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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第七章 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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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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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几分笛卡尔的精神，让我们从一个假设开始，假设你的所有体验都局限于一个一目了然的狭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的视力不论好坏，没有好人与坏人的区别，没有爱国者与奸商的差异，没有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对立。你是一个完美的中立者。基于此，你永远不会感觉山峰比波峰存在的时间更久；人能够走来走去，而树木不能；演讲者的吼声与尼亚加拉河（Niagara）的怒吼相比，稍纵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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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你的感知范围，你会发现恒久不变的事物有了一些改变。你会意识到昼夜更替，虽然还没有感知季节的交替；你会意识到物体在空间移动，虽然还没有感知岁月的流逝。如果此时，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哲学观，难道不会毫无疑问地得出以下结论吗？——人们总是在做他们注定要做的事情，人们的个性永远不会改变。难道这样的结论会被那个世界里的有关国家、种族、阶级、性别的研究所忽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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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感知范围延展得越多，你注意到的世界变化也就越多，直到最后你可能会与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一样，发出“万物皆动”的感慨(1)。那时，同样的星辰、石头看起来都有了历史变迁的痕迹，人类及其社会机构、风俗、习惯、理想、理论、政策，看起来都只是相对保持不变。你将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注视得久一些，便会发现，那些乍看起来恒久不变的东西，只不过是比其他的东西变化得慢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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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充分地延展你的体验，你必然会认识到，那些影响人类生活的形形色色的元素，包括人类自身的个性特征，都在发生着改变，当然它们并非以同样的步调在改变。各种事物都在以不同的速度成长、成熟、衰老、消耗，直至最终消亡。一个人，他的同伴、他的用具、他所处的社会、他的信条、他的需求、他满足欲望的方式，都在岁月中不断地改变着。变化并非同步进行，有的快，有的慢，有的不请自来，有的千呼万唤。而这样的归类也在不断更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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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伟大发现证明，发展进化系统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无数个。它们彼此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有些相互关联，有些彼此冲突，但是，每一个系统都在按照自己的步调和规律进行着发展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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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衡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不和谐是人类需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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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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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设一个完全不了解19世纪历史的人面对一份1800年至1918年间的“美国发展统计摘要表”（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他会注意到，世界人口增长了2.5倍；商业增值42倍；海运吞吐量增长超过7倍；铁路里程增长3664倍；电报量增长317倍；棉花产量增长17倍；煤炭产量增长113倍；生铁产量增长77倍。生活在如此发展不均衡的世纪里，人们还必须面对许多革命性的社会问题，他不会对这一切感到困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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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这份表格数据中，他无法做出以下推断吗？——世界已经发生了伟大的全民运动，人们的职业、劳动性质、需求、生活水平、追求夙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无法做出以下推断吗？——1800年的政治体系已经随风俗、礼仪、道德规范等新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1800年相对稳定的、小型的、几乎是自给自足的社会形态已经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甚至已经被彻底颠覆。当他想象着这些数据背后呈现出的社会现实时，他无法做出以下推断吗？——作为人，生活在这些冰冷数字勾画出来的如此多变的世界里，他们一定经受着旧有习俗与未来理想的激烈冲撞。