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44307
中产阶级史 第三章 体面的一群人：紧张，1918—1979
1702944308
1702944309
社会紧张贯穿整个20世纪。它们既存在于阶级之间，也存在于阶级之内，这包括形式不同的紧张和程度不同的紧张。如果鲁莽者和悲观主义者的话可信的话，那么有两次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几乎达到了全民冲突的地步。在1926年总罢工爆发的前夜，苏格兰人预测，工会代表大会正在迈出“革命步骤的第一步”。[1]1974年初，当工会的好斗性达到顶点时，由《产业游说目标》刊登的广告词声称，“政治捣乱分子为了毁灭我们的自由社会而想搞垮我们的经济”。[2]这两种说法在当时似乎都可信，而且是使中产阶级向坏的方面转变。
1702944310
1702944311
1918—1926年之间形势非常紧张，存在着革命的威胁。革命的发动者也同样焦躁不安而没有抓住机会。1920年7月矿工罢工的前夜和1926年5月总罢工的开端，政府号召志愿者作为“辅助警察并维持交通”。工人阶级的团结与中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相对抗。前战地记者菲利普·吉布斯先生的小说《中间道路》（1922）勾画了一个虚构的结果：政府征募退伍军人加入防卫部队，他们提供了这样的解释：
1702944312
1702944313
我们……也就是说体面的人，是与国家利益相关的人，包括不幸的中产阶级。所有我们这些人，嗯，我们接受挑战。我们准备痛击他们……冲突已经到来，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工人阶级赶回他们的老窝，重新当廉价的劳动力，重新学会遵守纪律。否则我们就会完蛋。[3]
1702944314
1702944315
国家利益与中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后者的坚定可以拯救国家。从约翰·巴肯的惊悚小说和《地下工兵》中，读者可以感觉到，工人们说的像是他们内心的想法，但很容易受到布尔什维克煽动者的误导和操纵，大多数煽动者是外国人，常常是犹太人。在诺埃尔·科沃夫的戏剧《这个幸福的布里德》（1943）中，维·吉本斯告诉她未来的丈夫山姆：“我不想跟一个听从肮脏的外国人并与自己国家作对的男人有任何关系。”山姆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维的家庭则住在下层中产阶级郊区。这是发生在大罢工的时候，维的父亲作为志愿者驾驶公共汽车。
1702944316
1702944317
维的看法得到了保守主义媒体的回应，每逢大罢工迫在眉睫时，这些媒体就处于疯狂境地。1919年1月和2月，等待复员的士兵发生了一场骚乱，同时在格拉斯哥有一场小规模的总罢工，《早报》发布的谣言吓坏了上层中产阶级读者：布尔什维克已打入当地警方，来自俄国的赤色煽动者、新芬党恐怖分子和“地方议员欣韦尔——罢工委员会主席、波兰犹太人”即将到达格拉斯哥，这就好像两年前列宁到达彼得格勒一样。[4]1920年10月《每日写真》把矿工罢工比喻为“向公众宣战”，指责罢工者是在发动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内战”。此报刊登的图片是俄国粮仓的强制劳工（“奴隶”），用以提醒下层中产阶级读者红色威胁即将来临。普通人的头脑都比较简单，一幅卡通画显示，站在报纸“赛车”海报面前留心观看的人问道：“罢工有什么好处？”《每日写真》认为完全没有好处，它描述了一个每周赚30英镑的威尔士矿工和他的三个儿子的故事。[5]
1702944318
1702944319
1924年初有工作的人第一次捍卫自己的政府，那就是劳动自由联盟。中产阶级陷于恐惧之中，尽管拉姆齐·麦克唐纳承诺控制局势。1924年10月大选之前4天，当《每日邮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信件时，积攒多日的忧虑浮出水面。这封信也许是伪造的，它声称苏联政府认为麦克唐纳是一个类似克伦斯基的人物，如果他赢得了大选，劳工将自然而然地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这可能是巴肯杜撰的阴谋，虽然季诺维也夫信件的谣言不太可能改变有利于斯坦利·鲍德温和保守党的局势平衡，但却再一次恐吓了中产阶级。
