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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修订第3版） 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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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变迁、磨难和不幸之后，今天，生活格调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个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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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格调》一书初次在中国出版时，曾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甚至学术界也卷入其中，其争论焦点就是：这是中国人的真问题还是伪问题？12年过去了，我们似乎仍然没有获得一个确切的答案。一方面，恶俗仍然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蔓延，所有福塞尔在80年代美国观察到的社会等级符号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泛滥，攀爬上财富阶梯顶端的人们正花样百出地炫耀财富，而且形式更为极端。另一方面，由于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社会生活的重心正在向追求公平和正义转化，人们如果连住房都买不起，还能侈谈生活格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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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变太快，以至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长时间存留，包括社会习俗和生活品味。然而，不管生活正在变得多么艰难，只要有机会改善，人们还是希望自己的言行举止更得体，生活更有情趣，更丰富充实。这种根深蒂固的倾向，任由多么强大的生活压力也无法摧毁。所以《格调》一书所揭示的道理并没有改变：如果你是一个注重生活品质和自身形象的人，不管钱多钱少，还是渴望让自己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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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媒体当年沸沸扬扬，我曾经怀疑这本书对中国社会是否真正产生了影响。一个朋友告诉我，至少有两种东西因为《格调》的出版而衰落了，一是保龄球，二是轿车后窗上悬挂的毛绒玩具。暂且不论保龄球和后车窗的毛绒玩具格调高低，仅从功能角度考察，保龄球肯定不如户外运动更有益于健康；而后车窗上悬挂过多的异物，无疑会遮蔽后视镜需要的视线，容易引发车祸。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东西因为《格调》时髦了起来：由于福塞尔观察到，在球类运动中，球的尺寸越小越被认为有格调，所以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有钱人都打起了高尔夫球。而在诸多的对比中，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则是地产开发商在改变住宅品位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今天，你已经很难在中档以上的住宅区内看到笔直的道路了。小路正在变得越来越弯曲，常常莫名其妙地消失在绿树掩映的楼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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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把此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时，是当作社会学大众读物定位的。今天回头来看，此书的定位远比社会学读物要复杂得多，它包含了许多心理学、经济学，甚至政治学的元素，这些元素被包裹在生活品味的外衣之下，巧妙地影响了人们的思考。其实，这一复杂的定位不是正好对应了中国社会隐秘多变的价值取向吗？我甚至相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此书都将继续磨砺我们的生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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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涛2011年10月于加州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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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修订第3版） 第一篇 敏感话题A TOUCHY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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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感到，他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中，他们甚至怀疑，正是对社会地位的种种顾虑，左右了置身其中的人们的言谈举止。然而，社会等级这个话题迄今依然显得暧昧可疑，并且经常是过于敏感的。时至今日，哪怕只是稍稍提及社会等级这个话题，也能大大地激怒别人。这情形就仿如一个世纪以前，当绅士们坐在社交沙龙中饮茶时，一旦有谁过于公开地谈及性问题，举座顿时会变得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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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问我正在写些什么，我回答道：“一本关于美国社会等级的书。”这时，人们总是会先紧一紧自己的领带，然后偷偷瞥一眼袖口，看看那儿磨损的程度。几分钟之后，他们便会悄悄站起身走开。这不仅仅由于他们怀疑我是个社会等级暗探，还仿佛我刚才的话说的是：“我正在写一本书，想鼓励人们用幼海豹的尸体痛打幼鲸，直到它们断气。”自动手写这本书以来，我已经数次体验了R.H.托尼①洞察到的一个可怕的真理。