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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九章 脆弱、依赖、情绪化的人：妻子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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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五世曾经声称：“我们民族的家庭生活是……坚强的、平凡的和纯粹的。”[1]他的语调和情绪是维多利亚式的，在他统治时期以及之后，家庭一直是社会的根基，也是衡量整个国家道德健全的标准。由于这一原因，家庭受到政治家、新闻记者和社会分析家的持续关注，他们定期评论家庭的状况。某些人认为，家庭是一种能够演变进化的、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如此的话，家庭会变得强化还是弱化？道德保守主义者相信改变将会带来损害，他们赞同保留原有的家庭生活模式。原有的家庭架构和规则是维多利亚式的和中产阶级式的，但在20世纪它未能很好地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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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以后许多人感到家庭状况不妙。战后离婚率猛升令圣公会震惊，他们担心“家庭理念”将要崩溃。[2]一位来自兰开夏郡的公理教牧师痛斥现代婚礼的“轻浮精神”，他列举的一个现象是，在婚礼早餐上他难以忍受不礼貌的“咯咯傻笑和咯咯谈笑”。[3]战争导致了大量的、我们所称的单亲家庭，它们由战争遗孀们所主持，但她们被指责过于纵容子女，尤其是男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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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还是国家等级体制训导的最低层次。道德标准是在家庭内习得，如果缺乏父母的模范效应和强制性（通常是家长式的强制），那么就会导致青年人的任性妄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指责青少年犯罪的上升是由于缺乏父亲的强制管教，这种管教往往持续几年就结束。还有一些指责是针对有工作的母亲，她们对女儿的漠不关心，导致了一代任性轻浮的女孩。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家庭破裂被认为是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在21世纪伊始，新的工党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强制父母承担子女教养义务，对于那些不知如何教导子女的人，要求他们参加父母培训课程。还有一项措施是管束老妖怪——无法无天的下层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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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管制并非总是能收到效果或者为未来父母提供一种模式。一个1936年出生的中产阶级主妇回忆，她母亲的咒骂言语让她震惊，父亲则把她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幅色情紧身胸衣“永远的安伯”的图片撕碎。1975年她已经40岁了，她打算让15岁的女儿自己决定自己的事。[5]让中产阶级改变维多利亚式父母观念需要经历很长时间，这种观念认为孩子天生是纯真无邪的，对腐败事物缺乏免疫力。尽管许多父母在私下里对此观念有所怀疑，但它一直被坚持着。1951年一位母亲剪掉杂志上的一幅裸体画以避免家庭成员感到尴尬，她问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个庄重的女人或者是不是过于一本正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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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可以在妇女杂志的专栏中找到，那里有大量关于子女教育的建议。那些知心大妈们对着中产阶级女性继续履行着道德仲裁者的责任，现在她们也开始对亲密关系指手画脚，在以前，这类事情不会公开讨论而只归心理门诊处理。报刊上所提供的建议不得不考虑道德态度已经发生了广泛的变化。1934年一位母亲想知道，对于女儿要求大门钥匙和借用口红应该如何回应，她所获得的劝告是：由于经历了战争，妇女已经获得全面“解放”，老的道德已经失效，现今最明智的母亲要相信女儿有“好的判断”，承认她的独立性，考虑周全后再施加影响。如果需要的话，母亲应该像朋友一样关心子女，不要像是绝对一成不变道德观的严厉监护人。并不是所有的劝告都是如此开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知心大妈们劝告父母严格禁止女儿与军人——尤其是美国军人——联谊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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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以后，父母要做孩子的密友而不是疏远的支持者，有时甚至是固定律法的执行者，这种父母理念在中产阶级当中已获得普遍认同。《父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一本启蒙性月刊——提倡了一种新的父母教养理念。这种理念提出，孩子不再局限于被看护的领域里——在这里他们由仆佣们监管着，吃着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食物。相反，孩子们的世界也由于收音机和汽车而变得丰富，父母被鼓励与孩子进行情感交流，共同游戏消遣。下班回家的父亲被要求给孩子讲睡前故事，孩子长大一点后，要与他们一起玩麦卡诺组合玩具、集邮和进行男性探险。1946年，为了弥补战争期间父亲职责的缺失，父亲们被劝告要让自己的儿子对“男人的事情”感兴趣，所谓的“男人的事情”包括足球、飞机模型和汽车引擎。