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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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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日本中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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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横滨公园往南走，在海湾之星职业棒球队总部不远处，能看到一座色彩明丽、雕刻精细、尖顶涂成金色的中式牌坊（彩图1）。这座牌坊中间装裱的匾额提醒我们，不远处就是横滨中华街了。150多家华人经营的中餐馆坐落于这个街区，挤在不到10平方英里的空间里。[1]这个社区从哪里来？作为一个华人生活在日本城市里，这意味着什么？初到这里的游客，很少会考虑社区身份认同这样深奥的问题。这条街道上闪烁的霓虹灯、纪念品商店，以及穿着中国裙子、说日语略带口音的少女，共同展示出一种根据日本顾客的需求而有所调整的“中国文化”。牌坊上悬挂着的海湾之星棒球队——由一家代表中华街各个餐馆和其他行业的组织[2]赞助——的横幅也透露出中华街与横滨市相互提携的色彩。这个地方看上去不太真实。追溯中华街与中国的血缘联系——即与文化起源地的关系——只是故事的一半。要理解中华街如何在横滨兴起、繁荣，我们必须关注中华街和日本邻居不断演变的关系——这是一部相互冲突、相互合作的历史——毕竟这是一条在日本的中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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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而言，日本不算是移民国家。它对于人口融合设置的诸多障碍是众所周知的，包括基于血缘关系的国籍法、严格的入籍程序，以及1945年以来对于民族与文化单一性的广泛认同。最晚到20世纪90年代，学界已达成共识：日本社会有持续地抹去、否认少数民族存在的特点。但是，即便日本民族单一性的神话已深入人心，横滨中华街的繁荣还是有目共睹的（彩图2）。它通常被认为是热门旅游景点，而且这一形象在大众媒体上的曝光率极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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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性通常被视为横滨这座城市的特色，它被认为是比较特殊的，没有那么日本化。[4]这种观点并不新颖，也不仅限于日本观察者。比如1920年美国海军航运局（U.S.Navy Bureau of Navigation）就宣称，横滨“是日本帝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日本没有哪个地方比它更不像日本，因为它曾经是通商口岸，因而后来成为国际贸易中心”。[5]实际上，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日本最重要的港口，这个城市的贸易非常活跃。2003年横滨的对外贸易额达780亿美元，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9.2%，每年国际航运从世界各地带来或从日本带走共7800万吨货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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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之所以能成为重要港口，是因为它毗邻日本的首都兼第一大城市——东京。横滨距离东京仅17英里，位于东京湾西岸。卫星图像显示，横滨与东京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都市群。事实上，横滨本身就是日本第二大城市，居民数量达370多万。这座城市特殊的历史使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认同，将它与更大的邻市区分开来。与东京的喧哗及炫目不同的是，横滨人的脚步没有那么匆忙，他们可以随时停下来，瞥一眼海湾，享受凉爽的微风。东京是日本国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支配性的国家文化的中心；而横滨则宣扬国际性、全球化文化，这种文化构建在其港口城市的历史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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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其国际化的历史，横滨的旅游业十分发达，这一点又增加了这座城市的特殊性。原来作为英国总领事馆的庄严石质结构建筑，现在已是横滨开港史料馆。海边的一排红砖仓库始建于20世纪10年代，奇迹般地完好保存至今，被改造成时尚购物中心。数栋外国侨民、外交官的住所位于山手外国人居留地（Bluff）内，这是城市南面的一处山地，郁郁葱葱，也是观光胜地。在山手外国人居留地的下方，通商口岸留下的遗产得以在繁华的中华街延续，后者就是本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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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遗迹标志着这座城市拥有一段特殊的历史，然而这在日本并不罕见：移民、贸易、文化交流曾推动横滨的全球化，现在则几乎触及日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由于航空业的发达，任何一个靠近机场的社区都可以发展成一个国际化的“港口”城市。这就是横滨中华街广义的重要性所在。这一地区的历史，是一群外国人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在一个单一民族国家里扎根的故事。目前，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拥入日本，中华街这一与日本单一民族国家相悖的发展形态反映出日本地方政府在城市融合发展上面临的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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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民族建构与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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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的是横滨一个华人社区的发展过程，时间跨度是从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到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笔者在本书中并没有将这里的居民划定为华人还是日本人，众所周知，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民族身份认同也具有相对性。[7]笔者试图展示的是，民族差异意识是如何在华人和日本人的互动中产生的。但这种民族意识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它是历史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暂时结果，这种互动也产生了非民族的群体身份认同。在这一时期，横滨的华人被认为是横滨居民，因为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融入了这座城市。作为回报，横滨这座城市也将他们接纳为自己的居民。这本书所呈现的历史叙述，旨在分析心理范畴的民族归属感和地域归属感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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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种族多样性在当地已得到广泛承认和接纳，横滨华人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也就是说，横滨华人获得了一种准民族身份。日本还有很多名词也反映了这类地方认同，比如“江户子”（edokko），字面上指东京的孩子，即土生土长的东京人（江户是1868年前对于东京的称谓）；“滨之子”（hamakko）意思是横滨的儿子，即土生土长的横滨人。“滨之子”认同在日本很有名。正如一句俗语所说：“三代江户子，三天滨之子。”很多非日本人都相当骄傲且坚定地称自己为横滨人，包括那些华人移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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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众对华人“滨之子”的接受挑战着日本的单一民族神话。