新体系建立和形成的过程必定会遭遇各种磨难、拷问和挫折，与之相伴随的是对物质进步的渴望和内心大量的混乱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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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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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个有关问题本质的更具体的例子，我们可以来检验人口问题最简单的形式。马尔萨斯（Malthus）首先提出这一问题，他假设，两个变量以不同的速度进行演化。人口，每25年增加一倍，即以几何级数增长；土地出产的粮食，在相同时间内也有相同的增长，但是却“以算数级数增长”(2)。他写书的时候大概是1800年，他估计当时英格兰的人口有约700万，土地出产的粮食足够供养这些人口。因此在1800年，人口与粮食二者之间没有问题产生。到了1825年，人口数量按照马尔萨斯的增长速率假设将会翻一倍，达到1400万，粮食也同样会增加一倍。人口与粮食问题也不会产生。但是，到了1850年，人口将会达到2800万，增长了1400万，而粮食的增长仍然维持相同的增加量，只能满足700万人口的增长要求。如果任由人口自然增长，粮食供应必定跟不上，人口过剩粮食短缺问题必定会产生。在1800年到1825年间，人们分摊的粮食数量相等，到了1850年，由于人口和粮食的增速存在差异，人们得到的粮食数量只有从前的四分之三。这种变化着的关系，马尔萨斯明确地称之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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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马尔萨斯讨论的情况变得复杂一点，假设在1850年，人们的胃口变小了，觉得四分之三的粮食量已经足够了。那么，1850年就仍然不会出现问题，因为“粮食”和“人口”这两个变量在调节中能够达到平衡。如果正好相反，假设1800年之后，人们要求提高生活水平，需要更多的粮食供给，然而却没有更多的粮食产出，这将加速问题的产生。或者就像实际情况那样(3)，假设粮食供应量的增长比马尔萨斯预计得要快，而人口数量的增长却没有加快，问题将不会在马尔萨斯预计的时候产生。或者假设，由于控制人口出生率，人口的增长速度放缓，马尔萨斯最初提出的问题也不会产生(4)。或者再假设，粮食供给的增长大于人口对其需求量的增长，那么，问题将不是人口过剩，而是农业生产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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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绝对静态的社会里，是不会有问题产生的。问题由变化而生，但变化不是孤立的。变化不易觉察，除非我们用与其变化速度不同的东西作参照。如果宇宙中的万物都是每分钟膨胀一英里，或者都是收缩一英里，我们将永远觉察不到变化。我们只能说，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可能忽而变得像蚊子一样小，忽而变得像大象一样大。如果蚊子、大象、椅子、植物都和我们保持同步变化，我们将无法感知这些变化。变化只有在与其他事物的对比中才能得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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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相关变量的变化关系是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5)。因此，城市中的汽车问题并不单纯是汽车数量增加导致的，还与城市道路的发展以及司机的素质有关。如果拥挤的街道上充斥着大量由鲁莽人驾驶的汽车，那么现代警察也会束手无策。由于汽车工业的发展速度比城市道路的发展速度快，由于一些人获得驾照的速度比他们学会礼貌驾驶的速度要快，由于汽车数量在城市的增长速度比警察的招募、培训以及工资增加的速度要快，所以，理所当然就会出现由拥挤、令人讨厌的尾气以及冲撞而引发的汽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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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麻烦看似来自汽车业的发展，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问题来自汽车业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变化。这听起来有点像在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坚持，否则将永远无法准确地定义一个问题，也无法坦诚地面对问题、成功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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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国防问题永远不会被防务机构的官员公之于众，他们只依靠内部的信息和判断来评估必要的军力。评估必要的军力，只需参考敌方的实力，至于军事上选择和平还是战争，这一问题总是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对比。军事力量是一种纯粹的相对的概念。若要对付西藏（Tibet）手无寸铁的人，英国海军就像是无助的孩子。若要对付太平洋上的渔民，法国陆军也根本派不上用场。衡量军力强弱，需知己知彼：老虎和鲨鱼，是无法进行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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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可被接受的军力对比情况，虽然可能会产生冲突，但是，总体上却以一种军事和平的状态存在。这种竞争性的、时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下的武力对比，是战争的前奏。美国和加拿大边界没有军事问题，并非因为加拿大与美国的军力相当，而是因为两国友好，无需比较军力。两国军力是不相干的两个变量，彼此间没有关系，其中的一个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到另一个。目前，美国的战舰在大西洋或太平洋上没有需要应对的军事问题，因为目前海上只存在英国和日本两个能与美国相匹敌的军事力量，而它们与美国缔结了盟约(6)。但是，尽管如此，大西洋或太平洋上，还是会有军事问题产生，如果《华盛顿条约》（Washington Treaty）被废弃，潜藏的问题就会浮出水面。曾经同步发展的三国海军军力会被彼此不均衡发展的军力所取代，它们之间就会相互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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