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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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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美国的政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全体人民参与政治事务。然而如今，只有不到一半的选民参与投票，甚至在大选年里也是如此(3)。1924年的竞选活动中，动用了一些特别的手段，才使选民数量有所增加。选民的消极使得宪法、国家、政党体系、总统更迭、私有制，所有这些都被诟病。如果参选的选民人数不够多，则各种耸人听闻的言论便满天飞：某一政党被预言为将被赤色毁灭，另一个被黑色腐败吞没，还有的将沦为暴政、帝国主义等。即便如此，仍然有一半选民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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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过去喜欢以“选举”为题撰写文章，而今他们转而研究“弃权”问题了。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梅里亚姆（Merriam）教授和戈斯内尔（Gosnell）先生针对1923年芝加哥市长选举进行了一次详尽调查(4)，研究为什么140万拥有选举资格的公民只有90万人进行了选民登记，而在登记的选民中只有72.3万人最终参与了投票。数千人接受了他们的调查采访。30％的弃权者的理由，至少是他们声称的理由是，他们遇到了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生病了，在外地，家中有孩子或病人需要照料，没有符合法律要求的住所，等等。而另外70％的弃权者，约50万自由而至高无上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公民却连借口都懒得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投票漠不关心。事实上，他们要工作，投票站很拥挤，去投票点不方便，不愿意透露年龄，不赞成妇女拥有选举权，丈夫反对，认为政治腐败、选举腐败，他们害怕投票，甚至不知道去哪里投票。受访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坦言，他们完全不关心投票这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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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布赖斯（Bryce）认为：“同其他国家一样，在美国，至高无上的人民意愿的表达……是通过相当规模数量的注册选民投票来实现的。”(5)毫无疑问，洛厄尔（Lowell）关于瑞士选民主动性的研究表明，美国选民的冷漠并非孤立的现象(6)。事实上，欧洲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家很久以前就摒弃了民众集体主导公共事务的观念。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断言：“多数永远不能实现自治”(7)，他还赞成并引用瑞典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斯蒂芬（Gustaf F．Steffen）的话说，“即使革命成功，政治生活中仍将存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米歇尔斯是一位颇具洞见的政治思想家，在这一问题上，他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反对党的获胜，意味着“嫉妒转变为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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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民表达觉醒的方式没有任何新意，就是根本不去投票，或者只投给名字列在选票上端的那位候选人，或者选举初期就不参与，不听演讲，不读文件，他还有一长串可被指责的罪过。我不想进一步指责他，我对他怀有同情，因为我相信他被赋予了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他被要求去实现无法实现的理想。虽然公共事务是我关注的焦点，我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但是，我仍然没有时间去做民主理论希望我做的事，也就是说，没有时间去探究到底在发生什么，没有时间为自治社会面临的每一个问题给出有价值的答案。我也没有遇到过任何人，上至美国总统，下至政治理论研究者，谁能够离至高无上的理想公民哪怕近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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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菲利蒲·圭达拉（Philip Guedalla）：《第二帝国》（The Second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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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Logan Pearsall Smith）：《更多琐事》（More Trivia），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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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西蒙·米歇雷特（Simon Michelet）：《弃权者》（Stay-at-Home Vote and Absentee Voters），“全国拒绝投票俱乐部”（the National Get Out the Vote Club）的一本小册子；此外，施莱辛格（A．M．Schlesinger）和埃里克森（E．M．Erickson）合作撰写的《消失的投票者》（“The Vanishing Voter”），发表于《新共和》（New Republic），1924年10月15日。自1865年到1920年，选民投票率由83％—51％降到了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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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Charles Edward Merriam）、哈维·富特·戈斯内尔（Harvey Foote Gosnell）：《不投票：原因及控制方法》（Non-Voting：Causes and Methods of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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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现代民主》（Modern Democracies），第二卷，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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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劳伦斯·厄洛尔（A．Lawrence Lowell）：《公众舆论与大众政府》（Public Opinion and Popular Government），参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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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政党》（Political Parties），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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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第二章 无法实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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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试图想象完美公民是如何造就的。