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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十一章 我在进步吗：1914年的幸福、身份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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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似乎到处都洋溢着满满的幸福之感。时值气候温润，专业人士和商人们对于自己不得不按照惯例穿上双排扣常礼服和衣领烫得笔挺的男士衬衫而满腹牢骚。妇女们则要稍稍幸运些；因为夏装的季末大减价会在这个月底开启，届时商店会推出一些价格诱人的海滨或河畔凉爽套装。假期即将来临：在比利时海滨进行两周的高尔夫运动需花费5英镑，在阿尔卑斯山待上10天需要近7英镑的花销，而惠特比的皇家酒店则承诺他们将为惯于久坐的工作者们提供一个“非常雅致的环境”。在奥瓦尔，有1.3万名观众观看了萨里郡在六个回合中以502的总分打赢了与郡际冠军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对抗赛。体育运动、社交活动和学术典礼仪式都得到了适时的举行。公立学校也都设有期末演讲日。在海里伯瑞，一位来自大英帝国的地方总督告诉男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们，“没有比统治那些热心肠且恪守规章的”、欣赏公立学校出身的小学生品格的印度人民“更为高贵的工作”了。在爱丁堡，费蒂斯统治者联合会的主席感叹说，附加税和遗产税阻止了富有的商人们建立学校。此观点赢得了家长们的掌声响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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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烦恼都无伤大雅。中产阶级人士似乎觉得自己是幸福的，至少他们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快乐。不像那些大声喧嚷且时常是显而易见的不满情绪，知足之心常常不易觉察也因此会被当成理所当然之事。经验告诉我们，为数众多的人享受着他们的生活，或者能够说服自己去学会享受。这种在面对“不该唠叨”或“不能抱怨”的情形时表现出来的惯常反应，显示了人们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感，而且他们还会觉得表露自己的不满情绪似乎是错误的。个人的痛苦能被觉察到甚至进行估量，但是集体的幸福感依然是历史中的一个黑洞。我们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却无法对其进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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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倒是能帮上点忙。到1914年，使用便宜相机拍出来的快照已经成为记录和保存中产阶级幸福时光的媒介。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家族每逢度假或玩到尽兴时，都会拍照留念。而中产阶级人士留下的这些照片，也已经成为了一个已然逝去、曾经被无忧无虑所包围的快乐世界的印记。我们可以从照片中看到：满脸微笑的自行车骑手们倚靠着他们的代步工具立于酒馆外，机动车驾驶者们戴着帽子和护目镜自豪地坐在他们的车内，各户人家在草地上享受着野餐以及孩子们在海中戏水的情景。虽然单是这些快照的数目就显示了中产阶级有多么热衷于收集关于快乐的记忆，相机所捕捉到的瞬间的快乐还是无法代表永恒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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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些影像也可能带有欺骗性。从其他地方我们已经知晓，家人们去滨海广场散步能够使他们暂时远离使人筋疲力尽且单调乏味的工作事务和日常家务。按照一名居住在伦敦郊区的小职员的理解，当他在拥有一幢郊区住宅的快乐和由此带来的日常通勤和工作的不便中寻找心理平衡时，幸福感就成了一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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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倚靠着狭窄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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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地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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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奇地想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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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幸福他竟然已经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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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不到只言片语，唯有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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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抽着烟斗；他向着星辰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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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会比这更为美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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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轰鸣着吐出瘴气的汽车献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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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以更美好的姿态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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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休息时间，以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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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那该死的金钱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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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所有的争执罪恶和喧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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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需要赶乘7点半的早班车从彭哲前往伦敦的别墅业主们都有如此体会，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得记住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金钱是中产阶级获得满足感的最重要方式；有了它，这名快乐的小职员可以买房或是租房来维持他的家庭生计，对孩子们的前途进行投资，并且每年都带着他们去度假。