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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八章 贝拉·维斯塔：郊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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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是大批中产阶级偏爱的居住场所，他们觉得在那里包含了美满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元素。郊区提供了宁静和安全，最为重要的是，它确保了生活于同样品位、同样观念的人群之中。邻里关系与隐私权可以得到平衡，最为典型的是独头街道的建筑形式。独头街道房屋是有关现代郊区生活的流行电视肥皂剧《布鲁克赛德》的典型场景，它在2003年被连续播放。这部电视剧是战后中产阶级生活广播连续剧《戴尔夫人的日记》和《哈盖茨》的直接翻拍，这两部广播剧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被转拍为电视连续剧《格罗夫家族》。这些电视剧都反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时会被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所打断，它揭示出郊区生活并不总是像批评者所说的那么无聊和与外界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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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的建筑形式十分沉闷，独幢房屋和单层平房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相似，然而拥有房屋所有权的自豪感以及作为房屋业主的身份感受不仅弥补了外在形式的单调，而且还能提供更多的满足。他们拥有现代家庭，很容易保持干净，还配有通风设备、天然气和电力以及浴室和卫生间。郊区房屋的这些特征尤其吸引那些由工人阶级进入下层中产阶级的家庭，哪怕只拥有整幢房屋的一半，也绝对比住在后街连排房屋舒适。1935年肯特乡村房屋的广告承诺了一种“健康而不操劳的生活”。一位面带微笑的家庭主妇从面对树木的窗口向外张望，她的家庭充满了各种新奇的、节省劳力的小设备，当她迎接从城里下班回家的丈夫时，她显得清新而迷人。晚饭已经准备就绪，也许还配有已经醒好了的杜松子酒和威士忌。郊区生活还提供了活跃的性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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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自然是郊区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为了人类的方便，自然也需要加以整治修理。女贞树篱要裁短，绿地草坪需要修剪，郊区道路两边的树木要定期修剪树梢。园艺成了郊区男人消耗精力的一种方式，在周末他成了壮志未酬的乡下人。他修剪草坪，建筑假山庭园，挖池塘，撒播肥料，修剪树木，培育花卉和灌木。他甚至根据自己的设计装饰一些大规模生产的日晷、供小鸟戏水的盆形装饰物和雕像，以显示富丽堂皇的味道，就像是一个乡村别墅的正式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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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常见的现象，尤其在下层中产阶级当中，为了体现他们的奇思妙想，在庭园摆放色彩艳丽的石膏（后来是塑料）侏儒，它们是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从德国进口的。这些小侏儒散落于草坪和假山之中，有些侏儒还拿着钓竿，另一些则坐在伞形蘑菇上，由此制造出童话魔法般的郊区花园。而生活于真正自然世界的苍鹭要吃池塘里的鱼，这却激怒了郊区园丁，侵食植物的大量害虫也同样激怒园丁，消灭害虫成为他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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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郊区之外的人会羡慕他，想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针对年轻的未婚女军人的一项调查显示，她们对于婚姻的共同梦想是有两个或三个孩子，有自己的住房，有“一个小花园”。[2]1968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5％的人选择郊区住房作为他们的理想家园。[3]21世纪之初，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乔利伍德是完美生活的场所。乔利伍德是典型的郊区，树木绿叶比其他地方更加茂盛，它位于奇尔特恩斯的边缘地带，坐地铁40分钟即达伦敦。这就不足为奇了，在过去的500年，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人们及其后代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伊甸园。虽然郊区的景貌可能发生了变化，但从城市和办公室逃回自己的家园的梦想一直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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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郊区让美学家和知识分子震惊不已，他们对郊区及其郊区居民嗤之以鼻。一位建筑评论家把郊区建筑称为“偷工减料、伪半木结构、伪都铎式房屋”，它象征着“现代式丑陋”，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失败的“建筑景观”的一个暗淡证明。[4]令人烦忧的是，如此之多的建筑物是制造商根据人们的意愿设计建造的，而不是由拥有专业设计理念的专业建筑师来建造。伪弓形窗和仿伊丽莎白山墙所展示的房屋外形，显示了人类精神的平庸、自满和磨损。