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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战争在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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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帝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使横滨的华人居民感受到，在敌人的国土上生活，让他们的生命和生计都面临着危险。1894年初夏，中日两国发生冲突的迹象变得很明显，这给横滨带来了不安。到了6月，军事冲突波及商业领域，华商要求日方尽快付清货款和服务费，自己却开始百般拖延。[64]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正面冲突也加剧了：6月20日，两个日本人向一个路过的华人喊“清清”，结果引发了一场街头斗殴。好几个华人参与了群架，其中一个人脖子上被捅了一刀。[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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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清朝驻日公使馆开始劝说本国公民减少贸易活动，做好断交准备。外国银行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动荡，暂停华人的汇票业务。[66]在7月25日第一次海上冲突发生后，横滨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中资企业纷纷要求日本警察保护，日本外务省、内务省在7月26日联合发布保护令，要求各县知事防止“寻衅滋事，粗暴对待华人”。[67]在一片混乱和焦虑中，很多华人准备返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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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894年8月1日两国正式宣战，驻日公使汪凤藻（1851—1918）降下清朝的国旗回国后，留守华人从此丧失了政府代表和领事裁判权。宣战断绝了两国的外交关系，也埋葬了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68]经过美国、中国、日本的三方会谈，日本同意由美国接手在日中方非战斗人员的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日方非战斗人员也照此办理。[69]对横滨的华人而言，这些外交变化实际上终结了他们的治外法权，导致他们对于自身地位、权利和义务的普遍不安。接替清朝驻日公使馆的行政和代表功能的是横滨中华会馆。该组织诞生于1873年，是一个由广东商人组成的自治团体，比清朝驻日公使馆更早建立。甲午中日战争后，他们被迫承担了更广泛的代表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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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耸人听闻的谣言让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横滨的日文报纸散播消息，说激进的华人正准备在横滨发起战争。其中，《每日新闻》在8月3日声称，中国人在大量购买日本刀武装自己；这份报纸还说，中国的暴徒在街头喧嚣隳突，到处找日本人闹事，并称呼日本人为“东洋鬼”。[70]这些报道的真实性难以确定，但无论真假，局外人将日本人对于华人的敌意看得一清二楚。在1894年8月6日发出的外交电报中，美国总领事尼古拉斯·W.麦基弗（Nicholas W.McIvor，1860—1915）报告说：“在［日本的］底层民众中，对于中国人的偏见和种族仇恨高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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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治外法权和领事保护的结束，日本政府紧急颁布了一系列规定来处理这些敌国国民。8月4日的第137号敕令和8月11日的内务省第605号告示强制中国人向日本政府登记，将其置于日本法律的管辖之下，并赋予内务省限制华人入境的权力。以上措施据说是为了缓解横滨的紧张局势，保护中国国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72]然而对华人而言，新的法律框架比以前的差很多，这促使各阶层的华人大量回国。[73]人口统计显示，1893～1894年横滨华人减少了约2/3，从3325人减少到1173人。[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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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第137号敕令中的保护承诺、内务省第605号告示中对华人接受登记的邀请，以及内务省和外务省7月26日共同出台的保护令，它们也没能阻止华人撤离。西方企业主也试图劝说华人留下来，显然他们也担心商业活动受到干扰。8月9日，这一群体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华人员工的地位问题。尽管他们承认“华人们普遍十分恐惧”，但他们几乎一致同意，应“劝说［他们的华人雇员们］接受规定，进行相应的登记”。[75]为达此目的，他们首先要打消华人的疑虑，诸如向日本政府登记，不会导致他们被强制服兵役和缴纳额外的税金。[76]但在劝说华人不要回国的问题上，西方商界并没有做得比日本政府好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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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回国潮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普通日本人对华人的歧视不断增强。其次，城市的核心商业活动受到干扰，给华商带来了困难。最后，在新的管理制度下，中国人在法律地位上的劣势，不论是真实的还是预期的，都让华人感到无比焦虑，同时刺激了日本人的商业竞争和算计。