有人说，他肯定是由健康的胚胎组织发育而成的。在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洛思罗普·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以及其他一些复兴运动倡导者的书中，我曾看到某人与某人结合就会孕育出优秀的公民。鉴于不是生物学家，我对此持开放的和期待的态度立场。然而，总的来说，这种生物繁育人类智慧的观点与作者的科学声誉很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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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逻辑上来看，教育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因为150年来，教育已将民主命题写进了每一本持乐观态度的著作的最后一章。罗伯特·米歇尔斯，这位坚定的反悲观主义者，在他“最后一章的论述”中写道，在所有集体行动中，“社会教育负有提升大众智力水平的重大使命，这将使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阻止寡头统治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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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阅读了一些曾被学校用于增强民众公民意识的新版标准教科书。读后发现，没有任何受教育者能够摆脱百科全书式的灌输方式，而且他还必须有无穷多的时间。当然，他无需记住县郡职员薪水的确切数字和验尸官任期的长短。作为新时期公民，他要学习的是治理国家的大事，而不是纠结于细枝末节。我曾翻阅了一本为培养公民而编写厚达500页的教科书，书中涉及城市问题、国家问题、联邦问题、国际问题、信任问题、劳工问题、运输业问题、银行业问题、乡村问题、农业问题等无穷多的问题。在关于城市问题的11页篇幅中，分述了12个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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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未来的神圣公民步入社会后，应该怎样安身立命，怎样培养孩子，怎样享受生活，这本用心良苦的书并没有给出任何指引，只是不断地给他灌输大量纷繁复杂的社会难题。他被教育要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因为自然资源数量有限；他被建议关注公共开支，因为纳税人不该为不断增长的不明开支买单。他，一位选民，一位公民，一位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显然被期待付出无穷多的公益精神、兴趣热情和努力。教科书的作者几乎涉及了他所能想到的一切问题，从城市下水道到印第安鸦片，唯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位公民几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关注所有公共事务，更没有一点研究理论学说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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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培养公民责任的教师从来没有为学生提供一个准则，帮他判断星期四这一天应该关注布鲁克林（Brooklyn）的地铁问题，还是关注满洲铁路（Manchurian Railway）问题。即使他自己决定，星期四，要在铁路问题上申明他至高无上的公民主张，但是，他仍然需要填补知识空白，以便应对早已排在日程表上的蒙大拿（Montana）乡村信用问题和英国在苏丹的权力问题。然而，他不可能花费所有时间去了解和把握所有问题，当他关注于某一个事件的时候，其他数以千计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非他能够准确判断，时间精力投向何处能够最合理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和特长，否则违背其固有的能力，做他不胜任的工作，他只能像一只小狗同时面对三根骨头一样，感到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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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说，学生了解当今世界重大问题，对他们的成长没有帮助。这会告诉他，世界很复杂，帮助他摆脱“一开口便是教条、信仰、给他人定罪之类的东西”(1)，让他学得谦卑。但是，很显然，他所熟悉的那位高明的作者在教科书中给出的1925年美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无法适用于十年后出现的新问题。除非在学习解决当下问题之外，他获得了一种超越当下的智慧，而这与教育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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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希望教育能够为民主政治的弊端提供解决良方的时候，总是失望。事实上，我想给学校的老师一个建议，您最好要运用一些魔法，在立法者和公民理想的鼓吹者们全权制定了详尽的社会管理规范后，让公民学会管理社会。改革者并不关心人们被教授的是什么内容，他们认为，人们应该被教授一切对治理现代社会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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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对教育寄予的期待，最终只会得到令人失望的结果，因为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层出不穷，速度之快老师们根本跟不上，更无法抓住这些问题变化的实质，并及时传授给众多学生。如果学校只试图教学生如何解决当下的问题，事实上已经落伍了。他们最多可以尝试教给学生思考和感知世界的方法，这将有助于他们在新时期应对新问题。但是，这些方法并不是老师创造的，而是政治理论学家提出的。教育过程中，一定不能首先假定公众是政治天才，他们只不过是普通的人，即使他们有一定天赋，也只能在公共事务上投入非常少的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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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恐怕道德家会非常赞同以下观点，社会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寻找眼前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要找到适于解决所有问题的普遍性原则。我奉劝他放弃这种想法，治理现代社会仅有良好的道德是不够的，当困难的实质是为道德寻找方向的时候，道德无法指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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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试想，人类能够通过教育拥有良好的道德、礼仪、爱国主义精神，并以此轻松应对现代社会的时候，我想起了晨曦中一位沉思中的教授在林中漫步的故事。他撞到了一棵树。作为一位有教养的人，他摘下帽子，向那棵树深深鞠躬，并诚恳道歉：“非常抱歉，先生，我认为你是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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