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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第二部分 面对现实：残酷、野蛮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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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枪炮：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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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不是枪炮杀人，而是人杀人。卢旺达发生的种族灭绝的历史告诉人们，大规模屠杀用不着枪子儿——胡图族政府用砍刀夺走超过50万人的性命。但是如果你的敌人手里有枪，你也必须有。胡图族政府可以用砍刀屠戮图西族手无寸铁的平民，但是反对派要和政府军作战就必须有武器。没有叛军的枪炮，就没有叛乱，也就不会有残酷、野蛮又漫长的内战。与此同时，因为邻国的政府有枪，我国政府也需要枪——没有枪炮就不能保卫平民不受持枪邻国的威胁。这就是许多政治领导人获得支持的主张：最核心的国家公共物品是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办法就是增加军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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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一个拥有枪炮的国家会更危险还是更安全是由实际情况决定的。除了因为狂热的政治立场而扩充军火之外，还有三种非常合理的可能性：第一，廉价又大量的枪炮可能增加暴力冲突的风险；第二，拥有这些枪炮会使暴动的后果十分严重，所以反而起到震慑作用，使反对派不敢轻举妄动；第三，冲突越频繁的地区枪支越泛滥，但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人们倾向于拥枪自卫——枪支泛滥是结果，而非原因。理论家们似乎相信这些问题可以用意识形态来解决，他们热衷于表面上说得通事实上站不住脚的各种政治信仰，而这很有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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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枪支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它们能否起到震慑暴力的作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为何政府要大量购置枪支弹药。这相当于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是暴力的风险导致军费增加，还是军费增加造成暴力的风险？如果军费支出能确保国家安全，那么这笔钱就花得值。不过，在陷入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之前，我决定先考察究竟是什么带动军费支出。在我年轻的时候，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曾经很热衷于把这个问题归咎于“军事工业复合体”（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1]，而我却不认同这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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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期间学术界曾研究北约（NATO）和华约（Warsaw Pact）的军备竞赛。但随着冷战的终结，这个领域无人问津。近年来很少有针对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的研究，所以我和安珂决定自己动手。因为缺乏经验，我们花很长时间才走上正轨，最终于2007年发表研究成果。不久就受到哥斯达黎加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里亚斯（Arias）的委托，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撰写政策建议，以支持他削减军费开支的计划。哥斯达黎加几乎取消军费开支，这是领先于世界的成就。我们很高兴能够用研究得出的证据支持总统先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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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并不乐意公开军费开支的数据。这一点都不奇怪，但这增加了对军费的分析难度。我差点就说服美国政府提供他们对各国军费的估计数据，但最终被拒绝了。于是我们采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的估计。我们决定用军费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作为军费的指标，根据SIPRI的数据，从1960年到1999年40年之间军费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全球均值为3.4%。从百分比来看似乎很小，但实际金额是庞大的：到2006年这个数字高达1.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援助预算总量的10倍。单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就花费了90亿美元。而这些国家收到的援助经费总额为340亿美元。我们的问题是为何某些国家的军费比例高于其他国家，以及为何某些时期的军费开支高于其他时期。我们发现最高的军费比例为国民收入的46%， 最低为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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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最简单的问题着手研究。政府大幅增加军费的一个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本国正在和他国交战。我想，如果这一点不能从数据中得到验证，那我们最好就此放弃，换个课题。我们如愿得到预期的结果：在相同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正与别国交战，其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会比其他国家高出1.5%。然而，如今很少爆发国际战争，由这个原因导致的军费开支只是全球军费的很小一部分，绝大部分的开销是花在和平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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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目前没有和其他国家打仗，并不意味着该国自认不存在外部威胁。