西里尔·康纳利宣称郊区是“冷漠和谵妄的孵化器”。[5]这让约翰·贝杰曼为他意外发现的上层和中层中产阶级的伦敦郊区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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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界对郊区的蔑视反映在小说之中。郊区是古拉格，它禁锢了人们的灵魂，有时还毁掉了自由。乔治·奥威尔心目中的英雄是保险推销员乔治·鲍琳，他想逃离烦人的妻子（“黄油要涨价了，天然气账单数额太大了，孩子的靴子穿破了，还有一个收音机的分期付款”）和一排排统一的房屋。建筑的名称可以显示其独特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名称也像他们的外观一样陈腐，比如，“荣誉”、“桃金娘花”、“我的安歇”和“豪景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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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名字可以赋予命名者某种身份地位。在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比的南赖丁（1936），米切尔先生——一位保险公司职员，因失业而被迫居住在一个海滨小屋，他给这个小屋取名为“观景园”，如此“维持他仍属于中产阶级的感觉”。社会声望与地产命名相连（有时候具有贵族身份的前业主会把他们的命名卖给土地开发商），出于各种“动机”，“林荫道”和“公园”这类名称在郊区到处都是。这是乡村房屋和庭院的通行语言，它对中产阶级趋炎附势者很有吸引力。1935年庞奇公司的动画片演示了这样的场景：一个消防员爬进郊区住宅的卧室，房屋的居住者斥责道：“不，这不是威斯布鲁克阳台，这是威斯布鲁克公园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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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金纳德·佩兰——“阳光食品”的经理和戴维·诺伯斯小说《雷金纳德·佩兰之死》中的英雄，每天早晨沿着“柯勒律关口”、“丁尼生大道”和“华兹华斯行车道”步行去赶滑铁卢火车。这些名称意味着这是一个高档郊区，佩兰居住在一所“新乔治亚”式的独幢住宅里，带有一个花园，里面种植着杜鹃花和羽扇豆。他逃离这样的郊区，成为又一个郊区逃离者，他假装自杀，回到了他以前所摈弃的世界，从而获得了重生。佩兰是一个经典的喜剧人物，是不满现状、怀有梦想的郊区居住者，他梦想着一种新的、令人兴奋的、也许有些危险的生存状态。这些梦想让23号铁路的托尼·汉考克焦躁不安，奇姆不断遭受挫折的理智自负是广播系列喜剧《汉考克的半小时》的幽默来源，这部喜剧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播出。奇姆最终在电影《反叛》（1960）中获得了自由，他在巴黎的一个波希米亚区成为了艺术家，这里的生活与郊区生活完全相反。另一个郊区叛逃者是比利·费希尔，他来自约克郡一个令人窒息的下层中产阶级家庭，比利是基思·瓦特豪斯的《比利骗子》（1959）中的英雄，他在一个神奇的迷幻世界中找到了避难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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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的白日梦是单调乏味的郊区日常生活的解毒剂。奎妮——诺埃尔·科沃德的《幸福品种》（1943）中的女儿——说：“我恨这里的生活，在一所与其他人一样的房子里，坐地铁下班归来吃饭、洗碗，帮妈妈补爸爸的袜子。”她所追求的激情在这种痛苦生活中终结，科沃德是想为郊区生活进行辩护，维护郊区生活的可靠品质以及毫无抱怨地履行职责。对于那些知道如何寻求刺激的人来说，在郊区也可以经历冒险。瑞奇摩尔·克朗普顿笔下的威廉就可以寻求到许多冒险活动，对威廉的一个更合适的称谓是“不法分子”。这些男孩是调皮捣蛋的郊区游击队员，在古板的中产阶级网球和联谊会中，他们——并非恶意地——搞破坏并制造混乱。这类活动存在于郊区外部边缘地带（在那里有谷仓而不法分子们就在里面策划他们的阴谋），克朗普顿小姐对此做了精彩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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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威廉开始烦扰他的邻居，在那一年英格兰南部和米德兰地区出现了房地产投机高潮，房屋建造者的设计风格完全基于对顾客意愿的直觉臆测。当时流行的时尚是田园式的“欢快英格兰”风格，奥斯伯特·兰开斯特给这种风格贴的标签是“股票经纪人的都铎式”，而更严厉的批评则把它称为“粗制滥造式”。这种风格最突出的特点是山墙、格子窗和半支护。房间内部的砌砖壁炉，仿黑橡木家具，带有华盖和布帘的四柱床——对于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橡木摆设和餐桌，显示了“刻意保守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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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功能主义逐渐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新一代郊区住房的外观是朴实的平面线条平房，大型金属框架窗口，有时屋顶也是平面的。在房屋内部，家居布置带有艺术装饰风格，带有棱角的反光瓷砖取代了砖彻壁炉。突出阳光射线的艺术装饰十分流行，尤其在大门口，大规模生产的彩色玻璃板则用以装饰前门。其他一些受欢迎的设计包括带有浪漫倾向的大帆船、猫头鹰和孔雀。无论装饰的主题是什么，它们都体现了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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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房屋吞没了大城市边缘的乡村，尤其在伦敦周边，这一进程一直延续到1935年里伯布发展法的实施，但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1919—1935年期间，有大约250万栋的新建住房，绝大多数是半独立式住宅和带走廊的平房。