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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1702959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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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华人在通商口岸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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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族国家兴起，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东亚，19世纪的社会秩序随着政治秩序的改变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迫使中国和日本都根据西方的规范来处理国际事务，也就是说，在名义上相互平等的民族国家框架下开展外交，并且按自由贸易的原则处理商业事务。这终结了在东亚延续两千多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在帝国主义扩张和民族构建的过程中，东亚各国的国际贸易和联系日益增多，国与国之间的民族、社会以及领土边界越来越清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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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力量间碰撞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在东亚地区设立的通商口岸。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24]期间惨败给英国，被迫在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又在1843年签订《虎门条约》，开放五个通商口岸，给予英国片面最惠国待遇，还限制清政府制定进口关税的权力。1844年，美国和法国也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得了相同特权。1853年，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将军率领一支美国炮舰中队前往日本，并在1854年迫使日本统治者做出类似的让步。1859年，日本开放了三个通商口岸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其中就有横滨，同时规定了治外法权，并限制日本政府向对外贸易征税的权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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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来自各个国家的商人一起，华人在通商口岸的条约体系下进入横滨。他们在所谓的外国人居留地内建房经商，这是一个被运河环绕的地区，在地理和法律层面都与日本内地区隔开来。华人买办和华商在西方人的商馆里生活并工作，担当日本和西方贸易的中间人，获得巨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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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S.威廉姆斯（Harold S.Williams）在1958年的作品《日本外国人居留地故事集》（Tales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in Japan）中，这样介绍在早期外国人居留地的商业活动中无处不在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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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当你走进商人的事务所或外资银行，或者敲开外国人住宅的门，接待你生意的都是中国人。厨子全是中国人，家仆也基本是中国人。英国使馆的管家、脚夫和厨师都是中国人。去银行或外币兑换店兑换外币，或去买火车票，为你服务的还是中国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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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约使横滨从一个沉睡的渔村变成了国际贸易和交通的枢纽。横滨的对外贸易量超过了日本其他所有通商口岸的总和；实际上，日本所有的外国游客都是通过横滨入境的，同时日本生丝几乎都是从这里的仓库被发往世界各地的。[27]这个城市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多元文化。棒球和赛马最早从横滨传入日本，并且日本的第一家面包房、冰激凌店和酿酒厂也诞生于此。在横滨本村大道一段被称为血街（Blood Street）的街道上，西方的水手、流浪汉与日本的女招待和流氓都混在这条街上的低级酒吧里。[28]社会地位较高的日本人也享受着横滨的国际性消费文化，比如：小说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就经常光顾这里的欧美书店；来自东京甚至更远地方的食客，会特地来横滨品尝中华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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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餐馆是19世纪80年代中华街合并后兴起的。在这10年间，横滨华人开始自给自足，建立了很多社区机构，如寺庙、墓地、社会团体等。[29]如引言所述，到1911年，横滨市是日本华人最多的城市。1880年横滨市的华人占全日本华人总数的69.2%，1890年占54.6%。[30]在这个年代，华人中人口最多的是广东人，他们通常经营进出口贸易、外汇、中国传统手工业或餐饮业；其次是来自“三江”省份的人，这些省靠近通商口岸上海，他们靠西方人吃饭，通常当裁缝、理发师，甚至钢琴制造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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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约1890年的两个华人聚居区：南京町（A）与旧居留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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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体育馆位于公共花园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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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立脇和夫監修『ジャパン·ディレクトリー』（十二巻、一八九〇年）制成。该图来自横浜開港資料館『開港から震災まで』、一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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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称这一中华街为“南京町”（见图1-1中的A）。在当时，“南京”是日本人指称中国的通用代名词，有时也适用于各种外来的东西。[32]中华街还有很多其他名字。外国人简单称之为“Chinatown”（中华街），日本政府称之为“清国人居留地”。广东人会叫它“唐人街”，因为“唐人”是他们对海外华人的普遍称呼。这个地区是一个由两层砖砌建筑组成的密集网格建筑群，外侧有阳台，装饰着精致的中文招牌。