我们冥思苦想，希望能找到一个衡量外部威胁的指标。我们想到“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曾经对外用兵，可能就会担心再次打仗。也许这威胁来自邻国，比如邻国政府穷兵黩武，或者自诩国际警察，热衷于拯救他国于水火之中。我们决定按照这个思路试试，专攻二战后的战争史。果然，一个国家只要曾经和别的国家打过仗，它长期的军费开支和没有打过仗的国家相比平均高出1.8%。我们又考察这种高额开支是否随着时间而缩减。按理说总该有缩减的时候，但是我们没发现这种趋势，根据可掌握的信息，多年前发生的战争使得军费支出至今仍居高不下。如果我说得没错，那么这就意味着国际战争的代价之中很大部分是在战争结束后累积起来的——国家在战后继续被巨额军费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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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潜在的外部威胁可以用其先前经历过的战争作为指标，不过我们采用的指标更加简单，那就是冷战。冷战很显然是一段各国深受战争威胁的时期，不过与之前提到的第一种指标不同，这威胁从未成为事实。除此之外，冷战有一个清楚明确的结局，也就是苏联的解体。因此冷战的终结意味着多国的潜在威胁同时解除，这不啻为一项自然实验。你将会看到，这种自然实验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模拟那些困扰“力利浦特”们——最底层10亿人的小国家——的大小冷战终结的影响。那么，冷战结束对全球军费开支有影响吗？当然，冷战结束后全球军费骤降35%。苏联的崩盘为全世界贡献和平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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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冷战期间战争威胁的性质是不同寻常的：美国和苏联虽无国土交界，但依然可以互相威胁。这自然是他们有核导弹的缘故。除此之外，差不多其他的外部威胁都在邻国之间产生。没有共同的边界，就谈不上真正的威胁。哪怕是后来的核导弹扩散也没有改变这个情况：印度和巴基斯坦正是因为毗邻而相互戒备，所以如今才会各自把核导弹对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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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邻国的威胁到底有多大？在同等条件下，这取决于邻国的军费开支是多少。针对战争的研究有不少漂亮的经济学模型。经济学很擅长用术语包装丑陋的研究对象，比如，这些研究战争的模型就被命名为竞争成功函数（contest success functions），其重点在于假如你的敌人增加军费，那么你的理性选择就是也增加军费。这一点也许你凭直觉就能想到，不过经济学家们的数学证明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验证。有了这铁一般的定理，我们就可以研究“力利浦特”是否真的存在军备竞赛。首先我们需要按照国界相邻的标准分类的数据。我们找到一个本该是现成的数据库，没想到谬误挺多，比如中国居然和乌干达接壤，所以又做了一些处理才能用。顺便说一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干我们这行的研究工作需要耐心，你得检查、检查再检查才能确保不出差错。我们的数据很好地遵循定理：在同等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增加军费，那么它的邻国也会增加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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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没有说完关于外部威胁指标的问题。还有一个很明白的道理是，假如你有可能面对中国和不丹这两个邻国，你会更担心哪个？暂且不论政治因素抑或军费比例，你会觉得中国的威胁更大，因为它是大国。不过，人口众多的国家一般来说军费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比较小。这是本书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论点，即国家安全有规模经济效应。“大”不一定好，但“大”是安全的；“小”是既危险又昂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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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个世纪各国交战的惨痛历史，外部威胁一直是我们国防考量的重点。国际关系领域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分支。但是实际上国际战争几乎已经成为历史，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影响军费开支的主要因素来自他们国境之内。威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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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内安全威胁，军队最显然的用途是平息叛乱。如果一国政府正在打内战，那么军费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就上涨1%。与对外战争相比，内战发生得更频繁，而且平均耗时10倍甚至更久。所以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内战对军费开支的影响比国际战争更重要。据我和安珂估计，在非洲国家，内战对军费的影响大约是对外战争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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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内战也并不多。和国际战争一样，政府多数时间是在未雨绸缪，而非真的在打仗。安珂和我建立一个叛乱风险模型，目的是研究政府是否会增加军费来应对更高的叛乱风险。我们发现很强的效应：面对叛变的风险，政府会组建一支庞大的军队来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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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异于刚出油锅又入火坑。一支大军既是国防的力量，也是一个利益团体。我们做的最接近“军事工业复合体”这个概念的研究就是考察军队是否为自身的利益而谋划。一般来说，各行业都会为自身的利益而奔走游说。柏拉图认为理想的政府应该由“哲学王”来主持，也就是学者治国。遗憾的是柏拉图的伟大构想在历史上实践的次数太少，无法做统计验证，不过我怀疑一个由教授们领导的政府会把钱更多地花在大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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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们甚少领导政府，将军们就完全不同。