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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本书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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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按照时间顺序,依据横滨中华街与中国、日本关系的主要节点来划分章节。第一章开篇讨论了近代以前到19世纪中叶的情况,这一时期,大量华人移民被日本接纳。1859年,日本横滨等城市被开放为通商口岸后,出现了中国人的永久居留地;这些通商口岸是全球近代化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源自全新的外交准则和国家与人民关系的变化。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促成了这一转变,使国际战争的影响渗透这座国际化港口城市的社会生活。就在各国以民族性作为包容和排斥的原则时,冲突迫使华人移民及其后裔以民族性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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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19世纪末,乡土、方言群体的认同仍在横滨华人的社会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二章将讨论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流亡革命家是怎样试图将地方认同转变为积极的中国国民意识。对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孙中山(1866—1925)等人来说,日本是现代化的典范,横滨是他们组织活动的基地。这些活动家通过出版和教育,在当地的华人居民中开展工作,将民族意识确立为一种愿景和话语。他们还参与了日本是否应该在条约港口外允许华人“杂居”的辩论,主张给予华人和西方国家人民同样的定居权和通商权。然而,这些民族塑造活动却打开了党同伐异之门,激起了华人内部宗教、阶级、地域各方面的长久矛盾。另外,他们所追求的杂居权为其带来了更多与日本人互动和文化交流的机会。到清末,横滨中华街的华人逐渐具备了某种程度的中华民族意识,但同时也逐渐奠定了横滨地方认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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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追溯了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31~1932年九一八事变之间,华人身份认同在横滨固定下来的过程。在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20年里,国民政府通过登记和灌输“爱国华侨”理念的方式,将权力延伸到了海外公民的生活中。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危机,促使横滨华人淡化民族分裂,作为一个民族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文化娱乐活动也促进了民族认同的发展,通过参加棒球比赛和向日本消费者介绍中华料理,横滨华人与本地社区的联系更趋紧密,但仍是以华人的身份。在与日本邻居们联合成立新的机构时,他们更多地使用国际关系的概念来定义自己的活动。但当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挑起九一八事变的时候,这些努力全部化为泡影,此后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华人会构建自己的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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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让横滨华人忧心忡忡,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国家干涉:日本政府试图让华人民族主义团体与自己合作,并利用华人进行政治宣传及其他活动。第四章叙述这些战时发展对横滨华人社区凝聚力的影响。从横滨华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试图在地方认同、民族爱国主义之间寻找平衡点——既当“横滨人”,又当华人流散者——为此他们不得不宣称支持南京伪国民政府。这些政治表态并不是完全自愿的,是他们与日本政府的妥协,为了能够以华人身份继续留在横滨,既不会被强行赶出日本领土,也不会被同化为日本帝国的臣民。但最终到1945年春时,中华街还是遭到了盟军无差别的轰炸。今天横滨中华街的社会、经济基础,也是在那几年奠定的。战时合作的经验,导致战后那几年华人相信多元化要好过加入日本国籍。华人继续在公开场合自称“横滨人”,在这段艰苦岁月里,中华街里的餐馆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今天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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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横滨中华街如何在冷战以及日本经济腾飞的背景下,发展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飞地”和经济区,直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段时间见证了华人流散认同走向巅峰,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遗留的台湾问题,海峡两岸对爱国主义的呼吁都在塑造着华人流散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峡两岸的政治斗争却影响了横滨华人的内部团结,导致华人从心向祖国的流散人口变成与日本人有别的少数族裔。随着华人和日本居民联手将中华街打造成一个吸引游客的美食胜地,中国民族性不再仅仅是一种政治认同,而且具备了强烈的商业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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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部分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华街,这一地区不断累积的经济财富、制度化过程是横滨地方认同的支柱。华人作为当地居民获得了民众的认可,这一地位赋予了他们一定的公民权利。两个比较案例——在日(居住在日本的)韩国(朝鲜)人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迅速扩大的华人新移民人口——有助于揭示外国人融入日本社会的问题。最后,本书通过两个重要主题对横滨中华街的意义进行了概括和反思:(1)横滨华人身份的历史性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2)横滨华人对一些社会运动的贡献,这些社会运动试图挑战和重新评估现有的日本公民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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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横浜中華街発展会共同組合『街づくり基本構想』、九頁。1992年华人经营的中餐馆有151家,日本人经营的中餐馆有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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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横滨中华街发展会,第五章将详细讨论这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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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urphy-Shigematsu,“Multiethnic Japan and the Monoethnic Myth”;Fowler,“Minorities in a ‘Homogeneous’ State:Japan”;Befu,Hegemony of Homogeneity;Weiner,“Editor’s Introduction.”日本漫画的爱好者甚至可能记得,经典科幻漫画『超時空要塞マクロス』的英雄铃明美就来自横滨中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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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e,Multiethnic Japan,p.27.这种对于日本民族同源性的坚持,是“否认那些边缘人的存在,包括部落民、冲绳人、在日韩国(朝鲜)人,以及原住民阿依努人”(Creighton,“Soto Others and Uchi Others,” p.213)。部落民指德川时代(1603~1867年)贱民的后裔,他们从事屠宰牲畜、皮革加工等被认为是不洁的职业。冲绳人和阿伊努人分别是日本南方和北方远岛的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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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S.Bureau of Navigation,U.S.Navy Ports of the World,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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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横浜市『統計書』、第八三巻、一三九~一四四頁。这个贸易额是根据2003年的外汇计算的,当时1美元=115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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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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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个例子来自George Lavrov最新出版的回忆录,他1941年出生于横滨,父母是俄罗斯人,他在回忆录中宣称:“我仍是一个‘滨之子’,一个土生土长的横滨人,一些迷人的横滨风情永远留在我的心中。”(Lavrov,Yokohama Gaijin,p.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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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efu,Hegemony of Homogeneity,p.14;Oguma,Genealogy of ‘Japanese’ Self-Images.重要的是,要承认这个神话有其自身的历史。虽然在20世纪60~80年代,这一神话在日本通俗和学术著作中处于鼎盛时期,但在20世纪前半叶,官方在有关日本身份认同的论述上承认多民族帝国的观点。将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的居民同化为日本臣民这一目标,需要这种帝国身份认同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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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ill,“Review:Multiethnic Japan,” p.575;Burgess,“‘Illusion’ of Homogeneous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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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永野武『在日中国人』、二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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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此处作者是以1644年清兵入关作为清朝起始点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1636年皇太极称帝并改国号为大清,就象征着清朝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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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arrell,“Meiji ‘New Woman’ and China”;Jansen,Japanese and Sun Yat-sen;Judge,“Talent,Virtue,and the Nation”;Lu Yan,Re-Understanding Japan;Miyazaki,My Thirty-Three Years’ Dream;Spence,Gate of Heavenly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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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afran,“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pp.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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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Wang,“Note on the Origins of Hua-Ch’iao,” pp.123-24.当这个群体不是以与祖国的政治关系来明确界定,而是以一系列可能被视为华人的特征,如民族、文化、语言等特征来区别于周围的日本社会时,我使用“华人”这个笼统的词语。关键在于不要预先假设祖国在这一群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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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p.81;亦见于Duara,“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Predicament of Sovereig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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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后面这些论述的详细研究参见Dikötter,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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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横浜市統計情報課『大都市比較統計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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