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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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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的人都时刻为国家大事而思虑谋划，那么，显然，世间的其他具体工作就没人做了。人们不会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考虑具体问题。农民考虑的是种植小麦还是玉米；机械师考虑的是去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工作，还是去伊利（Erie）工作；在有限的预算内，是买一部福特车，还是买一架钢琴；如果买福特车，是从艾尔姆街（Elm Street）的车间直接购买，还是从寄来广告的代理商那里购买。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他的选择非常有限。全世界范围内可供他选择的工作机会，不会比全世界范围内可供他考虑选择结婚的女人更多。这些琐碎的日常选择积少成多，成为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它们也许被忽略了，也许被解决了，不管他有意还是无意地遇到了它们，它们都是具体而明确的，只有少量解决方案可供选择，只会产生一个最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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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仍然被寄予期望，期望他们拥有体现社会普遍价值取向的公众舆论。那位机械师被期望，不仅要在宾夕法尼亚和伊利两地间作出工作选择，还要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考虑如何对全国所有铁路进行调整。笼统的观念影响着个体的具体决定，同时个体的实践经验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他们的笼统观念，这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不知不觉中相互影响、彼此融合；诚然，这对于辨析明确直接的意见与笼统间接的观念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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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意见引发快速而具体的行动。接受一份工作，做一件具体的事情，雇佣还是解雇，买还是卖，留下还是离开，接受还是拒绝，发布命令还是执行命令。笼统的观念得到的是具有代表性的、间接的、象征性的、不明确的结果。进行一项表决，做某种决定，拥护、附和、认同或反对、旁观或参与、满意或不满。明确的意见可以让人在个人法律权限范围内做出决定，并付诸行动，也就是以法律和惯例为前提，运用个人权利实现个人愿望。笼统的观念只能给出一些概念性的表达，比如参加选举投票，它无法产生具体行动，除非与人数众多的其他人合力形成舆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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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众多的人所形成的舆论意见几乎都是含糊的、混乱的，无法据此行事，除非对其进行要素整合，引导归纳，形成统一。将大量舆论意见归纳为一个统一的思想，并非诸多社会哲学家所想象的，是黑格尔的神秘主义（Hegelian mystery），而是众多领导者、政客、筹划指导委员会所谙熟的一种艺术(2)。它的本质在于，从人们混乱、模糊的思想中分离并提取出象征符号，并加以运用。感觉比思想抽象得多，但是，却更有穿透力，因此领导者善于将公众的各种意见、愿望整合成一个统一体。舆论意见整合的过程就是强化抽象感觉，弱化具体意义的过程。在庞杂的舆论转化为具体行动之前，最终的选择已经被限定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选项中。究竟哪一个选项会最终胜出，做决定的不是公众，而是掌控着公众舆论的个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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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个人的想法可能会很复杂，可能会引发相当复杂的行动，甚至产生一系列衍生的想法，好比一个人决定要造一座房子，随后设想了一百种建造方案。但是，一种舆论意见就没有那么多连带责任和后续结果了。它只意味着参政的时候，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勾出选项，随后是一段时间的等待和观望，一年或两年，因此，铅笔勾出的选项应该在相同的队列中，或者相邻的队列中。做选择的时候，原因可能是a1，a2，a3，……，an：但结果只能是A，无论天才，还是白痴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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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数庞大的群体中，无论其中每个人拥有多少明确的观点，这个群体都必须采取统一行动。人群越庞大、越复杂，最终的统一意见就会越模糊、越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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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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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英语的国家，个体与群体的行为对比上的差异，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被注意到了，但却被极大地误解了。比如，麦考利（Macaulay）在《1832年改革法案》（the Reform Bill of 1832）中描述了对个体行为与政府行为的传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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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乎个体方面，比如智慧、学识、勤奋、活力等，美国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具有优势。而在国家掌管的事情上，美国就没那么幸运了……工人们的生产过程呈现着漂亮、完美、快速、精密，而政府机构惩恶扬善的过程却显现着笨拙、生硬、迟钝、不明确，难道还有比这更为强烈的对比吗？毫无疑问，两相比较，我们同时看到13世纪的落后蒙昧与19世纪的高度文明，蒙昧的是政府，文明的是人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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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麦考利将工厂生产与政府管理的比较，置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的叔叔（威廉四世）奢靡而残暴的统治时代了。但是，普鲁士的官僚统治却充分证明，没有必要将政府行为与公民个体行为进行比较。存在可比性的是公众的群体行为和没有公众介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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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比较不是公共事业与个人事业的比较，也不是从众与坚持己见的比较，而是做具体事情的人与把握全局的人之间的比较。人类社会的有序地发展需要每个人的点滴付出，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要做，耕耘、种植、收获，建造、毁掉，从这里到那里，把A变成B，把B从X移到Y。人们在做这些具体事情的时候，需要靠交换、契约、惯例和一些默式承诺组成的极为复杂的机制来协调各种关系。既然要做这些具体的事情，人们就必须学会理解这一复杂的过程，并明白自己义务的实质。但是，如果用投票或表达意见的方式，选择其他人来管理公共事务，那么，他们就只能选择赞成或反对，接受或拒绝。他们可以对即已完成的事情或对一项提议说“是”或“否”，但是，他们无法提出自己头脑中的想法，也不能将其付诸实践。人们能够说出一些偶尔体现出具体行动的公众意愿，但却无法将公众意愿付诸行动，并使之成为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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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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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政行为，作为一名普通公众，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永远处于这一领域的外围。我们的舆论意见，由其本质决定，总是，甚至永远只是，停留在试图从外部控制他人采取行动的层面上。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一结论的重要意义，我们就能够发现将公众舆论进行正确定位的途径；我们就会知道如何解释民主觉醒，我们将能够看到舆论理想的轮廓，而不是只接受民主的教条。这很可能是真正可以实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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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本书作者的另一本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第25、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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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本书作者的另一本著作《公众舆论》，第13、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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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1832年改革法案演说”（Speech on the Reform Bill of 1832），《泰晤士报》（The Times）（伦敦），1923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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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第四章 公众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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