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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第五章 战争：关于破坏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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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地区战乱频仍？伊拉克使人们对21世纪战争的理解陷入深深的困惑。伊拉克战争没有指向未来，而是重蹈原本已经终结的世界历史的覆辙。伊拉克战争始于外国入侵。两次世界大战、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以及其他战争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这样开始的。在21世纪，外敌入侵的情况会越来越罕见。本世纪充斥在我们电视新闻中的战争将会是内战而不是国际战争。当然，19世纪既有国际战争也有国内战争，但那时即使是内战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图景。19世纪最主要的内战就是美国南北战争。从法律上来讲是内战，在形式上其实是一场国际战争——一些州结盟攻打另一些州的联盟，每个州都有自己的领土、政府和军队。但那已经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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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内战的形式是政府对抗一个法律范围之外的私人军事团体。他们会被称作叛军、恐怖主义者、自由战士，或是匪徒，但是本质上没有区别。这种战争仍然会造成一种倒退，但毕竟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那会是民族国家与政权国家融为一体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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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开头的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为什么在有的国家爆发内战的风险比其他国家更高？如果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或许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某些导致内战风险上升的因素也许是可以立刻得到纠正的。我研究内战原因已有数年，虽然仍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我得出了一些答案。我用统计学的方法，在尽可能长的时间段上考察全世界所有国家，研究是什么决定内战在某时某地而非他时他地发生，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些地区如此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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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法的核心部分是根据某国一些具体情况预测该国是否会爆发内战。这个方法里面有一些问题，但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数据。内战的数据倒不是问题。密歇根大学——这所学校是量化分析政治现象的先锋——的一个研究小组建立了一个1815年以来全球内战数据库。斯堪的纳维亚也有人建立类似的数据库与之竞争。但是绝大部分历史时期的其他数据实在太少，无法与内战的数据对应起来：比如找不到1960年以前的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数据。不过即便有，在1960年之前很长时期内几乎所有低收入国家都曾是各帝国的领地，内部冲突都被掩盖起来，不可能有透明的信息。各帝国之前的时代或许还能做出有意思的东西来，但是可用的数据太少。即使是1960年以后，最可能发生内战的国家也是最不可能有可靠数据的国家。在国际组织的全球数据库中，这些国家因为缺乏数据，在表格中就以点或空白显示。然而幸运的是，我们踩准了研究这个课题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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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末，当安珂和我第一次尝试用统计分析来研究内战的时候，我们只能搜集到23场内战的数据。那简直让人绝望。2004年，我们第二次做这个研究并发表论文时，掌握的资料包括53场内战和550种可能触发内战的局面。这是个进步，但仍然很不理想。在最近一次研究中，多米尼克·罗内尔加入我们，而且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利于我们的研究。第一，内战发生的次数更多，而且也有更多的本来可能开战但最后没有发生的例子。安珂和我每5年更新一次研究数据，第一次的数据截止到1999年底，现在截止到2004年底。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5年，因为这是国际社会大力平息战火的5年，所以我们也能检验这种努力是否减少了内战的爆发。第二，在这段时期内，学者们非常积极地量化各种现象、填补空白，所以我们基本掌握了完整的历史数据。第三个有利因素说起来有点尴尬：我们自己的技术也进步了。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厉害的统计软件，可以为缺失的数据随机指定一系列不同的值。我一向不愿意使用编造的数字，但是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它以不同的概率为缺失数据赋值，每次指定一个不同的数值。这样你就知道，缺失数据以不同的概率取不同值时得出结果的稳健性如何。我们用这个办法去检验只由真实数据得出的主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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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另一个进步是能控制反向因果关系或者共同原因（common causality），这是经济学家们目前做研究的热门方法。就拿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结果来说，低收入国家更可能发生内战。这是否只是低收入与内战的一个关联？也就是说，两种现象常常同时发生，但前者并非后者的原因。