1702944320
1702944321
有一点十分重要，上百万的中产阶级在其他事务上沉着冷静，但却相信这些谣言。只要中产阶级认为他们能够自卫，就能够应付转变。自1914年以来，他们一直觉得自己的收入在缩水而工人阶级的收入在上升，担心这种状况在战后还延续。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中产阶级在战时通货膨胀和高税率中遭受的损害最大。专业人员的收入下降了1/4，其余的部分也由于物价上涨而贬值一半。与其相反，工人则获益颇丰，因为工会敲诈政府而获得工资的额外增长，政府宁愿给工人涨工资也不愿发生破坏战时生产的情况。战争结束后工会还在不断索求，中产阶级预期他们还将继续被剥夺。[6]这是一个粗略的判断，但是永不知足的道理任何一个人都懂。
1702944322
1702944323
1917年俄国发生的布尔什维克政变吓坏了中产阶级，而且在1919年的德国和1920年的匈牙利也爆发了类似的事件，虽然未能获得成功。共产主义者的放肆行为不断地被新闻媒体所报道，媒体还暗示类似的事也可能在英国发生，罢工委员会和叛乱士兵公然称自己是“苏维埃”。劳工领导人用设置路障这类华而不实的语言来润色他们的演讲，总罢工之前的几天，铁路工人领袖宣布，“每一个工会，毫无例外地立即投入战斗。”在格拉斯哥，前劳工部长约翰·惠特利在五一集会时说，“资本家阶级”打出的最后一张牌就是在准备罢工的人面前部署军队。地方议员吉米·马克斯顿提醒他的听众，在过去的8年里工人阶级一直在退让，现在他们要夺回阵地。[7]一位观察家把当时伦敦的情形同1914年8月那些想要采取类似行动的年轻的中产阶级的情境进行比较。如果罢工成功，这就象征着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将失去很多东西。[8]中产阶级联盟成员、公民联盟、英国法西斯党和最近成立的维持供应组织（OMS）卷起袖子准备承担他们的责任。许多人担心情况会变得更糟。1926年2月OMS的约克分部请求志愿者的支持，他们警告说总罢工将“导致一个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的革命性的”政府。[9]
1702944324
1702944325
在罢工期间，OMS总共动员了10万名志愿者，另外还征招了25万的后备警察和特警，这些人获得每天5先令的报酬。之后，罢工者控告说这些人当中有人挑衅，随意挥舞警棍，还有谣言说有些特警巡逻时非法佩带左轮手枪[10]，来自马球俱乐部的志愿者骑着马出现，戴着头盔，举着球棒，看起来好像他们要去打击印度的暴徒。
1702944326
1702944327
总罢工的全貌好像是一场娱乐事件，罢工者与下班后的士兵在踢足球，这当然是曲解的回述。这其中发生了很多的暴力，罢工在9天里并未结束，还有更多的事件发生。在伦敦，企图冲击电车、公交车和食物运送队的罢工者与警察发生冲突。爱丁堡则经历了两天的暴乱，汽车被砸毁，警察受到攻击。一艘驱逐舰奉命停泊在利斯港。在格拉斯哥也发生了暴乱，酒吧和商店被抢劫，三个特警受重伤。在阿伯丁，当地BBC电台警告妇女和儿童不要上街，骚乱中电车和汽车被阻挡和砸毁。[11]不过没有哪个地方警方失去控制，在伦敦部署了军队和装甲车，坦克的出现预示着政府打算不惜代价保障秩序以及食物和燃料供应。
1702944328
1702944329
不久之后，工会停止罢工。内政大臣乔恩森－希克斯宣布获得了胜利。在对普利姆罗斯联盟的热情洋溢的致辞中，他宣称“总罢工这只怪兽”安息了。[12]政府夸大了总罢工和革命幽灵的威胁，它储存了大量的燃料和食物，武装部队和警察是忠诚的，潜在的叛乱缺乏必要的武器而无法实施政变。然而，这些明显的事实并不能阻止乔恩森－希克斯的自鸣得意，中产阶级则认为安全得到了恢复而自我安慰。然而工人阶级的状况则不乐观，他们团结一致没有摧毁政府的决心，同样也没有摧毁政府的中产阶级支持者的决心。工会会员的数量在1920年达到650万，大罢工时下降到440万，这之后的10年由于失业率飙升其数量继续下降。
1702944330
1702944331