他可能还会有足够的钱加入在中产阶级男性，尤其是那些通勤族之间新兴流行的邮票收集狂潮中。截至20世纪60年代，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有邮票商店分布，其中的某些还与郊区的车站毗邻。而那些由大英帝国发行的邮票总是最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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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有能力维持一个家庭的生计并且还有足够的闲钱购买最新发行的罗得西亚邮票或其他奢侈品，被认为是“感觉良好”的要素。这是人们为一个由拥有支付能力（或拥有信贷渠道）、有各类商品可供购买的个人所创造的一种集体性欢乐的古老现象所赋予的新名字。依照这些经济指标来判断，1914年的中产阶级有理由会感到幸福。此时的通货膨胀率是最小的，中产阶级人士的可支配收入呈上升趋势，国内的劳动力市场供源充足（虽然相较过往，这些劳动力资源已不再低廉和易于驯服），而人们的购物和服务选择范围也比过去扩大了。没有什么能比儿童玩具能够更好地解释中产阶级的消费趋势了，因为在之前的30年内，其品类越来越多，做工也日趋精致。市面上有出售为女孩子们准备的绘制精美穿戴漂亮的玩偶，以及为男孩子们打造的着色战士模型和用色彩鲜艳的马口铁铸成的轮船、汽车和飞机模型。这些依然都是价格高昂的奢侈品，但是20世纪的经历已经证实了，对于上一代人来说是奢侈品的物品到了下一代就成为能够被人们负担得起的寻常用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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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上的招贴栏和广告都在敦促中产阶级更多地花钱。广告文案编写者们玩转于人们的欲望和焦虑心态之中。他们鼓吹，一些用于治疗脱发和白发甚至消除皱纹的膏油和药剂能够中断衰老进程，甚至让人返老还童；一些秘方制药可以替代丧失的精力，激活蠕动无力的肠道和工作过度的肝脏，而营养丰富的保卫尔牛肉汁和可可饮料也能为人们提供即时的动力。一帖担保其秘方疗效显著的制造商坚称，“只有当肝脏正常时，生命才值得经历。”为婴儿和儿童提供精制食品的制造商们承诺，这些食品会造就强壮而健康的下一代。孩子们从小长大的家庭，会使用专利清洁剂去除污垢（和疾病），倘若人们在洗衣房里使用阳光牌肥皂，全家人都能感受到“干净芳香的衣服带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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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们会通过使用化妆品、香水以及专门设计以打造人们心目中迷人身材的女士胸衣，而使自己更富魅力。男士们也被不断提醒，裁制精良的西装和干净的衬衫是商业能力和成就的外在表现。善于投机取巧的建筑商们也为那些位于郊外社区、有山林田野环绕的新房大做广告。一个卡伦牌的壁炉能给新家营造出“快乐”的氛围，而单凭一架“都市风格的自动钢琴”就能满足屋主对于文化品位的追求。这一诉求还可以添上这样一幅画面：画中的女士身着晚礼服弹奏着自动钢琴，而她同样穿着晚礼服的丈夫则在一旁洗耳恭听。他们都是被一位牧师在1912年称作是“幸福的实践性真理”——这一向其信徒揭示了“物质利益无法挣脱的压力”的现代主义教条的追随者。[3]这是人们可以容忍甚至非常欢迎的，因为附着在“幸福”身上的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这一点本身就是幸福的源泉。可以拥有他人所拥有的一切是令人满意的，但拥有更多自然是再好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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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告商所承诺的供给和构成中产阶级幸福的基本要素之间，存在着一个对应的关系。这些是健康的身体、活力充沛的子女、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干净的环境、时髦的服饰和一个地段良好、舒适宜人、装修完善的住宅。在20世纪接下来的日子里，有可能除了免遭污垢侵扰之外，其他的上述要素都不会受时间影响且经得起考验。1913年上市的依靠风箱运作的“吸尘器”得到了大肆吹捧，其宣传方式无异于90年后才出现的电动真空吸尘器：两者都保证能将居室打扫得一尘不染，从而使得孩子们免受细菌侵扰。和其他构成幸福的要素一样，这些小件能够以购买的方式获得，而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会宣称“消费是幸福的重心”的原因。不过，信奉行为主义的科学家们对此持反对意见。在1961—1987年间，日本人民的收入稳步增长，但是在尽可能做出的估量下，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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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以及爱德华七世时期的英国中产阶级中，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形吗？在将20世纪晚期人们对前几代人进行的社会调查所取得的数据进行转换时，我们必须放慢脚步，即便某些事物是持久不变的。20世纪早期的妇女杂志声称，准备一桌让家人赞不绝口的饭菜，是女性获得满足感的最大来源。而现代消费研究也毫不意外地证实了这一点。[5] 女性通过展示其厨艺获取快乐提醒我们，衡量人类幸福的标准除了市场提供的那些，还存在其他的方式。即使这些条件都遭到了严格的限制，就像在两次世界大战发生时那样，幸福也不会消失殆尽。那些刚刚能解决温饱问题的人们发现，他们能够在忍受严寒的同时，依旧享受着友情、交流、阅读以及对高尚品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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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样的个人抱负、期待和性情总是为人们的满意度设槛，使我们无法准确计算这个到1914年已有200万人的阶级的总体幸福感。此外，对于构成幸福感的要素，社会上也存在着各种意见分歧。19世纪，欧洲大陆的人们指责英国因为过度的自由导致了自杀率极高，因为当时社会存在着一股喜欢质疑的风气和对于生活过高的期望。但是英国的中产阶级相信，这些品质为所有人获取幸福提供了最好的机会。[6]新教教义也促成了这一主张自我毁灭的欲望的形成，因为它鼓励受过教育的人士进行压抑的灵魂上的内省。这个结果可能会让神职人员们感到震惊，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为侍奉上帝并期盼着救恩的信徒们提供了真正而永久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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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新教对待幸福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相信，找到基督、遵从他的诫命并相信他的救赎能力，是个人获得幸福的基本。自我否定是一种美德，嫉妒和贪婪皆为罪恶，但是通过自身努力获取的个人成功是应受祝福的。但是那些在早期生活中遭受过压迫而今会攫取想要的一切来作为弥补的人，会对这种约束置之不理。白手起家者自然想要夸耀自己的成就，而最令人满意的方式就是通过炫耀性的消费，或是出于该目的向慈善机构慷慨捐赠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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