从关联到因果可不简单，我接下来会详细解释。初步的判断方法是看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如果低收入先于内战的发生，这就意味着低收入是战争的原因。但这样就足够吗？从发现关联到确定因果关系，有三种情况会导致得出错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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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内战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你知道你所在的国家有暴力冲突的风险，就不大可能在这里投资。所以这个国家因为战争——哪怕是尚未发生的战争——而变得贫困。这种情况下，不是低收入导致战争，而是对战争的预期导致低收入。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个国家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情况导致内战。比如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在安哥拉发动了两场内战。既然内战会对经济造成破坏，在第二场内战开火前，安哥拉就已经很穷。在这种情况下，低收入的发生先于第二场内战，却不是第二场内战的原因。有一些我们没有考虑到的因素——萨文比——持续诱发战争，而第一场内战导致收入降低。第三种情况是可能有些因素同时导致收入的降低和战争风险的上升。比如施行恶政，既民不聊生又官逼民反。总而言之，仅凭低收入发生在战争之前这个现象不足以说明前者是后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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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逐渐学会控制这些问题。他们引入一些步骤来减少结论的不确定性。我们在最新的工作当中运用这些技术。更多的观察数据的确有利于研究，因为这些技术一般都需要大样本。具体来说，我们的分析仅限于首次内战，就可以避免萨文比问题。我们加入恶政的控制变量，并且在分析中包括尽可能多的描述国家特点的变量，这样就减少了恶政之类的问题。对于预期冲突带来的问题，我们用一些影响收入但不影响内战风险的因素来估计收入水平，以此替代实际收入水平。理论上，这个办法同时也可以解决上一个问题。这些方法也不能保证毫无问题，但至少我们是在大量复杂的数据基础上做出结果的——最多有84场内战和1600多种可能触发内战的历史局面。虽然这还不够好，总有能改进的地方，但我们已经能得出值得关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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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虽然是经济学家，但依然对导致内战的原因抱着不可知论的心态，所以我们常在尝试寻找来自各门社会科学的可能原因。除了各种经济因素，还包括历史、地理、社会结构以及政治体制因素。有一点需要明确：我们没有考察直接造成冲突的人物性格和政治事件。所有的战争都有多种原因。萨达姆·侯赛因侵略科威特的理由之一是科威特王室竟敢质疑他的出身是非婚生子。这些轶事有助于我们了解某一场具体的战争，但是会扰乱和影响我们对内战这种现象的理解。为了避免战争，我认为大家应该知道刺激精神病患者不是个好主意，但我的研究是为了找到造成内战风险的结构性因素，并且假以时日这些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84场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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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其一。即使在我们尽力控制可能导致谬误的因素之后，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风险仍然明显更高——穷是危险的。不仅仅是收入水平，还有增长率。在同等收入水平上，相比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国家，人均经济增长更快的国家面临的暴力冲突风险更低。这在某种意义上让人欣慰，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有利于维护和平。有些人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抑制经济增长来建立和平社会。这是幻想重建伊甸园。对此我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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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社会的历史证据得出的结论也支持1960年之后的全球统计数据。正如阿扎尔·盖特（Azar Gat）在他的杰作《人类文明中的战争》（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中所展示的，历史上那些穷困潦倒的国家极其动荡不安。经济发展是解决暴力问题的关键。关于经济发展对和平的促进，真正的难题是在各种途径中找到真正起作用的那一个。我怀疑在整个经济发展之中，并不存在一条可以独立推行的良策。我的猜测是有好几个方面，譬如增加就业、改善教育、树立愿景，让人民拥有一些他们不愿失去的东西，以及提供更好的国家安全服务，所有的这些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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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水平和增长率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经济因素对暴力有影响。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也会增加风险。为资源而打的战争就是例证——利比里亚的木材、塞拉利昂的钻石，还有刚果的矿石储备都曾是战争的诱因。这一点也得到关于国内暴力冲突的统计分析的支持。例如，安哥拉国内的冲突倾向于集中在钻石矿区。为什么对资源的依赖容易导致暴力冲突？很显然，因为资源对反政府集团来说意味着现成的财源，资源就是各方争抢的蜜糖罐子，资源使得政府无须公民纳税也有钱运转，有了资源就可以逐渐不关心人民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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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也许是我们的结论中最具争议的。