战后不久出现的社会紧张是由于严重的经济混乱所导致的后果。战时系统被匆忙地解除，交通和煤矿重新私有化，当政府试图脱离直接管理劳资关系时，一定程度地放任自由主义重新出现。原有的秩序难以得到恢复，国家进入了1921年的萧条期，出口下降，失业率上升。雇主认为想要夺回原来的市场就必须降低工资并延长工作时间。政府努力削减公共开支以偿还战时欠下的债务，而不愿意资助受到打击的行业。根据1920年的就业法案，国家不得不支付失业金，这是新的、突然冒出来的开支，导致国库财源大量流失。1921—1931年期间，一个人每周的失业金从1英镑下降到15先令3便士，但如此节流还是不够，政府只好借债1.15亿英镑来支付账单。
1702944332
1702944333
工人阶级处于窘困状态。在战争期间，工资水平超过生活成本，1920年之后两者的差距缩小。失业者的情况更糟，因为失业金下降，政府缺乏现金，只好采用各种严格手段减少福利支出。1934年之后规定有所放松，但是5年后，《图片邮报》的一篇家庭预算分析文章揭示，一个失业的男人、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每周的生活支出是52先令，比他的失业金还多5先令，这家人只能通过压缩燃料和食物预算来支付其他费用。[13]
1702944334
1702944335
如果像危言耸听的政治家和标题新闻作家所认为的，两次大战之间发生了阶级战争，那么工人阶级就是失败者。总罢工失败了——既从权力伸张角度来看也从防止矿工工资下降角度来看，工党完全无法解决1931年的金融和失业危机。工人阶级的挫败和怨恨迁怒于保守党和它的中产阶级支持者。1920年北安普顿选举时，政府候选人指责工党竞争者，说他“宣扬阶级仇恨和阶级战争”，以及“煽动最穷的人对抗富人”。[14]
1702944336
1702944337
越来越明显的被感知的不公正激起了社会仇视。工资、战争伤残金和失业救济金被削减，而与此同时政府支付巨额资金奖励那些打了败仗而不关心他人生活的将军。劳埃德·乔治把爵位卖给任何出得起钱的人，包括在战争期间把肉类包装企业卖给阿根廷的百万富翁威廉·维斯蒂爵士。[15]对富人慷慨，对穷人吝啬：总罢工开始前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纳税人联盟谴责说，劳工局“穷人救济金的行政管理极高”，它还对失业金额外收费。[16]
1702944338
1702944339
积怨以各种方式表达出来。不论司机是否听从政府劝告，向乘客提供升降机，汽车在大罢工期间成为最受追捧的目标。在20世纪30年代，所有的球都由米德尔塞克斯的自耕农投掷，当客人抵达酒店时被人喝了倒彩。[1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官们发现工人阶级士兵为他们人生中每一件错误事件——从绥靖政策至失业——而谴责保守党[18]。军事当局知道他们不再理所当然地爱国和听从上级指示，他们的抱怨必须留意，因为这些抱怨根源于社会仇视。两次大战期间只给工人阶级留下了挫折感和酸楚回忆。
1702944340
1702944341
战争、战后劳动力安置和世纪中叶的繁荣都没有驱除这些仇视。20世纪70年代初期，所有的阶级都想要自己的收入跑赢通货膨胀，所有的阶级都想从国家这个不断缩小的大蛋糕中分得尽可能大的一块，老的怨恨再次浮现。社会摩擦出现，这可以与两次大战期间的状况进行对比。1972年2月一位记者在访问了威尔士矿工村之后说，“有时让人觉得1926年好像是昨天”，整个社区都支持罢工，而且准备“血战到底”。[19]
1702944342
1702944343
阶级战争的夸大言辞在下议院再次出现，极左派议员埃里克·赫弗把爱德华·希思想要实施工资管制的努力描述为“阶级立法”。威尔士矿工的儿子尼尔·金诺克，声称这是“一个为资本家谋利的资本家政府”，并提醒下议院，在他的父辈时代，其一脉相承的前身是如何迫使罢工者屈服的。[20]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出现了乱哄哄的兴奋情绪，他们在学术界大肆活动。[21]有一些人怀疑资本主义的最终结局是否就要到来，《新政治家》声称，“英国还没有处于革命状态中”，但是“某些迹象似乎显示它就要出现了”。[22]与1926年一样，内务大臣即将启动紧急权力法，并承诺将派遣军队“维持关键性的服务”。一位工党议员则大声警告，服务人员可能不会听从政府，因为他们以前是工会会员或者他们的亲属现在还是会员。[23]
1702944344
1702944345