但打破这一神话并非本书的中心议题；因为在此书涉及的时间范围内，这一神话还没有成为日本身份认同的主流。[9]在日本研究的领域之外，分析这一单一民族神话的意义也不大。学者汤姆·吉尔（Tom Gill）和克里斯·伯吉斯（Chris Burgess）指出，在世界范围内，日本的少数民族、外国人人口相对较少，这就导致单一民族神话在近几十年屹立不倒。吉尔认为，“与其说日本是个多民族国家，不如说它更接近单一民族国家”；伯吉斯补充道：“单一民族性的‘神话’之所以站得住脚，是因为它不但符合社会舆论，而且能得到统计数据的支持。”[10]更重要的是，即便横滨中华街内约4000名中国移民、日本全国60万韩国或朝鲜移民的存在，也不能证伪这一神话。正是这种按民族分类的方式维持着日本种族纯净的观念，并且没有任何非日本人的统计数字能挑战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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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谈论这些华人如何融入当地之前，我们首先得探讨华人这一概念是怎样在横滨产生的。漫长的历史表明，这一群体抵达日本时并不是一个预成形的族裔散居群——一个与共同的祖国保持着联系，并且有明确华人意识的群体。[11]海外华人的有效认同只是“故乡”，即他们出生的省份或地方。在来日本之后，移民们才渐渐凝聚成同一个社区。19世纪末横滨中华街建立，实际上，同时期“中华民族”的概念也正在被构建中。基于此，来自各个地方、说着不同方言的华人凝聚在一起，形成一种泛华人的身份认同。正如数代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横滨中华街是清朝（1644～1911年）[12]末年民族塑造过程的重要舞台。现有的著作记载和分析了在横滨的中国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及他们在日本的资助者之间的角力。[13]本书强调的是非精英群体，正是社区中的这一群体为流亡革命家提供庇护，成为民族主义话语的听众，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产生了一种中国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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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意识预示着华人侨民认同的产生。“流散人口”（diaspora）一词最早诞生于希腊，指那些流落异乡、受尽漂泊之苦的人；这个词后来被用来指代“加路特”（galut），即那些被迫离开故土的犹太人。以上是“流散人口”一词的古典含义。[14]近几十年，学者开始用这个词指代更广泛的移民及其少数民族身份，包括海外华人。根据威廉·萨夫兰（William Safran）的研究，流散人口具有六个特征：（1）来自同一地区；（2）具有关于祖国的集体记忆、神话或憧憬；（3）与所在国社会存在隔阂；（4）认为祖先居住的地方才是自己真正理想的祖国；（5）认同祖国；（6）具有一种使他们与祖国保持联系的民族集体意识。流散华人的身份在汉语中的术语为“华侨”，这是一个19世纪晚期诞生的新词，用王赓武的话来说，它意味着在所处海外社区里，“保持一种华人身份，或恢复某人‘华人意识’的决心”。这种概念化的流散华人身份认同强调热爱祖国，淡化与定居地之间的联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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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散人口社区的生存状况，对于理解个人如何接受民族认同的过程至关重要。这种民族性的想象不可能毫无争议，正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说，民族认同试图“在一堆相互冲突的认同中，将某种单一认同固定下来，列为优先”。[16]审视本土之外的民族建构能为我们认识民族主义运作提供特殊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与祖国的垂直关系，同时否认其移民定居国的社会上的其他集体认同。流散族群的民族归属主张需要使用更多且更易理解的方式推行才能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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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必须指出的是，虽说民族认同是被想象出来的，但这有些言过其实。仔细观察中华街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些流散华人的身份认同绝非凭空想象的。中华街里有各种中国式观念存在，比如祖先观念、士大夫观念、对清朝政府的忠诚，以及关于家族世系不断变化的一系列说法，这些都是汉民族明显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地方。[17]本书要讲述的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如何与现有的社会关系相调和，并且被普通民众理解和使用，尽管它有时会与流亡知识分子的意图和理念相悖。具体而言，本书考察了这些华人与中国和日本横滨的制度、社会、经济和法律机制的联系。笔者广泛使用当地报纸、政府的官方记录和规划文件、已出版的回忆录，以及与部分当事人的访谈，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还原来描绘这一图像。由于横滨市在1923年和1945年两次被烧毁，失去了大量的文献遗产，这种折中的做法是必要的。不同的资料来源也让我们可以追溯那些没有留下多少文字的人的生活，通过他们的选择和行动来进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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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横滨的中华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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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讲述一个人如何成为华人，同时又是横滨的孩子。本书所描述的社区形成的社会过程是有性别区分的，并且明显不对称。现代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身份被定义为具有共同血统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与其法律地位一致。在20～21世纪之交，两个国家都制定了基于血缘关系的国籍法，即确立了血统原则（jus sanguinis）。在1985年之前，日本的国籍法基于父系血缘关系，外国人的子女不能自动获得日本国籍。因此，日本女性与中国男性结婚后，就失去了日本国籍，变成了中国人。接下来的叙述并不打算弱化中华街里女性的角色，但出于研究必要，我们不得不将视线聚焦于在这一时期发挥作用的某些父权制的设定。从法律上讲，这个社区的华人性质是由男性维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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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标准来看，横滨中华街并不算大。2011年，居住在横滨市的华人有33000人，仅次于近邻东京的140000人。然而，横滨华人中只有约27%（9085人）居住在横滨中华街及中区附近。[18]此外，历史上中华街的人口只是这一数字的一小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人数激增，使得这一社区的规模在统计调查时变得难以衡量。自从1937～1945年第二次中日战争[19]结束后，中区的华人数量一直在3000人上下浮动，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突破4000人。战前，横滨华人人口维持在类似的水平，在2000人至4000人之间波动，1910年前后才短暂地突破了6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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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历史上看，横滨华人人口在日本的人口和经济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图0-1与图0-2）。从1859年横滨开港到1911年，横滨的华人人口占日本华人总人口的50%以上，超过了历史上的长崎和神户这两座城市中的中华街的人口。另外，在同一时段，横滨华人居民的数量占日本外国人口总数的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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