。雷普顿公学于1854年招收的13名男生中，有10名的就业情况可以在记录中查到：有三位进入了律师行业（其中一位成为了印度马德拉斯的法官），两位升入了大学继续深造（其中一个后来在中国从事口译工作），两位进入了商业领域，一位后来成了牙医，另一位在军队任职，还有一位移民到了新南威尔士。雷普顿公学于1880—1881学年入校的37名学生也有着类似的毕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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