横滨中华街的范围大致在堀川运河、加贺町大道和本村大道之内，其范围会渐渐固定，并凭借鲜明的建筑风格与横滨其他地方区分开来。这里最显著的特点是街道的朝向，街道相对于周边地区来说是倾斜的，但朝向的是东、西、南、北四个基本方向。有理由相信，中国人根据风水信仰选择在这里建造房产。[33]尽管在过去的100年里，横滨曾两次被烧成灰烬，但每一次重建，中华街的街道朝向和地理边界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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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华人聚居区是在所谓的旧居留地（见图1-1中的B），靠近海关和码头，有雄伟的西式石质建筑。街道上的英文标志牌说明，这些华商的服务对象是欧美人，也暗示华商具有一定的英文能力（彩图3）。如今，这一曾经华人聚居地的历史痕迹几乎所剩无几。尽管很早就存在这种文化上的混血华人，但在西方人和日本人眼中，被称为南京町的这一地区始终与中国特色联系在一起，中华街也是如此（彩图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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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筑、社会和文化层面来看，中华街都是一座城中城。华人社区的标志性建筑都能在这里找到：中华会馆、关帝庙、中国戏院，以及大量中餐馆。[35]该地区以异国情调闻名，吸引了来自东京和日本其他地方的游客。因此，南京町渐渐成为横滨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当横滨本地人遇到东京人时，南京町的读音就是区分彼此的标志。正如一位横滨居民所说，把南京町（Nankinmachi）读成“Minamikyō machi”，[36]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另外，横滨人永远不会像东京的记者那样，出于无知而经常把它称作“支那人街”。[37]“南京町”这一称谓意味着对该地区的熟悉和亲近，同时也是对横滨市地方特色的认可。尽管很多居民不是日本人，南京町仍被视为横滨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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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国际主义，但它被民族差异缝合在了一起，这种民族差异产生于一套崛起的全球体系，该体系将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作为一种社会封闭工具。[38]人们从自己与所属国家的排他性关系中获得了居住权和经济活动权。在通商口岸，早期的华人移民登记在其西方雇主的合法身份下；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华人在法律上被界定为中国国民，但在日本享受和西方人相同的特权。[39]相反，德川幕府时代长崎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依赖明朝或清朝，或其他任何政府的保护或承认。19世纪，国家和人民关系的变化，使国籍成为包容和排斥的关键，也改变了移民的意义。在中国和日本这样以民族标准来决定国籍的地方，移民很难摆脱外族的身份，这也是横滨中华街长期存在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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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民族国家为国家主权的范式，并不是一个简单、快速的过程。在日本，其法律体系先发生改变，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意识和行为，却是在后来几十年慢慢形成的。[40]在中国，这一过程恰好相反，社会运动激起了民族意识，接着倒逼清政府进行政治变革。[41]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日本的胜利告终，推动了中日两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可以说，居住在横滨的华人移民经历了相同的过程。在此之前，不存在一个自觉的、统一的华人群体；华人个体和其他外国人一样，享受通商条约赋予他们的权利，在经济上则根据方言组成不同的群体。[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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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1702959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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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华人形象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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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爱国主义的狂欢，提升了国家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胜利激起了日本人的自豪感，加剧了他们对倒霉的中国对手的鄙视。当然，日本人对华人的看法是多样和多重的，但当他们将华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时，观点却趋于一致。当这些形象开始对华人的生活产生消极影响时，华人也开始把自己作为一个民族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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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日本社会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崇拜。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指出：“中日开战之前，在日本的中国使节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这在提供给欧美政要的豪华娱乐活动中是见不到的。”[43]但这种热情友好只是中日关系的一方面；蒲地典子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明治时期日本普通人对中国的感情很复杂，掺杂着“友好、羡慕、怨恨和蔑视”。[44]但在横滨，因为有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华人和日本人之间显得亲密且友好。基恩认为，现有资料显示“横滨的华人商贩‘非常受欢迎’”。[45]另外一段回忆的文字也能印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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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贩把头发盘在头顶［中国男人扎长辫子是为了表示他们服从清政府——本书作者注，后同］，挑着和他们差不多高的箱子，用蹩脚的日文叫卖，显得非常有趣。他们通常是来卖丝织品的，日本人对他们很熟悉，叫他们“阿茶先生，阿茶先生”。战争开始后，日本人的敌对和蔑视情绪才逐渐升温。但这绝非日本人民天生对中国人产生的情绪。[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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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观察者所使用的词语，大致可反映出他们对华人的态度：从政治中立的称谓“清国人”，到指涉民族性的“唐人”或“南京人”，再到带有贬义的“支那人”。恰恰是“阿茶先生”一词的继续使用，意味着平民百姓继续保留着对华人的良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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