这些潜在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并没有因为日本政府的诸项政策而得到改善，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某些政府部门，尤其是像内务省那样的机构，更希望让日本人在与华人交易时享有更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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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随着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日益膨胀、对中国人的鄙视日益加剧，日本政府的保护显得杯水车薪。即使在第137号敕令颁布后，横滨聚居区里对华人的迫害仍在持续。尽管日本本土媒体否认任何针对华人的骚扰，但11月10日《万朝报》的一篇报道指出，横滨的华人很害怕日本儿童，后者在街上做模仿甲午中日战争的游戏，为了避开他们，华人在街上走得“和骑自行车一样快”。[77]在横滨华人的集体记忆中，日本儿童会朝他们扔石头。如果考虑到几十年后针对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类似行为，可判断这一说法大致可信。[7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报纸呼吁保护华人，反而加深了这样的印象，即横滨街头的暴力冲突确实在发生，或者说有可能发生。[79]明治时期的法学家有贺长雄也无意中证实了反华氛围，他曾吹嘘说，华人“只需承受社会的侮辱，但很少遭受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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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也刺激了大众对华人的反感。当川上音二郎（1864—1911）的剧团8月31日在东京首次公演《日清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时，受到了观众的狂热欢迎。[81]《日本每周邮报》报道，首演途中还发生了一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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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被打败的“中国人”沿着花道（通往观众席的舞台通道）走时……一个男人忽然从台下的观众席上跳出来，抓住这个所谓的［中国人］，大声抽打并大叫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不是演的……那个演员……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反而很高兴，把这次攻击归咎于自己完美的化装和对秃头清清（chanchan bōzu）的逼真模仿。[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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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暴力观众参与演出的状况再度出现，一群头脑发热的人跃上舞台，解救在剧情里陷入清军埋伏、正遭到重重围困的日军。[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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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当川上的剧团将该剧带到横滨时，同样引起了骚动，每次演出都有三至四名观众受伤住院。[84]政府颁布的不要虐待华人的命令，显然被大众媒体上的反华情绪所湮没，这种情绪加深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民族界限，并导致了明显且持久的后果。这种虐待氛围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散。河原操子，一位多年来致力于上海和内蒙古女子教育的教育家，回忆自己1900～1902年在横滨逗留期间，华人对她和其他日本人的帮助并不领情。她认为，这是因为在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华人继续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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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社会风气之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也促使许多华人关店回国。战争使日本商人从已离开或恐惧万分的竞争对手那里夺取市场份额，攫取特许经营权。截至1894年11月，朝鲜半岛境内的日本商人已经在与华商的竞争中占据明显上风。日本商人还发起了一场运动，试图将日本的军事胜利转化为经济胜利。在横滨和东京杂货行业总会的领导下，他们发起了针对华人商店的抵制运动——随后日本砂糖商也参与进来——并要求取消通常由华人中间商收取的、存在于日本和西方商人之间的中介费用。[86]两个行业中的华商最终屈服，日本商人成功取消了多项费用，降低了佣金，削弱了华商的经济地位。[87]华商无力发出一致的声音；直到1899年组织起横滨华商会议所，他们才动员起来，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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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战争促进了日本人的团结一样，它也为华人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创造了条件。1894年6月和7月的相关报道提到，与商人阶级的消极反应相反，华人劳工阶级最开始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无动于衷。[88]但这种态度在针对中国国民的新法律框架出台并规定了中国人向神奈川县登记的义务后立马发生了转变。这些法规同时对几项经济活动实施了禁令，包括贩卖烟草、酒水，更不妙的是，它将中国人置于日本法律的管辖之下。[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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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外法权的终结，让华人劳工阶级面临的威胁尤为突出。此前，中国国民不受日本对赌博和吸食鸦片的法律禁令的影响，很多人预计，日本政府强化法律管控时可能会发生冲突。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危机，麦基弗在8月2日会见了几名清朝外交官员，制定了一项极端的政策，以处理可能触犯日本法律的“乱民”。