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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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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怀着最美好愿望，对阐明这种混乱状态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主要的洞见是发现个体存有偏见；自由主义者发现人无法摆脱肉体的束缚，这可以证明人的有限性。从所谓的启蒙时期到现在，自由主义将批判当作有力的武器，希望唤醒人们，正如培根（Bacon）所言，让他们意识到，别总是用事物的影子来满足内心的期待。一旦证明了人类的自然属性，束缚的力量便被挣脱，来自各个角落的攻击便指向他的那些虚假的绝对权力。他的面前呈现出一幅他的思想与习俗由来的历史画卷，他不得不承认，他们受时间、空间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他还被告知，他所有的观点都存有偏见，即使去除欲念，也是如此，因为持有某一观点的人必定处于特定的时间、空间立场上，他不可能纵览整个世界，只能看到眼前的世界。所以，人们认识到，通过自己的眼睛只能看到很小的世界，更多的信息是来自他人讲述的对世界的看法。他们认识到，人类的眼睛都有认知习惯，这通常是一种刻板习惯，将事实装入他们的预想中；但是，所有的现实要比幼稚的猜想复杂得多。人们眼中的世界图景源于对事物的一知半解；他们随意地评论着道听途说的东西，无意识地跟着感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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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令人吃惊并令人感到不安的发现，但是，自由主义者从来都不确定该如何应对。在莫斯科的一个剧院里，一位名叫叶甫雷伊诺夫（M．Yevreynoff）的先生对这个发现给出了合乎逻辑的诠释，他创造了独角戏(5)。这是一种独特的戏剧形式，将所有的行为、道具以及不同的人物个性通过一个人的表演展现给观众，表演者仿佛看到了那些舞台上本不存在的东西，并依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呈现出它们的品质特征。因此，在那个老剧场里，如果那个主角喝多了，他便会在那个清醒的舞台中央打转。但是，在叶甫雷伊诺夫极为自由的舞台上，如果我没有记错肯尼思·麦高恩（Kenneth Macgowan）先生的记载，那位醉汉不会绕着灯柱打转，而是两个灯柱围着他打转，他穿着得体，因为这就是他的感知方式，如同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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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甫雷伊诺夫给我带来了很多困惑，他似乎用一顶蠢人的帽子击垮了那位自由主义者，将他置于一个不存在的世界里，除了自己从疯狂的镜子里反射出的荒唐丑态，他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我随即意识到叶甫雷伊诺夫的逻辑是有缺陷的，是假想出来的。他一直在冷静旁观他塑造的醉汉主人公，其他观众也是如此，但是，宇宙并没有飞升到一个烟雾缭绕的幻想世界；醉鬼主人公有他的立场观点，但毕竟，在他的人生经历中，还会与其他不同的观点发生碰撞。例如，独角戏中应该有一个警察，而不是主人公一个人，这当然是我们假设的情节，他唤醒那位主人公，并在我们用事物的影子来满足心中期待的时候，唤醒我们，我们听命的不是事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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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所有这些都站在自由主义批评一边的时候，却没有回答一个问题：既然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两个灯柱围绕的醉汉，那么，受控于个人利益的人又如何能够捍卫并推动共同目标的实现呢？答案是，驯服个体目标，启迪人们彼此相互融合，就像小提琴和打击乐器能够在管弦乐队中共存一样，这样就可以推动共同目标的实现。这个答案在十九世纪是不能被接受的，那时候的人们，除了尝试破除偶像、打破旧习之外，也还幻想着寻求同一性。所以，自由主义者拒绝书写和声，宁愿将小提琴手与打击乐手分开，他们高贵地追随自己的最高本能，他们越过人们的头顶与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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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高贵的追随，如同他们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含糊不清。他们没有为人们指出脚踏实地行动的方向，而是为他们的独断专行配备了一副很好的面具。因此，自由主义的旗帜开始被奸商、投机者、禁令主义者、沙文主义者、骗子及空谈者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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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焚烧谷仓只为烤猪肉。所有人都存有偏见，这一发现令自由主义者大为震惊，至今还没有回过神来。他对自己的这一显然是真理的发现感到极为不安，想从普遍性中寻求解脱。他呼吁每一个人拥有良心，但却不给任何人行动的指引；选民、政治家、劳工、资本家都有自己特定的行为准则，也许伴随着易膨胀的自由主义情绪，但是，却不会以自由主义思想作为英明指引。经过自由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摒弃，当它真的有一天失去了与自由商业行为和放任主义偶然结成的联盟，它便会悲哀地发现，需要努力证明自己是一种必要的、有用的精神，如同一个可亲的幽灵需要证明自己值得在某地萦绕。当人们不是被哲学精神指引，而只按照自以为合理的原则行事时，这个幽灵就会出现，帮他们纠正更主观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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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只是幽灵，没有实体，自由主义仍然是很重要的。它努力唤醒心灵中的温柔，软化行为中的坚硬。但是，它无法支配行动，因为它在自己的思维体系中已经排除了行动者。它无法像其他主导哲学那样告诉人们：你这样做，或那样做。它只能说：那是不公平的，那是自私的，那是残暴的。因此，自由主义成了弱势者的保卫者和解放者，但是，当弱势者解放后，自由主义并不能成为他的指导思想。弱势者获得强势地位时，他会很轻易地将自由主义丢弃一边，用自由主义者们的反击制成解脱的武器，而不是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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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误解了他们一直呼求的公众本质。事实上，公众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非直接相关者，只能支持某个行动者。但是，自由主义者并不接受这个观点。他假设所有人都在声控范围内，当他们听到声音时都能给出和谐的回应，因为他们拥有同一个灵魂。他呼求的这个存于每个人心中的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性的、公正无私的感知，其实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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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谬见不可能存于指导乐观人生的政治哲学中。