他在《平等》（Equality，1931年）一书中写道：“‘等级’这个词会引起种种令人不快的联想。所以，只要在这个话题上稍作逗留，就会被理解成是精神变态、嫉恨和充满偏见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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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美国，等级这个概念相当令人尴尬。社会学家保罗·布卢姆伯格（Paul Blumberg）在他的作品《衰落时代的不平等》（Inequality in an Age of Decline，1980年）中，干脆把社会等级称作“在美国遭禁的思想”，此话可是不假。通常，哪怕这个话题刚被触及，人们就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当两名采访人问一位妇女，她是否认为这个国家存在不同的社会等级时，她回答道：“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最肮脏的字眼！”当另一位男士被问及同一个问题时，他变得很有些愤懑，“社会等级应该被彻底消灭！”这句话冲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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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人们恰恰会暴露他们对社会等级的敏感：越是感到烦恼和愤怒，越说明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如果谁容易变得非常焦虑，这种倾向暗示你是一名中产阶级，你非常担心自己会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梯级；另一方面，上层阶级热衷于谈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在这种事上投入的关注愈多，就愈显得地位优越；贫民阶层通常并不介意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几乎无力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他们而言，整个等级问题几乎就是一个笑话——上层阶级空洞的贵族式的自命不凡不过是一种愚顽和妄自尊大，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和附庸风雅则令人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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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社会等级高度敏感的恰恰是中产阶级，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被这个问题吓得要命。在某图书馆的一册由罗素·林内斯②所著的《时尚先锋》（The Tastemakers，1954年）中，一位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留下了他的痕迹。此书有一节以屈尊俯就的态度论及中产阶级那不可靠的装饰品味，然后冷嘲热讽地将他们和另一些阶层更为高级和精致的艺术行为作了一番比较。在这段文字旁边，这位怒火中烧的读者用大写字母批道：“狗屎！”就我的经验而言，此公肯定是一位无可救药的中产阶级男士（说不定是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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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对等级问题的愤慨恰恰暴露了阶级身份，解释这件令你生气的事物的方式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以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不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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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兹·特克尔③曾为写作《美国：分离街》（Division Street
:America，1967年）采访过一位女士。她不但对等级这一问题表现出惊慌不安，而且出于本能将职业视为划分等级的主要标准，这类反应清楚无误地表明了她的中产阶级身份。“就在这条街上，住着几乎各种等级的人们，”她说，“可我不该提等级这个词，”她接着说，“因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有等级差别的国家里。”接着，职业标准就来了，“但在这条街上，既有看门人，也住着医生，还住着商人和会计师。”社会学家们司空见惯的是，受访者总会屡屡声明他们居住的地区并不存在社会等级差别。《美国生活中的等级》（Class in American Life，1959年）一书的作者伦纳德·赖斯曼④写道：“几乎无一例外地，调查者记录下的第一句话总是：‘我们这个城市没有等级差别’。一旦这句话脱口而出，也就道出了这个地区存在的等级差别，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同一社区的好公民们令人惊异地众口一词表示附和。”小说家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曾经不遗余力地探索过这一极度敏感的主题，他对此问题的敏感简直让人吃惊。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开始留心观察他出生和成长的宾夕法尼亚州某小镇，“年长的人对待别人可不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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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等级差别是如此复杂和微妙，以至于国外的访客常常会忽略那些细微的差异，有时甚至意识不到等级制度的存在。就像弗朗西斯·特罗洛普⑤在1832年游历美国时描绘的那样，“平等的神话真是威力无边”。政府面对这个问题时相当尴尬——成百上千种划分级别的标准从政府机构出炉，官方却不承认存在社会等级——所以，国外访客稍不留意就会忽视等级体系在这个国家的运转方式。英国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瓦尔特·爱伦（Walter Allen）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20世纪50年代到美国一所大学教书之前，他曾想象：“美国几乎不存在等级，就算有，也许不过是为了在不同种族或者源源不断的移民当中作一些区分吧。”可是，在密歇根州的大瀑布城住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清醒了。