中产阶级没有被动员起来，虽然在随后的几年里有几个退休的将军试图组织志愿者团体，并采用与1926年相同的方法来对付罢工者，但应征者很少，郊区居民不愿与朗达对抗。相反，中产阶级对矿工们表示同情，一项公众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与反对罢工的中产阶级比例为2∶1，即多数支持罢工，这之后《每日电讯》的一幅卡通画显示了希思给一条狗挂上标签——对矿工领袖的“公共意见”，结果他自己被狗给咬了。[24]大多保守派的媒体像《每日邮报》一样，反映了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看法，矿工“从事无休止的危险工作但获得工资太低”，他们的工作值得付给更高的报酬。[25]
1702944346
1702944347
就算从自私自利的角度来说，多付矿工一点工资并不会让中产阶级损失多少好处。希思政府工资管理制度已经降低了收入所得税，而且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超过通货膨胀，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多优惠。1970—1974年期间，体力工人的周薪平均增长了17％，而非体力工人则增长了23％。[26]1972年的拉闸限电让一些中产阶级极其愤怒。一个达拉姆的矿工在纽基度假时被一个女人骚扰，她用她的雨伞打他，因为“我拉了她的电闸”，他回答说，“你这个傻老娘们儿，我自己的电闸也给关了”，结果她还用伞打我。[27]
1702944348
1702944349
热烈讨论关于阶级战争和革命即将爆发只是极左派分子一厢情愿的想法。20世纪70年代不断蔓延的罢工并不是资本主义将要崩溃的前奏，而是资本主义变形的副产品。50年代以来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英国企业的结构和文化需要根本的改变，当时一位美国管理顾问就严厉地指责英国企业的惰性和浪费。有一大部分劳动力“处于严重开工不足的状态，他们不被需要但还要为这些无所事事的人付优厚的报酬”。在高失业率和大量衰退产业被丢弃的时期，要实现重组和再生只能保留这些大量的冗员。[28]在希思掌权的最初两年，他曾经试探性采取了大规模地产业现代化步骤，但因他实行控制工资增长而导致失败。
1702944350
1702944351
希思的政策有一个矛盾。一方面，他想要国家来规范劳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充分的自由可以拯救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是拯救的关键，但这又涉及要废除工会所珍惜的东西。在取消关店时间规定、限制性惯例和固定的茶歇等事务上——这些都被认为影响了效率——有过一些争斗。基于以往的集体历史记忆，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争斗不可避免地掺杂了阶级的成分。中年和老年的工会领导人以及商店店员们——他们都是1930年代出生的人——遭遇了新的对手，那就是中产阶级技术专家。他们都是具有新思想的专业性的管理者、咨询顾问、会计师和人力资源负责人，许多人来自美国和日本，他们决定把这些新思想用于实践。不断上升的失业率有利于他们的实践，这就如同30年代一样，左派分子把这看成是强迫工人的一种手段。工业革命初期的日子似乎又回来了，工人们被比作为卢德派分子，或自我毁灭的旅鼠。
1702944352
1702944353
管理权和效率新标准的认定有助于弱化原有的政治共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政治共识是对两次大战之间发生的冲突的回应，麦克唐纳德和鲍德温在他们执政时期尽其所能地促进阶级和解。1974年哈罗德·威尔逊重新掌权后，手执鲍德温式的烟斗，他把自己比作典型的中产阶级人物，像一个慈祥的家庭医生一样打算医治国家的弊病。1979年撒切尔夫人大选获胜后，她承诺她的目标是阿西尼斯城的圣弗朗西斯所倡导的东西，“哪里有分歧，我们就要使哪里和谐”，这样的自负的确适合她。
1702944354
1702944355
[1]Scotsman，3 May 1926.
[
上一页 ]
[ :1.70294430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