其业主主要是中产阶级，他们通过抵押贷款来支付房款。未支付房屋贷款的总数从1924年的8400万英镑上升到1931年的3.6亿英镑。[7]1930年之后借贷水平有过短暂下降，但很快就恢复上升势头，以应付收入在200—300英镑的下层中产阶级购房者的需求。[8]谨慎建房协会（并非所有的建房协会）要求支付10％的定金。抵押贷款的利率在4％上下浮动。布罗姆利附近的“温彻斯特公园地产”三居室住宅价值780英镑，其购买者只需在未来20年每周支付不到1英镑。便宜的房子意味着很小的支付。在佩里瓦尔购买价值690英镑住房的人只需每周支付17先令11便士，在西威克汉姆附近购买价值470英镑住房的人每周只付约11先令。这个房产到1967年价值6700英镑，即使计算了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这也是很好的收益回报。[9]战争打断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但很快就恢复了其发展动力。1958年新建私人住宅有30万栋，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年新建住宅总数在14.5万—20.7万栋。房屋抵押贷款利率从5％缓慢攀升到7％，然后直至20世纪末一直稳定在5％—6％。抵押贷款税收减免抵消了偶尔发生的全国性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利率剧烈波动。抵押贷款是一种可靠的、收益颇丰的投资。借出的贷款总数从1958年的37400万英镑稳步上升到1997年的13亿英镑。资本大量流入住房市场，1980年以后，市政当局所属房屋出售给承租人，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向房产市场流入，它触动了一场社会性的革命。到1991年，私有房产数量达到1430万，而个人承租市政房屋数量下降到460万，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下降。如果拥有房产是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确定特征——就像某些人所声称的，那么全国2/3的人都成了中产阶级。全国大多数人口都在一个又一个郊区安家落户，透过飞往英国各大都市的飞机窗口，人们可以看到这一惊人而明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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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抵押贷款来购买房产，既可以为家庭提供居住场所，又为将来准备了储备金。1977年桑雷之家说服犹豫不决的首次买家赶快投资，因为“房产是能够跑过通货膨胀的少有投资方式之一”。[10]总体来说这一说法是对的，1996年，一个人如果通过贷款购房获益100英镑，他平均支付的贷款成本只需29英镑。[11]不过市场波动也使房产投机具有风险性，与此同时，有一百万的房屋业主的房产价值低于他们最初的抵押贷款额。然而，未来是光明的，至2002年，房产价值平均每年上升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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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对房地产的痴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全国和各地区的房价波动在报纸上成为头条新闻，购房的惨痛经历成为晚餐聚会交谈的主题。电视公司制作节目细述买家和卖家的房产，主持人夸大其词地讲述房屋内部装饰和花园布局，企图吸引潜在的购买者。如果室内客厅只有让业主舒适的简单装饰和家具，那么外部品位就一定被强调以吸引购买者。这些电视节目为那些想加入中产阶级的人提供了梦想和鉴别力的丰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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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增值房产的现代买家和卖家十分精于此道，但这些砖木和石灰构成的房屋也给他们带来焦虑甚至伤痛，当然还有安全。烦恼的根源总是相同的：捉襟见肘的预算，失业和随之而来的无力偿还贷款。在经济衰退时期，抵押贷款止赎率上升，1991年达到74000宗，当经济复苏后，它下降到2300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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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计数据背后隐藏的是人类悲剧。1935年一个郊区县法官告诉记者，信贷问题压得中产阶级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小中产阶级”，他们借贷了永远也无法偿还的债务。对于这些男人和女人生活于毫无“安心”的“保障边缘”状态的勇气，令他深感震惊。他们的悲惨境遇弥漫在法庭之中。有一个失业的商务旅行者，他承担着1400英镑的按揭，还雇用了一个女佣帮他照顾病弱的妻子，他拖欠支付汽车贷款，声称这辆汽车是他的工作所必需的。[13]一个当代庞奇卡通显示了这样一种场景：在一个郊区花园中，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男人穿着礼服，吸着烟斗，对他妻子宣称，“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让我们减少各项开支来支付汽车的分期付款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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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的就业法、法定遣散费和国家提供的失业津贴都降低了失去工作所导致的经济损害。破产法相当宽松，对拖欠还款的惩罚也很宽松。人们对于破产清算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不再是导致个人耻辱和缺陷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时期，进入典当行的中产阶级客户都是“偷偷摸摸的”，因为——就像人们观察到的——典当贵重物品就像是挂上了“耻辱的标记”。