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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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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夏，我第一次来到横滨中华街。完全没想到，日后我会写一本关于这个地方的书。怎么可能呢？那时我刚拿到分子生物学的学位，对历史研究一无所知。但早年的这次旅行，留下一些让我感到无比困惑的问题：这些华人如何看待日本和中国间的复杂历史？他们觉得自己更像中国人呢，还是更像日本人？这两个问题最终催生了这本书，但在动笔之前，我花了很多年时间磨炼写作技巧、积累自信。这一路上，我从很多人那里得到过鼓励、灵感和支持，没有他们，我恐怕永远无法完成从研究自然科学到研究人文科学的转变。首先，我要感谢横滨的美国-加拿大大学联合日本研究中心，这里是我研究的起点。1999～2000年，我在这里打下了日语基础，为日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创造了条件。也正是在这里，横滨中华街社区给我留下了第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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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那个决定性的千禧年到来之前，很多人和机构在学识方面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马丁·科尔卡特（Martin Collcutt），他是我的日本史启蒙老师。接着是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我在这里拿到了东亚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硕士学位。在罗纳德·托比（Ronald Toby）、唐纳德·史密斯（Donald Smith）以及已故的戴维·古德曼（David Goodman）的教导下，我打下了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同时，我非常感谢台湾大学的国际汉语学习项目，1999年夏，在那里我的汉语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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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东亚历史研究的博士学位，感谢那里的教授们在我研究的最关键阶段给予的支持。真心感谢我的导师卡罗尔·格卢克（Carol Gluck），在她不知疲倦的修改和质问中，我的研究计划日渐成熟，最终得以完成博士论文，又因为她的不断鼓励，我才能将它出版。我也非常感谢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格雷戈里·普夫卢格费尔德（Gregory Pflugfelder）、乔斯·莫亚（José Moya），以及梅·恩盖（Mae Ngai），他们的建议、洞察和批判有助于我打磨及完善论文论证。同时，我也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其他教授，包括尤金妮亚·利恩（Eugenia Lean）、大卫·卢里（David Lurie）、亨利·史密斯（Henry Smith）、玛丽莲·艾薇（Marilyn Ivy）、查尔斯·阿姆斯特朗（Charles Armstrong）、威廉·T.德巴里（William T.de Bary）以及刘乐宁，是他们让我在纽约市度过的那几年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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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2004年富布赖特研究所国际教育基金的赞助，我能够在日本进行田野调查。我在日本的研究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包括东京大学的指导老师吉见俊哉、吉见教授研究班的成员们、伊藤泉美和横滨历史档案馆的其他成员、华侨总会的李润华和王良、埼玉大学的福冈安则、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的职员蓝璞等、京都精华大学的吴宏明、神户大学的安井三吉、京都大学的笼谷直人、筑波大学的山下清海、桃山学院大学的过放、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陈天玺。我还要特别感谢符逊和、曾德深、新仓洋子，以及横滨的华人们。他们欢迎我进入他们的社区，给我看他们的个人收藏，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他们个人和家庭故事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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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从2008年秋开始任教的威廉玛丽学院，以及我那些优秀、值得尊敬和乐于助人的同事：莱萨·迈耶（Leisa Meyer）、斯科特·纳尔逊（Scott Nelson）、辛迪·哈哈莫维奇（Cindy Hahamovitch）、瑞秋·迪尼托（Rachel DiNitto）、西贝尔·赞迪-塞耶科（Sibel Zandi-Sayek）、北村洋、弗雷德·科尼（Fred Corney）、法夫里西奥·普拉多（Fabricio Prado）、埃米莉·威尔科克斯（Emily Wilcox），以及马修·莫斯卡（Matthew Mosca）。他们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帮我重新打磨论证，检查资料来源。因为威廉玛丽学院的两次夏季研究资助，我能在最近几年继续推进自己的研究。在最近的两年半里，我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丹尼尔·里韦罗（Daniel Rivero）、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威廉·哈梅尔（William Hammell）和德博拉·德尔盖斯（Deborah Del Gais）的合作非常愉快。因为他们的关心和耐心，这本书才能正式出版。同时，我非常感谢匿名评审们，他们提供的比较案例和批评让我能够不断完善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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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自内心地感谢朋友们和同事们的友情、慷慨与精神支持。