当男孩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父亲成为“可以与他分享任何日常话题的伙伴，与他的交谈内容可以深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7]以往庄重严肃的家长变成了一个富有同情心而睿智的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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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职责是把女儿带入女性世界，让她为成为母亲而做准备。与数百年前的女孩一样，现在的女孩也要学习制作面点、编织和缝纫。[8]对于每一个“家教良好的家庭”来说，还有一些教育内容是要培养孩子未来的“道德行为”。“直接简单的解释”是最好的，除了有关性方面问题的询问，解答这类问题要自然，绝对不要躲躲闪闪。青少年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要冷静对待。1958年《好管家》杂志劝告那些儿子即将上大学的父母们，同性恋并非都是心理异常，虽然有些是“极其恶意的”，“走得太远”可能导致危险。女孩子则被警告在激情状态下存在失去自我控制的危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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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们完全接受子女成长的分阶段定义：儿童期、少女期和少男期。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点，青年人的漫画和杂志分别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特点。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好友》封面显示了三个穿着板球和足球套装的男孩，其中一个男子还驾着摩托车，穿着摩托外套和护目镜。三个男孩中间有一本很大的书（集邮册），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一个帆船模型和一个火车头模型。这些就是12—16岁男孩的活动兴趣。杂志内容则是有关寄宿学校生活、体育活动和高度冒险活动的奇闻漫谈。对于女孩子来说，安吉拉·布拉齐尔及其模仿者则为她们提供了一些寄宿学校中的喧闹游戏。男孩和女孩都拥有一些极其秘密的冒险领地，大多在乡村中，由亚瑟·兰塞姆和伊尼德·布莱顿所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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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鹦鹉》和《著名的菲伍》描述的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马库斯·莫里斯牧师在1951年创建了《鹰》漫画，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持中产阶级的精神世界和品质。《鹰》漫画也是针对庸俗和暴力的美国漫画的一剂解毒良药。莫里斯向读者承诺提供“好的新闻、兴趣和娱乐”，这包括冒险系列小说和精心绘制而引人入胜的伟人图画传记，包括贝登堡和艾尔弗雷德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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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鹰》的读者来信栏目可以大致了解少年期儿童的心态，威廉·布朗以及此前的《男孩自己的报纸》的读者们都喜爱阅读这些来信。1954年，一群11—12岁的青少年报告说，在夏季他们组织了一个俱乐部，俱乐部的总部设在一个谷仓里，他们编辑了一份手写的报纸，扮演士兵游戏，为了筹集活动经费，他们还做一些临时工作，比如清洗窗户。这群小男孩经常做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游戏内容是关于“行凶抢劫”的故事：讲黑话的街头混混会帮助其他人，无私的英雄是一个11岁的跛子，他设法保护了文法学校，那是他病弱的母亲和6个弟妹的喜爱之地。[10]《女孩》——《鹰》的女孩版——的读者获得了有益于健康的食谱，之前的女孩漫画和杂志所集中强调的女性成就，在《女孩》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女孩》的卡通传记漫画包括苏格兰的玛格丽特女王玛丽·斯莱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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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伊丽莎白青年》是针对中产阶级青少年读者的月刊，其内容充满了个人的创造精神、充满活力的户外活动和自我完善的探求，刊物上还有一些时事文章、短篇故事、著名作家——如杰弗里·特雷斯——写的系列剧，以及奈吉尔·莫尔斯沃思对圣卡斯塔德预科学校的颠覆性评论。读者来信也反映出正面取向的关注：未来职业咨询，以及询问假期在瑞士儿童村工作和宠物养护等问题。有一个读者询问哪里可以购买灌丛婴猴，获得的回答是：在军人与海军商店里可以花15英镑10先令购买（这个价钱让父母吃惊），它可以养在膳食蠕虫、海绵蛋糕和水果里。[11]刊物上还有榜样形象的介绍，包括南极探险家，对于爱好冒险的人，罗利自行车向购车者承诺“冒险就在眼前”。刊物推荐的另外两种活动是坚持“花季日志”和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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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这个让个人奋发向上的世界拉响了警报，一个14岁女孩写的一首诗激起了中产阶级的热情，这个女孩心目中的英雄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和汤米·斯梯尔。“是摇滚乐让他们保持了生命”，她这样描写她同时代的人，这些人穿着“邋遢的针织衫和闪光的袜子”，“对连衣裙不屑一顾”。[12]在10年间，由儿童成长为成人过程的维多利亚式理念被取代。“年轻的成年人”被拖入不断扩张的“时尚”和消费世界。1961年的一则广告宣称“教室时尚”到来，这则广告提供了“实践美德与时尚风格”相结合的校服。[13]朱迪服装是针对“五至十几岁”孩子的时尚服饰，1966年对于这一品牌服装的吹捧文章警告说“管好你的儿子”。[14]第二年一位时装大师告知父母，“少年儿童们”再也不能用姐姐穿过的衣服来搪塞了，她们想要“迷你裙和时髦的衣服”。[15]自18世纪后期以来，孩子们第一次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打扮。