[15]同样的耻辱感也让中产阶级羞于向福利机构寻求帮助。1949年，人们注意到，需要帮助的中产阶级在“向任何官员——即使带有同情心的官员——细述他们的困难时”，难以“克服他们本能的不情愿”。[16]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劳埃德保险公司破产时，其受害者向国家提出救济要求时，这种羞愧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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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中产阶级还是以维多利亚时代的眼光来看待破产。破产意味着一个人的失败，有些人采取极端绝望的手段来逃避破产的后果。1931年初，一个银行出纳和他的妻子由于“财政困难”而自杀。[17]在这则自杀报告之前，还有一个有关商务旅行者的审判案。一个名叫艾尔弗雷德·劳斯的商务旅行者用大头棒袭击一个流浪汉，他把流浪汉放入他的汽车，然后纵火烧车。劳斯手头缺钱，他每月挣20英镑，其中超过1/3支付汽车贷款。他希望人们把车内的尸体当成是他，这样他就可以逃避压垮他的债务。他的花招被识破，他被判了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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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来自中产阶级郊区的杀人凶手，为了逃避沉重的债务负担而杀人，这一案例含义深远。郊区与中产阶级所持有的传统个人价值密不可分。老的趋炎附势者采取了新的方式，在郊区过上了富于希望的新生活，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那么多具有地位意识的中产阶级家庭是如此接近。1934年的一个卡通画捕捉到了他们的情绪。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走近一对漫步于郊区道路的夫妇，妻子说：“看，史蒂芬，过来的那个人是令人讨厌的恩德比太太，穿着她的新衣服对着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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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女士的愤怒在30年后的普雷斯特伯里引起了共鸣。这里是柴郡“最时髦的村庄”，这里的居民决心保持其独特生活方式，他们拒绝给道路安装照明，因为他们奇怪地认定，黑暗可能“让不良因素远离”。这里的房子价值在8000—20000英镑，包括一些新建的“威洛米德”式独幢住宅。有些居民入不敷出，有一个人说，有些住宅“窗户上挂着足够多的窗帘但窗帘后面什么也没有”。但这还是值得，因为“他们宁愿在普雷斯特伯里当穷人也不愿在彭德尔顿做富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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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斯特伯里无疑是“独特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这一形容词在房地产代理的吹嘘中被广泛使用。它也被用于描述布罗姆利附近的凯斯顿公园地产，它由多幢独立住宅组成，坐落于花园之中。它始建于1924年，开发商为了保持这一地区的品质而实施一些强制规定：洗涤衣物“不能被看见”，无线天线被禁止。1968年，当地一个房产代理为这些规定辩护，他坚持说：“有些人想居住在一个好的环境里，你知道，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做”。[20]他的这种说法在1934年获得卡特斯洛威的北牛津郊区私人地产居民的响应，这里的居民在他们的居住区与相邻的市政地产之间竖起一道七脚墙，墙顶装有铁尖。他们指责市政地产居民乱遛狗、孩子吵闹和用粉笔涂鸦。这道隔离墙有一段紧邻着当地市政局，但这道墙还是保持了25年。在20世纪70年代，伦敦北部的沼泽公园地产在各个路口设立了几个检查站来维护这一区域，由一些爱管闲事的前军人站岗，还安置各类障碍物，这一做法持续至今。这个大都市郊区的高档住宅区的居民声称，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不想让各类车辆经过他们的大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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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人可能会把这些检查关口解释为郊区居民冷漠疏离的公然例证。地位等级更低的人被排除在外，因工作需要而必须进入的人则被提示他们在从事工作时的身份地位。即使比较小的半独立式住宅也会有一个侧门，在显著位置标示着“商贸人员入口”，那些服务小弟从这个入口进入。一个送牛奶的人对这一标示的理解是：“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的新房子，所以他们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21]这些不算什么新东西：中产阶级一直认为他们的努力所获得的回报值得他人的尊敬和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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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炎附势只是广泛的郊区刻板印象的一个部分。20世纪90年代的一部电视系列喜剧《保持门面》则提供了这一刻板印象的最夸张的版本，在这部喜剧中，哈亚森瑟·布凯特（发音类似“花束”）努力想成为一个贵妇，但往往导致滑稽的效果。她一门心思想成为另一种郊区刻板印象人物：必须“要与琼斯攀比”。这是对老中产阶级现象的新命名，值得记住的是，参与身份竞争的人只希望能与其邻居并列而行，而不是要超过他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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