我是多么幸运，能与如此优秀的人分享自己的思路。他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帮助我学习和成长，熬过漫长的写作与修改过程。我特别感谢同期生马特·奥古斯丁（Matt Augustine）和费德里科·马尔孔（Federico Marcon），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朋友近藤恭子、三后明日香和大濑美（Semi Oh）[1]，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亚当·布朗森（Adam Bronson）、亚当·克卢洛（Adam Clulow）、克里斯托弗·克雷格（Christopher Craig）、迈克尔·埃默里赫（Michael Emmerich）、迈克尔·菲什（Michael Fish）、丹尼斯·弗罗斯特（Dennis Frost）、服部祐佳、雷托·霍夫曼（Reto Hoffman）、科林·若德威尔（Colin Jaundrill）、水川淳（Jun Mizukawa）、汤姆·马拉尼（Tom Mullaney）、阿莉莎·帕克（Alyssa Park）、嶋崎聪子、珍妮·王·梅迪纳（Jenny Wang Medina）、史蒂夫·威尔斯（Steve Wills）和蒂姆·扬（Tim Yang），以及好朋友凯瑟琳·贝（Catherine Bae）、高森绫子（Ayako Takamori）、唐凌云（Lingyun Tang）、迈克尔·袁（Michael Yuan）、戴维·埃文斯（David Evans）、田中丽莎（Risa Tanaka）、莉娜·格雷尼尔（Lena Grenier）、本·格雷尼尔（Ben Grenier）、特里萨·刘（Theresa Liu）、罗恩·德维拉（Ron Devilla）、米歇尔·范诺伊（Michelle Van Noy）。最后，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尽管他们并不是很理解我为什么选择学术研究这条路，但我总能感受到他们的爱，他们的爱让我能够脚踏实地地生活。他们在战争、移民以及生活中的经历，给了我做这项研究的最初灵感。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对这本书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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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分日文人名和中文人名为音译，中文译名后扩注英文原文。（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或编者注，后文不再另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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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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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日本中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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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横滨公园往南走，在海湾之星职业棒球队总部不远处，能看到一座色彩明丽、雕刻精细、尖顶涂成金色的中式牌坊（彩图1）。这座牌坊中间装裱的匾额提醒我们，不远处就是横滨中华街了。150多家华人经营的中餐馆坐落于这个街区，挤在不到10平方英里的空间里。[1]这个社区从哪里来？作为一个华人生活在日本城市里，这意味着什么？初到这里的游客，很少会考虑社区身份认同这样深奥的问题。这条街道上闪烁的霓虹灯、纪念品商店，以及穿着中国裙子、说日语略带口音的少女，共同展示出一种根据日本顾客的需求而有所调整的“中国文化”。牌坊上悬挂着的海湾之星棒球队——由一家代表中华街各个餐馆和其他行业的组织[2]赞助——的横幅也透露出中华街与横滨市相互提携的色彩。这个地方看上去不太真实。追溯中华街与中国的血缘联系——即与文化起源地的关系——只是故事的一半。要理解中华街如何在横滨兴起、繁荣，我们必须关注中华街和日本邻居不断演变的关系——这是一部相互冲突、相互合作的历史——毕竟这是一条在日本的中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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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而言，日本不算是移民国家。它对于人口融合设置的诸多障碍是众所周知的，包括基于血缘关系的国籍法、严格的入籍程序，以及1945年以来对于民族与文化单一性的广泛认同。最晚到20世纪90年代，学界已达成共识：日本社会有持续地抹去、否认少数民族存在的特点。但是，即便日本民族单一性的神话已深入人心，横滨中华街的繁荣还是有目共睹的（彩图2）。它通常被认为是热门旅游景点，而且这一形象在大众媒体上的曝光率极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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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性通常被视为横滨这座城市的特色，它被认为是比较特殊的，没有那么日本化。[4]这种观点并不新颖，也不仅限于日本观察者。比如1920年美国海军航运局（U.S.Navy Bureau of Navigation）就宣称，横滨“是日本帝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日本没有哪个地方比它更不像日本，因为它曾经是通商口岸，因而后来成为国际贸易中心”。[5]实际上，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日本最重要的港口，这个城市的贸易非常活跃。2003年横滨的对外贸易额达780亿美元，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9.2%，每年国际航运从世界各地带来或从日本带走共7800万吨货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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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之所以能成为重要港口，是因为它毗邻日本的首都兼第一大城市——东京。