零花钱的数量上涨，许多父母很高兴地默认孩子们追赶时尚潮流的要求。1969年一位广告经理感到羞愧，因为他“很丢脸地”行使父亲权力禁止14岁的女儿参加披头士音乐会。作为补偿他给女儿买了一整套的披头士唱片。[16]这种姑息政策很普遍，在某些方面，它也被认为标志着家庭崩溃的开始。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值得欢迎的迹象，显示了专制的和男性主导的家庭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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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尚潮流，以及吸纳时尚元素而具独特性的青年流行音乐文化，还有享乐主义，都构成了不断加速的社会变迁的一个部分，这对中产阶级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一个长远视角来考察20世纪60年代（当时未对其进行考察），正是在这个时代，一系列的社会态度及习俗的修正和重新评估达到了顶点，自这个世纪开始以来，这些社会态度和习俗一直实行着。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最新变化的步骤，而是这种变化竟然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来取得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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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股相互对立的历史力量在发挥作用。第一股力量基本上是保守的，它把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和家庭秩序看作现代的楷模，认为这种模式不应改变。鉴于目前这个时代倾向于认为现在的文明程度高于祖先，想要维持以往不变是十分困难的。虔诚而勤奋的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极为蔑视18世纪，认为那是一个不负责和不道德的世界。这种看法是由萨克雷在他的《四个乔治》（1855）中提出的。利顿·斯特雷奇也同样事后聪明地嘲讽和怀疑老的时代，读者在他的《非凡的维多利亚》（1918）中感受到他对其祖辈所持观念的嘲笑。同样地，20世纪60年代的讽刺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在大学和公立学校中接受教育）也嘲弄前一代人所敬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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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笑老一辈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中产阶级当中年轻的、受过教育的成员很有吸引力，他们可以容忍年轻人的缺乏耐性，忽略他们无责任感的“小聪明”。下层中产阶级则没有那么乐观以对。他们更加顽固地坚持传统伦理价值，因为它是体现他们高尚地位的一个构成部分，每当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或嘲弄，他们就十分愤慨。然而，1918年以后给人这样的感觉，20世纪不再会遵循以往传统，这种情绪反映在中产阶级的上层部分，他们纯粹为了快乐而设计各种怪异的“放荡”活动。新的道德观使那些获得部分解放、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受益。1925年一位《女性》专栏作家宣称：“老的压迫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女性可以自由表达自己内心情感而不会感到羞耻。针对相同的问题，另一位作家把内衣的新时尚认定为解放的旗帜。“过往的”令人不舒适的内衣被丢弃，面对今日的黑色内裤，“她的祖母会惊得举起她的维多利亚的手”。“偏见”被击溃，内衣的“轻浮线路”带来更大的自由。[17]快乐在上升，而维多利亚祖母一再地被拍晕，查尔斯顿和女孩们吸着香烟，喝着鸡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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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就是1931年人们眼中的独立的“新”女性。她很年轻，未婚，每年赚五百英镑，在伦敦租有一套配备各种设施的公寓，包括电子炊具、冰箱、烤箱和煮茶具。她不耐烦清洁房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的爱好是驾车、飞行、冬季运动和集邮。[18]她有很多空余时间，与已婚女性一样，她们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现代的“电子化的”家庭里，有洗衣机、真空吸尘器、电子暖床器、加热手巾架、电子炊具、闹钟、煮茶器、仿燃烧木炭形状电子取暖器。[19]身体上的解放并不总是与心智上的解放相伴随。1924年，中产阶级母亲被劝告要鼓励“青春期的女儿到户外玩耍而不是静坐阅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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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自由还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维多利亚式的婚姻观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丈夫还是居于首位，判断妻子的标准仍然还是依据她所履行的母亲和持家职责。直到1965年，《时代》上的一篇文章评论说，许多中产阶级父亲还是根据其母亲制定的“女性标准”来要求他们的女儿，因而他们把女儿送到培养传统女性的“轻量级学校”。然而事情将会发生变化，这位作者预言，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公平竞争即将来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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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时期，这种思想让许多人深感苦恼。婚姻仍然是女人应有的最终归宿地，如果有必要，政府也会设法强化这一点。