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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中文版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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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一书出版于1925年,作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在书中对传统民主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建立在民众广泛参政基础上的传统民主只是一个神话,传统民主理论所塑造的神圣的公众形象只是一个幻影。公众无法真正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统治权,他们必须走下圣坛,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李普曼彻底击碎了传统民主理论所塑造的公众形象,向人们展示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令人失望但却更为接近事实的公众形象。与此同时,李普曼大胆地对民主弊端进行抨击,提出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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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李普曼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曾直接或间接地为12位美国总统出谋划策。从1913年跨入新闻领域直到逝世,他留下了1000余万字上万篇专栏文章,出版了30多部著作(1),影响了几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他还曾两度获得普利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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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李普曼针对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倡导的“遏制战略”写就了一系列反驳文章,轰动世界政坛。这些专栏文章集结成《冷战》(The Cold War)一书,“冷战”一词遂成为20世纪下半叶国际关系中最为流行的术语。李普曼的冷战思想对美苏战略产生了深刻影响,是冷战时期美国思想领域三大派别中现实主义派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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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的著作大多与美国的政治生活紧密相连。他结合亲身经历,阐述对民主政治独到的理性思考,不仅帮助普通公众透析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政治决策者,进而对美国的内政外交决策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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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写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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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普曼传》(2)记载,1923年6月,李普曼在纽约长岛韦丁河村着手《幻影公众》一书的写作,经过一个夏天的挥笔著述,他完成了十万字的初稿,后经删繁就简于1925年出版。李普曼将这本书献给勒尼德·汉德(3)(Learned Hand)先生,他在写给这位法官的信中说:“我力图阐明,假如舆论本身在知识和精神质量方面没有任何改进,舆论会起什么作用,怎样做才能更为行之有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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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之所以对舆论本身产生质疑,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见所闻密不可分。虽然美国以不干涉媒体为立国的原则之一,但政府仍然可以影响媒体,引导舆论。事实上,很多政府官员都曾试图影响甚至控制媒体对国内外事务的报道,他们很清楚媒体的重要性,清楚媒体对舆论的影响力。《幻影公众》成书之前刚刚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对媒体的干涉与压制在战争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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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美国刚刚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总统为了平息国内的反对意见,设立了一个新的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大力宣扬战争。国会以惊人的速度一致通过了《间谍法》(Espionage Act)(1917)和《煽动叛乱法》(Sedition Act)(1918),如果有人阻挠政府发行公债,阻拦征兵或对政府和军人嗤之以鼻,就会被诉诸法律。(5)政府还建立了一个全国的情报网,派人渗透到那些被认为是“危险”的组织中去,可以不经批准对这些组织进行突然搜查。1918年,政府对国内舆论的镇压愈演愈烈。大批工人工会国际的领袖被起诉,观点激进的杂志被禁止发行,持和平主义观点的杂志受到刁难,政府还拒绝向有“嫌疑”的杂志提供发行优惠。更多的“极端分子”被逮捕,许多改革者受到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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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对政府的新闻检查和故意歪曲有关美国干涉俄国的消息极为不满,他指责说:“自从约翰·亚当斯以来,还未曾见过执政者对宪法规定的自由进行了如此坚决执意而异常危险的进攻。对异己分子不经审讯就加以驱逐,对政治犯残酷判处,以及新闻检查和压制言论的做法,凡此种种都构成了一个恐怖的君主统治,在这个统治下,不允许有诚实正直的思想,不支持温和节制的做法,疯狂取代了理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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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体会到舆论宣传是可以被左右的,甚至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他放弃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持有的新闻可以极大增进美国民主的信仰,并把他的思考记录在《公众舆论》一书中,作为该书的续篇,《幻影公众》继续对此进行深入解读。此外,还有许多自由思想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意识到,政府单靠镇压绝不是压制舆论、引导公众的有效方法和可取行动的方式。他们从战时宣传的失误中吸取经验,并从早期广告产业的成功实践中获得启发,纷纷发表见解,提出各自的理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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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公众舆论的基本认识方面,这些自由思想者的观点产生分歧。一方认为,公众可以而且应该参与民主。另一方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公众是无知的,他们只是偶尔参与投票,表明自己支持的立场,无法在政治领域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上述两种不同立场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以及沃尔特·李普曼。他们针对这一问题曾各自发表观点,形成论战之势,至今为人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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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向传统民主理论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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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圣而无上的公众只是一个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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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与《公众舆论》这两本书都以“公众”作为研究主体,彻底击碎了传统民主理论所塑造的神话般的公众形象,塑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令人失望的,但却更接近事实的公众形象。与此同时,李普曼大胆地对民主弊端进行抨击,提出自己的观点。两书间隔三年相继出版,互为补充和呼应,阐明了李普曼独到的民主理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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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约翰·密尔顿(John Milton)、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崇尚理性自由和“天赋人权”,认为人们可以自由而尽情地表达见解,形成公意,发现并发展真理。如果一个普通公民是有理智的并了解事实的话,他会对公共事务做出明智的判断。传统民主理论家将公众描绘成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拥有超越个体意愿的统一意志,是由个体公民组成的有机体,具有很高的智慧,能够应对各种问题,是无私与普世的代名词,是法律和道德的楷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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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李普曼认为公众完全不是传统的民主理论家所描绘的那样,而仅仅是根植于错误哲学理论中的一个“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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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幻影公众》一书中,李普曼强调了普通公众对于政治事务的茫然。无法指望,时间、精力、信息都极其有限的公众能够理性地对政治事务进行解读和处理。李普曼认为,明智的选择是请他们放下肩头管理国家事务的担子,把它交由能够更好地了解问题并采取行动的“局内人”。李普曼开篇就把公众比喻成坐在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他们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表现得麻木而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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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李普曼并不认为公众在政治事务中无所作为,他们的任务是识别那些有决断力的人,赞同或反对一项提议,在两个竞争的党派中进行选择,支持或反对那些拥有权力和知识,可以采取行动的人。尽管民主理论认为人民至高无上,但实际上,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只意味着说“同意”和“不同意”,公众的这种角色定位是由他们处于事件外围这一事实决定的(7)。他写道,“公众必须归位,做他该做的事,以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让我们每个人更有可能摆脱迷惑的野兽般的肆虐和怒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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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出民主程序与制度设计中存在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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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现并揭示公众舆论实质的过程中,李普曼对民主制度的思考也在逐步深入。他开始怀疑民主的程序和制度设计,认为选举埋没了民主的本质。民主权力起源的正义不代表民主权力行使过程的正义。“我们来到选举点,在选票上勾出一两个选项,或者画出三四个名字。难道这样我们就已经表达了对美国政治事务的看法了吗?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存有不确定的想法,很显然,我们在选票上简单的勾画根本无法表达我们复杂的想法。”(9)更何况有三分之一的选民因各种理由拒绝投票,参与投票的选民也并非都出于理性和民主理想。因此李普曼认为,通过选举的方式来表达公众意愿的理想也只是一种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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