有的学者认为这只是石油效应，还有的批评说这是另一种反向因果关系。安珂和我已经学会戒骄戒躁：这些年来我出过不少错，所以不敢自诩无懈可击。我们用新的数据检验是否石油才是真实原因，从结果来看不是这样。然而我们确实发现一个拥有足够自然资源的国家会变得安全。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富得流油的海湾国家就非常和平：他们负担得起牢固的安全体系，也有实力收买潜在的对手。事实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弗朗西斯科·卡塞利（Francesco Caselli）最近复杂的理论工作预测了自然资源的这种两面性——一方面自然资源会增大风险，另一方面足够丰富的资源也能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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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因果关系的问题更棘手一些。我们用初级产品占收入的比例作为资源依赖的指标。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个问题：低收入国家——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低收入——本来就很可能有较高比例的初级产品出口，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其收入——这个比值的分母——很小。一些研究人员尝试通过使用另一个指标来避免这个问题，他们用的是自然资源储备的价值。世界银行发布2000年各国的自然资源储备的估价数据。可惜这个指标又遇上另一个反向因果问题。任何针对自然资源储备的估计都是基于资源开采公司的勘探。勘测的成本很高，所以已探明储量的价值既是地质概念也是经济概念。而公司只愿意在开采权受到保护的国家进行勘探。所以在1960年到2000年间，资源勘探活动很少在陷于内战的国家或战争风险很高的国家进行。用这个办法做研究的学者们因此得出结果，宣称拥有大量资源储备的国家更和平。最近，这个反向因果关系问题被蒂姆·贝斯利和托尔斯滕·佩尔松克服。他们研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否影响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内战的风险。与我们的结论一致，他们发现风险增大。不过，他们还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条件：如果该国的民主体制质量足够高，那么风险就不会增加。如同选举和改革，民主只要不是幌子，就是一种正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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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讨论了经济因素，接下来我们谈谈历史原因。在解释内战的时候，最常被人提起的历史因素就是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历史。可以理解，对于许多发达国家的人来说，强调自己国家的过错是一种很方便的说法；同样，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用这种说法可以避免从自己国内找动乱的原因。所以需要证据表明殖民主义应当为后来发生的暴力冲突负责。不过安珂和我没有找到支持这种论调的证据。无论是独立以来经历的时间还是前殖民势力，都似乎没有影响。我不想把话题扯得太远：显然葡萄牙语国家的非殖民地化是灾难性的。安哥拉、莫桑比克、东帝汶统统直接陷入内战。但是葡萄牙帝国相对较小，而无论是大不列颠帝国还是法兰西帝国——最主要的两大殖民帝国——都没有发现有什么显著影响。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都没有被殖民浪潮吞噬，却爆发了血腥的内战。我想强调这不是为殖民主义脱罪，我也不是殖民主义的辩护人。但是把内战归咎于殖民主义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幻觉，因为这阻碍了对其真实原因的关注，而真实的原因往往是一些仍然可以改变的事情。拿殖民主义说事可以让很多人感觉更好，但这阻碍了真正应当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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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学者们热衷谈论的历史是冷战。很显然，有些内战双方各受美国或苏联的支持和挑唆。正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简明扼要地指出的，人们曾经以为要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果变成“第三世界大战”。但是，即使是冷战的影响也是众说纷纭。虽然超级大国插手各国内战不假，但是超级大国是否是各国内战的原因，这点就不确定了。实际上，他们甚至有可能起到了缓解的作用：假如任何小规模的战争有可能升级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超级大国会阻止冲突的爆发。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我们考察冷战结束后内战爆发的频率是否与我们的预计显著不同，结果与我们的想法吻合。冷战结束后最初的几年间，暴力冲突发生的频率骤然升高，但是1995年以后世界就恢复了正常。可见，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慌并非“第三世界大战”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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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真正有影响的历史因素是一个国家以前是否打过内战。一个国家一旦曾经打过内战，就很有可能再次打仗。然而这就陷入了一个共同原因的问题。假如这个国家有一些特定的情况导致冲突频发而我们没有考虑到，比方说这个国家的人天生好斗，从统计上看，好像是一场战争导致另一场战争，但是实际上两场战争都是一个共同的原因而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计算距离上一次内战的年数，然后看是否这个时间差或者曾经打过内战的事实决定第二场内战的概率。结果表明，距离上一次战争的时间长度是唯一有影响的因素。再发冲突的风险随着时间而逐渐降低。这意味着，冲突的风险不是由某种潜在的、不变的因素导致的，而是受到上一次内战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随着时间逐渐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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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完历史，再说社会结构。