在操持家务与承担工作无法协调的情况下，女性公务员、教师和医生会被解雇。在战争期间女性承担了男性的工作，女性这样做是受到赞许的，但这只是紧急状态下的一种异常现象，它不是未来遵循的模式。已婚女性就业并剥夺男人的工作机会，这让人心里不舒服。男人自然还是养家糊口的人。出于这个原因，1923年朗达当地劳工部门解雇了23个已婚女性教师。[22]即使她们能保住了工作，法律也不允许男女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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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经济危机之后，已婚男性教师的工资被削减，他们只能与妻子讨论避孕来作为缩减家庭开支的一种途径。[23]生育控制在所有阶级中得到推广，1920—1924年期间，58％的已婚女性和她们的丈夫采用某种避孕方法，家庭平均规模下降到2.4人。对于中产阶级新婚夫妇，计划外生育子女将会打乱家庭预算平衡，占用分期付款和房屋抵押货款的偿还。一个替代选择是延长订婚期，在订婚期两人节俭储蓄并努力保持贞操。1920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年轻军官的妻子写信给玛丽·斯特皮，说她必须工作才能维持与其身份相应的生活水准。斯特皮博士指导她去哈罗斯百货店，那里出售避孕药。[24]经济学家则出于优生考虑而反对避孕。如果中产阶级生育较少的孩子，国家的未来堪忧。[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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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哈罗斯百货店购买避孕药或通过“保护隐私”的含蓄广告邮购避孕药的新婚女性可能并未想过男女平等的问题。她们推迟生育的决定可能会与丈夫进行协商。如果这些女性阅读了女性杂志上的婚姻观，她们就会意识到，现在的家庭就像是夫妻共同经营的企业，它的成功依赖于相互尊重和理解。这是20世纪产生的婚姻观，但它的传播是缓慢的和不均衡的。20世纪50年代初接受调查的年轻男性倾向于认为，婚姻是相互平等的配偶经营的一项“合作”事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现自己的父母并没有这样的观念。[26]新娘总能意识到丈夫对于他们在家庭内的权限有很高的期望。在1951年的一则广告中，一个年轻的丈夫尝了妻子做的牛奶沙司后愤怒地责问：“你想毒死我吗？”然后妻子发现了克里默沃拉饮料，夫妻和谐得以恢复。在另一则广告中，一位未婚夫把咖啡洒在了新的枕套上，他未来的新娘根据杂货店主妻子的建议用瑟夫泡沫清洗枕套，当她把清洗干净的枕套呈现给他时，她未来的丈夫在她的手上吻了一下，他被她的主妇天赋所打动。[27]这样的婚姻一定会长久幸福，或者广告设计人员希望如此。他们用了一百年的时间了解如何利用中产阶级妻子取悦丈夫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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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妻子感到家务琐事既繁重又枯燥。1938年的《柳叶刀》展现了郊区家庭主妇的神经官能症的严重程度，这些主妇因单调孤独的生活而倍感无聊和沮丧。她们的症状常常是过度关注孩子的福利，痴迷于房屋内的秩序和清洁，以及临床上无法解释的疼痛。20世纪60年代的主妇也承受了同样的无聊和沮丧，然而这时又有一个新的压力来源。妻子们在郊区车站等待不定点的列车，担心晚餐彻底毁了——“烧焦的烤肉、干瘪的鸡和压碎的蛋奶酥”。1966年的一个例子也反映了其他人的情况。“路易丝”，一位29岁的前记者，与一位广告主管结婚，并有一个孩子，她坦承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让她绝望地崩溃。她试图通过阅读、听古典音乐和用魔法召唤性幻想等方法舒缓情绪。她花几个小时准备晚餐，等待丈夫归来；当他回来后，常常疲惫地在电视前昏昏欲睡。他们的性生活几乎停止，当丈夫的列车晚点了，路易丝就喝鸡尾酒。[28]与路易丝相同情况的其他人纠缠着她们的医生，要求抗抑郁药和镇静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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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感到做家务贬低了她的身份。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与她有着相同背景的已婚或单身女性——开始在家庭外追求事业，家庭主妇的身份地位越来越低。许多女性在工作领域与男性竞争，男人曾经认为这些领域是他们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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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女性认为自身获得了解放，她们是20世纪中叶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最终继承者。这场运动的思想根源来自受过教育的、开明的中产阶级理念，这种理念引导着运动的发展轨迹。妇女解放在本质上是对于自然公正的追求，获得解放的人也被期望去实现互惠互利的中产阶级理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20世纪20年代付费的萨顿中学女生被鼓励去追求精神升华而不是物质回报，她们准备把责任放在私利之上。这些追求事业的女性成为了教师、医生和公务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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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玛丽·巴特用“包在棕色纸袋里的一双明智的步行鞋”来总结她在圣安德鲁斯的圣伦纳德学校受到的教育。[31]从价值和实用角度来考虑，这双鞋适合许多中产阶级女孩。它吸引了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比，她是约克郡农民的女儿，进了当地私立学校，1919年在她升入萨默维尔之前加入了妇女辅助军团，献身于公共事业。她发动一些运动（有时在海德公园角演讲）支持国家联盟、和平主义和南非黑人的权利，她是教育和福利工作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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