横滨距离东京仅17英里，位于东京湾西岸。卫星图像显示，横滨与东京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都市群。事实上，横滨本身就是日本第二大城市，居民数量达370多万。这座城市特殊的历史使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认同，将它与更大的邻市区分开来。与东京的喧哗及炫目不同的是，横滨人的脚步没有那么匆忙，他们可以随时停下来，瞥一眼海湾，享受凉爽的微风。东京是日本国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支配性的国家文化的中心；而横滨则宣扬国际性、全球化文化，这种文化构建在其港口城市的历史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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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其国际化的历史，横滨的旅游业十分发达，这一点又增加了这座城市的特殊性。原来作为英国总领事馆的庄严石质结构建筑，现在已是横滨开港史料馆。海边的一排红砖仓库始建于20世纪10年代，奇迹般地完好保存至今，被改造成时尚购物中心。数栋外国侨民、外交官的住所位于山手外国人居留地（Bluff）内，这是城市南面的一处山地，郁郁葱葱，也是观光胜地。在山手外国人居留地的下方，通商口岸留下的遗产得以在繁华的中华街延续，后者就是本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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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遗迹标志着这座城市拥有一段特殊的历史，然而这在日本并不罕见：移民、贸易、文化交流曾推动横滨的全球化，现在则几乎触及日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由于航空业的发达，任何一个靠近机场的社区都可以发展成一个国际化的“港口”城市。这就是横滨中华街广义的重要性所在。这一地区的历史，是一群外国人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在一个单一民族国家里扎根的故事。目前，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拥入日本，中华街这一与日本单一民族国家相悖的发展形态反映出日本地方政府在城市融合发展上面临的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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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民族建构与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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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的是横滨一个华人社区的发展过程，时间跨度是从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到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笔者在本书中并没有将这里的居民划定为华人还是日本人，众所周知，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民族身份认同也具有相对性。[7]笔者试图展示的是，民族差异意识是如何在华人和日本人的互动中产生的。但这种民族意识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它是历史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暂时结果，这种互动也产生了非民族的群体身份认同。在这一时期，横滨的华人被认为是横滨居民，因为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融入了这座城市。作为回报，横滨这座城市也将他们接纳为自己的居民。这本书所呈现的历史叙述，旨在分析心理范畴的民族归属感和地域归属感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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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种族多样性在当地已得到广泛承认和接纳，横滨华人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也就是说，横滨华人获得了一种准民族身份。日本还有很多名词也反映了这类地方认同，比如“江户子”（edokko），字面上指东京的孩子，即土生土长的东京人（江户是1868年前对于东京的称谓）；“滨之子”（hamakko）意思是横滨的儿子，即土生土长的横滨人。“滨之子”认同在日本很有名。正如一句俗语所说：“三代江户子，三天滨之子。”很多非日本人都相当骄傲且坚定地称自己为横滨人，包括那些华人移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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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众对华人“滨之子”的接受挑战着日本的单一民族神话。但打破这一神话并非本书的中心议题；因为在此书涉及的时间范围内，这一神话还没有成为日本身份认同的主流。[9]在日本研究的领域之外，分析这一单一民族神话的意义也不大。学者汤姆·吉尔（Tom Gill）和克里斯·伯吉斯（Chris Burgess）指出，在世界范围内，日本的少数民族、外国人人口相对较少，这就导致单一民族神话在近几十年屹立不倒。吉尔认为，“与其说日本是个多民族国家，不如说它更接近单一民族国家”；伯吉斯补充道：“单一民族性的‘神话’之所以站得住脚，是因为它不但符合社会舆论，而且能得到统计数据的支持。”[10]更重要的是，即便横滨中华街内约4000名中国移民、日本全国60万韩国或朝鲜移民的存在，也不能证伪这一神话。正是这种按民族分类的方式维持着日本种族纯净的观念，并且没有任何非日本人的统计数字能挑战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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