在那里，他见识了新英格兰的势利，以及当地人长期以来对古老家族支配的道德与文化权威所表现的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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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美国人满怀快意地看待20世纪7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灯塔山》（Beacon Hill）的失败，这是一部有关上流社会的作品，以英国戏剧《楼上，楼下》（Upstairs, Downstairs）为原型。 观众坚信并借此安慰自己，这部作品之所以会以悲惨的失败告终，是因为美国并不存在等级制度，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有人对这类题材的艺术作品感兴趣。其实他们错了。《灯塔山》未能吸引美国观众的原因在于，它关注的也许是本地人最不感兴趣的一类人——准贵族上层阶级。如果故事发生在一个人人都会关注的冲突点上，比如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冲突，并抵制后者向上爬的企图；或者中产阶级同仇敌忾地对付低于自己的阶级，那么这种戏剧化表现的效果就会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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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外国人经常对美国政府关于社会平等的宣传信以为真的话，美国公民倒是乐于了解个究竟，即使他们谈论这个问题时多少会感到不安。一位敏锐的南方黑人这样断言他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朋友：“乔伊是不可能和那些大人物排级论等的。”这话让我们觉得，现实确是如此。就像一位木匠所说：“我讨厌说生活中存在着等级差别，只不过，人们跟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待在一起更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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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种用“相似背景”区分等级的方式，尽管确切地说并不科学，但与其他任何试图把一个等级与另一个等级区别开的方式几乎毫无二致。不论你与另一个人是在讨论公羊队和四九人队⑥，还是讨论休闲旅行汽车、大屋（the House，即牛津大学的克莱斯特教堂）、“莱奥尼斯大妈”意大利餐厅（Mama Leone’s）、纽约证券交易所大行情板、葡萄园或者瓷器，如果你不觉得有必要对你话中的暗示详加说明，或者根本无意解释你的意指，你就很可能在与一位与你等级身份相同的人谈话，这一点千真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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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我的理论将主要针对社会等级问题中那些可见到的和可听到的符号，但我会主要集中在反映一个人行为选择的符号上，这意味着，我不会考虑种族因素，甚至不考虑宗教或政治因素（除非偶尔论及）。种族的区别显而易见，却由不得自己选择。宗教和政治观点通常由人选择，其表现除了偶尔出现在前院的圣龛或汽车保险杆上的小标贴，一般并不外露。面对一个人，你通常看不出他是“罗马天主教徒”还是“自由派”，你也许只能看到手绘的领带或者蹩脚的涤纶衬衫，听到“起限定作用的因素”，或者“就……而论”这类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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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楚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信号，我一直依靠感觉和直观判断，而非任何可以称为“合乎科学标准的”方法。正如《高层：形象与现实》（Class
:Image and Reality，1980年）的作者阿瑟·马威克⑦所说的那样，我深信“等级……，正因为这是一个太过严肃的话题，所以不能留给社会科学家们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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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尤其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美国话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世袭的头衔、地位和荣誉的体制可以从容展开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级体系，这个社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变化得更快。并且，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人会因为在这个社会立足何处的问题而困惑不安。20世纪30年代赋予人们等级身份的种种事物——打高尔夫球穿的白色亚麻布绑腿灯笼裤，镀铬的鸡尾酒摇晃器，白色滚边马甲——说得委婉些，已是明日黄花，不可能在今天起什么作用了。身处一个速变而非传统的社会，美国人发现，与大部分欧洲人相比，他们更难于“了解自己立足何处”。而另一桩迫在眉睫的事情——“去行动”，又显得尤其重要。“我该怎样做？”纽约市长考克（Koch）曾经大声追问。他的大多数听众都心有戚戚，感觉他恰到好处地提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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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奎顿（Anthony Quinton）所说，绝非偶然的是，“有关礼节的现代形式的书刊主要是美国产品，这些书刊的‘伟大’作者名字是爱米丽·鲍斯特，或者爱米·文德比尔特。”这是因为，美国是首屈一指的新移民汇集地。这些人特别需要将自己摆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然后迅速发达起来。奎顿说道：“部分新移民是外国移民，这是从地理意义上说；另一些是新富，这是从经济上说；还有一部分是年轻人，这是从年龄角度上看。所有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如何与一个社会群体的运转紧密联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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