这些哲学理所当然地假设，在与邪恶的对抗中，它们可以成为代理人。即使对人类失去耐心，但迄今为止，它们也总是在战役中塑造英雄人物。这正是自由主义，相对于一些世界上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理论的不同之处，它试图彻底去除英雄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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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Plato）肯定会对此感觉很奇怪：他的共和国是统治阶级适当教育下的广袤土地。但丁在13世纪佛罗伦萨骚乱中探寻秩序和稳定，他所专注探寻的不是基督教世界的良心，而是建立帝国政党。现代社会伟大的缔造者汉密尔顿（Hamilton）、加富尔伯爵（Cavour）、俾斯麦、列宁（Lenin），他们心中也都存在某个真实的人物或群体，可以实现他们的伟大设想。当然，在这些理论中的代理人已经有了变化，他们是地主、农夫、某个联盟、军阀阶级或者制造业者；它们服务于某个教派、某些特定国家的统治阶级、某个民族或种族。除了自由主义哲学之外，其他理论总是有其针对的特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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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自由主义哲学拥有某种模糊的超脱气质。人们对它的敬意犹存，尽管它的逻辑理论存在缺陷，它的实践也有诸多不足，但是，它的确触及到了人类的某种需求。人群中流传着这样的疑问：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难道这不是人类寻求和平的途径吗？在我看来，回避追求个体目标而去追求普遍目标，回避追求个人利益而去追求非个人利益，固然，这回避了人类面临的问题，但与此同时，这恰好证明了我们希望看到人类问题得以解决。我们在寻求一种折中的方案，尽可能完美，尽可能没有烦恼，就像我们出生前一样。即使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人类是好斗的动物，他也会希望这个世界能让他完美地战斗，敌人要快速逃离，使他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领地，但是，也别逃得太快，以至于抓不到他们。所有人都渴望解决问题的方案可以完美地如自己所愿，但是，那不过是渴望而已，他们仍然是有局限性的人，生活在自己有限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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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由主义不能接受将现实中永存的个人目标融合成同一目标的解决方案，它只能是一个不具实体的哲学思想。它在这个“一而众”（the One and the Many）的古老问题上遭遇了挫败。然而，如果我们停止将社会人格化，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只有当社会被人格化的时候，我们才会迷惑于如何将不同的个体组合成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如果我们不把社会当作人间万事万物的协调者，那么，这一逻辑荆棘便可以被清除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存任何理论疑惑地说，常识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个体在思考，而不是集体；是画家在创作，而不是艺术精神；是士兵在战斗牺牲，而不是民族；是商人在开展贸易，而不是国家。是所有这一切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社会。正因为要梳理这些关系，所以个体民众不是干预到具体的混乱关系中去，而是形成舆论，作为一名公众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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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条约修订》（A Revision of the Treaty），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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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约翰·夏普·威廉姆斯（John Sharp Williams）：《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第7页，致威廉·沃特（William Wirt）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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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拉斯基（1893—1950），英国政治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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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哈罗德·J．拉斯基（Harold J．Laski）：《君主问题研究》（Studies in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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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肯尼思·麦高恩（Kenneth Macgowan）：《明日剧场》（The Theatre of Tomorrow），第249—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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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第十五章 缺位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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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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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一元论的实践已经使社会中政治、经济力量的普遍集中合理化。由于认为社会作为有机体应具有其自身目标，所以理所当然，这些目标应由法律和权力中心清楚地告知每一个人。人们不得不将灌输给他们的目标当作共同目标；如果接受，它将被强制执行；如果它看起来的确像是民族国家的目标，它将被作为制约一切的规则传承下去。正如歌德（Goethe）在诗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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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奇迹终于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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