有时国民在选举中会投票给将军，因为他们是打胜仗的英雄——美国人民就选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将军通过另一种途径掌权——他们自己选自己。军人当政的例子非常普遍，所以它对于军费开支的影响可以进行统计分析：军政府是否会像教授政府增加大学经费一样增加军费开支？答案几乎是一定的。在军事政变之后，军费激增，并且在安全隐患程度相等的情况下，军政府普遍会在军队方面投入更多的经费。当然，他们可能并非出于私心。将军、上校等军官们想的也许并不是“轮到我们大捞一笔了”。也许他们在想，“我们总算能让保卫国家和平这件大事得到它应得的重视了”。所以军政府增大军费开支很可能是出于善意。与其剖析动机，我更倾向于考察结果。领袖们可能好心办了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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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是从“政府觉得自己可能需要或乐意把钱花在哪里”这个角度来探讨军费开支的。但是正如其他任何一项开支，军费投入也得考虑国家是否承担得起。我们使用的指标是军费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但这个指标仍然会遗漏很多有关负担能力的信息。其中之一，就是国家经济实力到底有多强。高收入人群购买奢侈品的开销占收入的比例高于低收入人群。这可不是说教之辞，而是一项定义。经济学家们对“奢侈品”的定义是：随着收入的增长，购买某项物品的开销增幅比收入增幅更大，该物品就是奢侈品。与之相对的是“必需品”，也就是在收入很低时依然需要购买的物品。这就是为什么低收入人群的食物消费占总开销的比例高于高收入人群。当前全球粮价上涨对于小康之家来说顶多是个烦心事，但对于贫寒人家来说就是灾难，因为他们一半的开销都在食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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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军费开支属于必需品还是奢侈品呢？我们常听政治家们说，军事安全是重中之重。在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里，重中之重的物品是必需品——你会为它消费，哪怕这意味着放弃其他不那么必要的东西。这么说，军费开支是必需品。这一定是个真命题，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妇孺皆知的事实——比如定理——有时候也会被证明是错的。实际上，这的确错了。军费开支是个不折不扣的奢侈品：随着收入的增长，军费开支的涨幅更大。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好事：最穷的国家花在军备上的钱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应该更低。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军费开支占比会越来越重。总之，无论政客们如何宣传其必要性，军费开支的特征表明它是政府的一种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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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研究另一项财政政策。低收入国家获得大量经济援助。我们想知道这些经费是否一不小心就被分配给了军队。如果存在任何这种情况，都应该是疏忽导致的差错，因为旨在促进发展的援助和军事援助是截然不同的：这些经费的用途是改善教育、兴建基础设施等。用于军事援助的经费记在不同的账上，专款专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对外援助中，发展援助和军事援助各占一半。这种情形逐渐在改变，目前军事援助远远低于发展援助。这个优先事项的变化是明智的，你接下来会看到，安全靠的是发展而不是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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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援助到底有没有被花在军队上？问起来容易，回答就难了。难就难在因果关系。我们想查看援助是否导致军费开支，但很可能这个因果关系是反过来的。那些选择高额军费开支的政府可能会获得较少的援助，因为援助国不赞同这种政策重心。为了考察援助经费有没有进入军费预算，我们需要关注援助经费的差异中与援助国对于受援国军费开支的反应无关的部分。经济学家们在2003年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就采用这个已经成为标准的办法。它的前提是这样一个事实：出于历史原因，不同援助国向不同的国家对象提供援助经费。意大利援助其前殖民地埃塞俄比亚，法国援助科特迪瓦。另外，国家对外援助预算随着经济周期而时起时落。所以当意大利经济比法国好时，埃塞俄比亚比科特迪瓦拿到的援助要多。关键是，这个差异与两个受援国自身的情况无关。所以如果埃塞俄比亚增加军费，而科特迪瓦削减军费，那么要么只是巧合，要么就是援助导致军费开支的变化。巧合总是有可能的，但随着观察对象数量的增多，巧合就变成小概率事件——统计显著性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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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我们到底有什么发现？我们的结论是，援助经费的确被挪用给军费开支：平均11%的援助资金进入军事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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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导致军费增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有的援助经费指明专用于某些开销，实际上是为受援国政府省下原本要拨给这些项目的财政预算。为了避免造成这种结果，唯一的办法就是援助国只批准把资金投入那些受援国政府本身不会拨款的项目。然而在过去的10年之间，发展援助的理念有了很大的转变，强调国家自主权，由受援国自主决定援助金额的用途。这样一来，政府要把部分发展援助经费用在军队上就更容易。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获得的发展援助总额为340亿美元，如果11%的援助进入军费，那么就有37亿美元援助经费变成军费。而这些地区的军费开支总额大概是90亿美元，这就意味着他们40%的国防预算是由发展援助来买单的。但愿是我高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哪怕平均11%的发展援助被挪用作军费，如果援助国能把经费尽可能多地投给那些挪用比例低于均值的国家，那么军费来源中援助款的比例就会低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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