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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个有关问题本质的更具体的例子，我们可以来检验人口问题最简单的形式。马尔萨斯（Malthus）首先提出这一问题，他假设，两个变量以不同的速度进行演化。人口，每25年增加一倍，即以几何级数增长；土地出产的粮食，在相同时间内也有相同的增长，但是却“以算数级数增长”(2)。他写书的时候大概是1800年，他估计当时英格兰的人口有约700万，土地出产的粮食足够供养这些人口。因此在1800年，人口与粮食二者之间没有问题产生。到了1825年，人口数量按照马尔萨斯的增长速率假设将会翻一倍，达到1400万，粮食也同样会增加一倍。人口与粮食问题也不会产生。但是，到了1850年，人口将会达到2800万，增长了1400万，而粮食的增长仍然维持相同的增加量，只能满足700万人口的增长要求。如果任由人口自然增长，粮食供应必定跟不上，人口过剩粮食短缺问题必定会产生。在1800年到1825年间，人们分摊的粮食数量相等，到了1850年，由于人口和粮食的增速存在差异，人们得到的粮食数量只有从前的四分之三。这种变化着的关系，马尔萨斯明确地称之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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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马尔萨斯讨论的情况变得复杂一点，假设在1850年，人们的胃口变小了，觉得四分之三的粮食量已经足够了。那么，1850年就仍然不会出现问题，因为“粮食”和“人口”这两个变量在调节中能够达到平衡。如果正好相反，假设1800年之后，人们要求提高生活水平，需要更多的粮食供给，然而却没有更多的粮食产出，这将加速问题的产生。或者就像实际情况那样(3)，假设粮食供应量的增长比马尔萨斯预计得要快，而人口数量的增长却没有加快，问题将不会在马尔萨斯预计的时候产生。或者假设，由于控制人口出生率，人口的增长速度放缓，马尔萨斯最初提出的问题也不会产生(4)。或者再假设，粮食供给的增长大于人口对其需求量的增长，那么，问题将不是人口过剩，而是农业生产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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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绝对静态的社会里，是不会有问题产生的。问题由变化而生，但变化不是孤立的。变化不易觉察，除非我们用与其变化速度不同的东西作参照。如果宇宙中的万物都是每分钟膨胀一英里，或者都是收缩一英里，我们将永远觉察不到变化。我们只能说，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可能忽而变得像蚊子一样小，忽而变得像大象一样大。如果蚊子、大象、椅子、植物都和我们保持同步变化，我们将无法感知这些变化。变化只有在与其他事物的对比中才能得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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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相关变量的变化关系是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5)。因此，城市中的汽车问题并不单纯是汽车数量增加导致的，还与城市道路的发展以及司机的素质有关。如果拥挤的街道上充斥着大量由鲁莽人驾驶的汽车，那么现代警察也会束手无策。由于汽车工业的发展速度比城市道路的发展速度快，由于一些人获得驾照的速度比他们学会礼貌驾驶的速度要快，由于汽车数量在城市的增长速度比警察的招募、培训以及工资增加的速度要快，所以，理所当然就会出现由拥挤、令人讨厌的尾气以及冲撞而引发的汽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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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麻烦看似来自汽车业的发展，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问题来自汽车业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变化。这听起来有点像在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坚持，否则将永远无法准确地定义一个问题，也无法坦诚地面对问题、成功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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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国防问题永远不会被防务机构的官员公之于众，他们只依靠内部的信息和判断来评估必要的军力。评估必要的军力，只需参考敌方的实力，至于军事上选择和平还是战争，这一问题总是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对比。军事力量是一种纯粹的相对的概念。若要对付西藏（Tibet）手无寸铁的人，英国海军就像是无助的孩子。若要对付太平洋上的渔民，法国陆军也根本派不上用场。衡量军力强弱，需知己知彼：老虎和鲨鱼，是无法进行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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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可被接受的军力对比情况，虽然可能会产生冲突，但是，总体上却以一种军事和平的状态存在。这种竞争性的、时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下的武力对比，是战争的前奏。美国和加拿大边界没有军事问题，并非因为加拿大与美国的军力相当，而是因为两国友好，无需比较军力。两国军力是不相干的两个变量，彼此间没有关系，其中的一个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到另一个。目前，美国的战舰在大西洋或太平洋上没有需要应对的军事问题，因为目前海上只存在英国和日本两个能与美国相匹敌的军事力量，而它们与美国缔结了盟约(6)。但是，尽管如此，大西洋或太平洋上，还是会有军事问题产生，如果《华盛顿条约》（Washington Treaty）被废弃，潜藏的问题就会浮出水面。曾经同步发展的三国海军军力会被彼此不均衡发展的军力所取代，它们之间就会相互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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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领域也是一个问题多发的领域。正如卡塞尔（Cassel）所说(7)，经济包含两个主要变量：人的欲望与满足人欲望的方式。满足人类欲望的方式“通常十分有限”，而“现代人类的欲望作为一个整体”（追求所有现实目标）是“无限的”。经济生活中，“在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方式之间”，永远存在着必要的平衡调整。供需关系矛盾是问题不断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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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会马上注意到，经济学家并没有宣称，他的职责全都是在人类欲望与满足人类欲望方式之间进行调整。他常常忽略一些事实，比如，人需要呼吸空气。由于空气是无限的，所以人对空气的需求不会得不到满足，而且多余的空气也绝不会给人类生活带来任何负担。然而，当空气的供给量不足时，比如在拥挤的棚户区，人们就必须要面对经济问题了，人们制定法律，规定每个人限量使用空气。换言之，经济学家将欲望与满足欲望方式之间的失衡，当作经济领域问题研究的一部分。在所有的欲望都能够得到满足的世界里，对他来说，没有问题存在，在没有欲望的世界里，或者在欲望可以通过人的自我意识调节得到满足的世界里，都是如此。问题的产生至少需要两个变量，它们相互依赖又彼此独立：欲望和满足欲望的方式；这两个变量必须具有可变特性，才能打破先前的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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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塞尔说，在经济系统中，对欲望与满足欲望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成功调节，就是我们所谓的合理的经济状态。“完成这一任务可以有三种不同的途径：第一，消除不重要的欲望，限制欲望总量；第二，最大限度地挖掘可满足欲望的方式；第三，增加人的主观能动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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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问题是由供需关系不和谐造成的，因此，需要增加供给或限制需求来解决问题。选择哪种方式，首先，视具体情况而定，看哪种方式更可行；其次，在可行性基础上，选则更简单、更受欢迎的方式。这两个方法中总有一种能够奏效。当两个变量在调整中旗鼓相当，便不会有问题出现，两者的存在也不会被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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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年—前480年），古希腊哲学家、爱非斯派的创始人。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意思是说，河水川流不息，所以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一名言说明了客观事物是永恒地运动，变化和发展是一个真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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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R．马尔萨斯（T．R．Malthus）：《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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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M．卡尔-桑德斯（A．M．Carr-Saunders）：《人口问题》（The Population Problem），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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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尔萨斯在自己后来的著作中验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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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W．F．奥格本（W．F．Ogburn）：《社会变革》（Social Change，passim），第四章第一节所引用的“文化落后的假设”（“The Hypothesis of cultural 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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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然而，当众多变量共存时，争论火力瞄准方向只能证明维持武力威慑的均势状态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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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社会经济理论》（A Theory of Social Economy），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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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社会经济理论》（A Theory of Social Economy），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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