我们研究过的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因素就是族裔和宗教分立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出糗了——新数据推翻之前的研究结果。之前我们发现族裔和宗教多样性有两个相反的效应。新数据展现的关系更加直截了当：多样性增大暴力的风险。根据我们得出的结果，族裔和宗教多样性同时存在时问题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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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的另一个影响暴力风险的方面，是男青年在人口中的比例。男青年的定义是15岁到29岁之间的男子，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是危险的。我想这并不奇怪：很少有暴动是老太太们发起的。这个人口比例的效应很大，数据表明男青年非常危险——男青年比例翻1倍，5年之间冲突的风险从5%上升到20%。然而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在统计上很难区分男青年多的国家和女青年多的国家，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男女青年的人口变化趋势都是相同的。在绝大多数暴动中，战斗人员都是男性，不过也有例外：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成员。同样，处于作战年龄的男青年比例高的国家和人口增长迅速的国家也很难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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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最后一个有影响的方面是规模。冲突的风险随着人口规模而上升，但上升幅度较小。在同等条件下，如果一国的人口是另一国的两倍，那么发生内战的概率在人口多的国家只比人口少的国家高一点：具体来说高五分之一。我们可以这么想：这意味着如果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合并，忽略民族主义的影响，那么在新的合并国家爆发内战的概率就会下降。假设原本每个国家各有10%的概率发生内战，那么内战在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概率大约是20%。合并之后，在新的大国发生内战的概率只比原先的一个小国高五分之一，也就是12%。所以战争的风险从20%下降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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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国家安全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且这一点很重要。原先的帝国解体之后，新独立的国家大部分都很小，不足以产生安全的规模经济效应。国家合并可以享受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好处，但是由此造成的更大的族裔多元性却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当下所有的政治压力都在让国家变得更小。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分裂出来；东帝汶从印尼获得独立；南斯拉夫变成6个国家；南苏丹将举行公投以决定是否从苏丹独立。这些国家建国或独立的历史缘由暂且不论，由大变小、化整为零的这个国家嬗变趋势究竟是好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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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社会结构，接下来谈谈地理因素。我们研究了是否有特定的地理类型适合实施叛乱。两种地形最有可能为反政府组织的活动提供避风港：森林和山地。森林比较容易量化。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有一个按国家分类的森林数据。我们用这个数据进行分析，没有发现任何效应。没有类似的山地数据，只有一些非常粗略的指标，比如国家最高海拔。但这种数据对于研究反政府组织的活动没有用，他们又不想在喜马拉雅山顶安营扎寨，他们要的是崎岖不平的地貌，这样不容易被政府军发现。我们求助于世界一流的研究山地的地理学家，委托他提供山地占各国领土比例的量化指标。这个指标如今被广泛使用。我们最新的研究显示，山地的确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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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要讨论的是政治因素。政治无疑是暴力冲突真正的导火索。我们考察了一系列政治学的变量，其中被政治学家们广泛使用的一个因子是政体指数（Polity IV）。我之前已经介绍过结果：在低收入国家搞民主和在高收入国家搞独裁都是危险的。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发现其他政治因素有什么影响。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内的暴力冲突是政治压迫的结果，但我们通过数据分析没有发现证据支持这个论点。当然，这不是说政治压迫无害。政治压迫从定义来看就是不义的，因为它践踏政治权利。即使没有增加国家的暴力风险，政治压迫也有弊端。但是，我研究的对象只是暴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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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阐释这个结果。这需要从统计分析中跳出来。我得预先声明：统计证据否认一些说法，同时也支持另一些理论，当然我自己的理论也可能出错。下面我要说说可行性假说（feasibility hypothesis）。根据可行性假说，理解内战的关键在于研究叛乱发生的过程而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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