他们共同决定，将赌徒、鸦片贩子、瘾君子以及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列入黑名单并驱逐出境。买不起票的人由中华会馆赠送，但禁止他们以后再进入横滨。[90]最后，日本警方押送近500名“乱民”，以及222名自愿回国者至“海洋号”（S.S.Oceanic），后者于8月4日抵达上海。[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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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没有彻底消除华人犯罪，也没有终止法律纠纷；日本司法权很快就受到了考验。早在9月1日，横滨地方法院审判并认定一名中国人犯走私鸦片罪。[92]在9月10日较早宣判的一项民事诉讼中，日本米商金子绘造指控一个名叫阿兴的华人裁缝（见彩图5）在1891年向他买了米，欠了10日元48分至今未还。原告律师承认，“没有借条，因为两人很熟，觉得没有必要立字据”。此外，诉讼时效规定，法律诉讼必须在最后付款日的一年内提出。但金子并没有向中国领事法庭提起诉讼，并且辩称诉讼时效应从司法管辖权被移交给日本之日起重新计算。法官判决金子败诉，理由是司法管辖权的转移不可能改变诉讼时效。[93]虽然法院在这一判决中没有表现出反华倾向，但金子的诉讼表明，一些日本人认为和华人居民算账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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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战争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变化，迫使中国人，不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共同应对危机。他们不得不依赖中华会馆，这个机构正从一个活动范围狭窄的广东商人会馆演变为一个自称代表全体华人社区的团体。[94]事实上，中华会馆监督并资助了遣返华人劳工回国的工作，并负责根据第137号敕令为留守的华人进行登记。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朝驻日公使馆恢复工作，中华会馆继续发挥广泛作用。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华会馆发挥了更积极的领导作用，从单纯的发放商业和移民许可、人口普查，到参与国际抵制运动和政治抗议。通过这些方式，中华会馆促进了华人公众意识的建立。[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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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民族国家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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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带来的变化对横滨影响深远：战时来自社会的不公待遇和官方的猜疑，使华人和日本居民间的社会分歧更加严重。但在这个时候，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并不单纯来自共同的想象。对于横滨华人来说，对中国的认同感与他们对故乡的依恋分不开，包括乡土文化、方言、故乡、血缘等。战争只是改变了这些认同的相对优先顺序。[96]战争之前，横滨华人很少关注清政府及其资本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但当冲突爆发时，精英华商们在经济上受到了影响，而随着治外法权的终结，劳工阶层的福利和安全受到了直接威胁。总而言之，战争使他们作为中国国民的地位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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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秩序的变化也导致了华人社区和日本人社区的永久分界。战争的结果确立了日本帝国在清帝国面前的文明国家地位，以此为契机，日本帝国开始与西方国家就不平等条约问题重新展开谈判。[97]尽管1895年德国、法国、俄国的“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不得不放弃辽东半岛，并引发日本对西方野蛮的强权政治的强烈不满，但此时日本和列强站在一起，要求中国让步。[98]在这种大的政治形势下，华人和日本人在很多方面都不得不区分开来。本章选取了四个例子，阐述战争如何以复杂的方式重塑横滨的社会生活。这些例子告诉我们，首先，横滨华人的生活不能从文化、语言和种族方面进行简单分类；其次，战争如何加剧了创造这些类别的归属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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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提到过的横滨华人鲍棠，就是一个在横滨认同和中国认同间摇摆的典型例子。他是一个嗜赌如命的人，没有受过任何职业技能训练，做过工头、油漆匠、职员等各种临时工作。简单来说，他有不良嗜好且属于劳工阶级，是后来日本人想象中典型的“支那人”。因此，他很有可能在1894年8月被当作“乱民”而被遣送回国。但他没有被驱逐出境，因为根据第137号敕令所提交的登记材料显示，他受雇于德国贸易公司迈耶（A.Meier）。[99]那时，他已和沟吕木满寿结婚。鲍棠在横滨的社会根基使他相信，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自己仍可以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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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棠和沟吕木生活在一个多文化交融的世界里。晚年的鲍棠，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和横滨文化认同上都留下了独特印记，他既是中国革命家孙中山的支持者，又是横滨著名的烧卖创始人。沟吕木则是众多跨越了民族界限，以华人的方式生活的日本女人之一，她一步步放弃了自己的日本国籍，娴熟地使用广东话，在中华街的华人中生活和工作。他们的婚姻也不是没有任何摩擦：当鲍棠赌了一晚上后天亮才回家时，夫妻俩会在街上大吵大闹，这是出了名的。但他们一起生养了九个儿女，把餐馆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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