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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民族国家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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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带来的变化对横滨影响深远：战时来自社会的不公待遇和官方的猜疑，使华人和日本居民间的社会分歧更加严重。但在这个时候，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并不单纯来自共同的想象。对于横滨华人来说，对中国的认同感与他们对故乡的依恋分不开，包括乡土文化、方言、故乡、血缘等。战争只是改变了这些认同的相对优先顺序。[96]战争之前，横滨华人很少关注清政府及其资本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但当冲突爆发时，精英华商们在经济上受到了影响，而随着治外法权的终结，劳工阶层的福利和安全受到了直接威胁。总而言之，战争使他们作为中国国民的地位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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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秩序的变化也导致了华人社区和日本人社区的永久分界。战争的结果确立了日本帝国在清帝国面前的文明国家地位，以此为契机，日本帝国开始与西方国家就不平等条约问题重新展开谈判。[97]尽管1895年德国、法国、俄国的“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不得不放弃辽东半岛，并引发日本对西方野蛮的强权政治的强烈不满，但此时日本和列强站在一起，要求中国让步。[98]在这种大的政治形势下，华人和日本人在很多方面都不得不区分开来。本章选取了四个例子，阐述战争如何以复杂的方式重塑横滨的社会生活。这些例子告诉我们，首先，横滨华人的生活不能从文化、语言和种族方面进行简单分类；其次，战争如何加剧了创造这些类别的归属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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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提到过的横滨华人鲍棠，就是一个在横滨认同和中国认同间摇摆的典型例子。他是一个嗜赌如命的人，没有受过任何职业技能训练，做过工头、油漆匠、职员等各种临时工作。简单来说，他有不良嗜好且属于劳工阶级，是后来日本人想象中典型的“支那人”。因此，他很有可能在1894年8月被当作“乱民”而被遣送回国。但他没有被驱逐出境，因为根据第137号敕令所提交的登记材料显示，他受雇于德国贸易公司迈耶（A.Meier）。[99]那时，他已和沟吕木满寿结婚。鲍棠在横滨的社会根基使他相信，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自己仍可以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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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棠和沟吕木生活在一个多文化交融的世界里。晚年的鲍棠，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和横滨文化认同上都留下了独特印记，他既是中国革命家孙中山的支持者，又是横滨著名的烧卖创始人。沟吕木则是众多跨越了民族界限，以华人的方式生活的日本女人之一，她一步步放弃了自己的日本国籍，娴熟地使用广东话，在中华街的华人中生活和工作。他们的婚姻也不是没有任何摩擦：当鲍棠赌了一晚上后天亮才回家时，夫妻俩会在街上大吵大闹，这是出了名的。但他们一起生养了九个儿女，把餐馆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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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横滨社会和文化融合的例子是冯镜如（1844—1913），他经营一家生意繁忙的店铺，从事印刷、装订，也售卖西式文具。冯镜如在社会交往和艺术品位方面都浸淫了西方文化，并与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华人一样生活在旧居留地（图1-1中的B）。1894年9月29日的《日本每周邮报》描述他戴礼帽，穿老式西装，是引人注目的人物。然而在有一点上，冯镜如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激进，因为他加入了英国国籍。这种脱离正统的举动是由于他父亲因卷入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年）而被当作反贼，遭到清政府处决，这导致冯镜如再也不能回国。然而，他与英国的关系并非偶然。冯镜如能说流利的英语，常以F.Kingsell为名，还将自己的店铺命名为文经活版所（Kingsell & Co.）。[101]和裁缝阿兴一样，他主要跟欧洲人和美国人做生意，进一步展现了遍布横滨市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虽然与横滨的日本人和西方人社区关系匪浅，但冯镜如、鲍棠对中国的政治形势绝非无动于衷。事实上，两人后来加入了对立的两派，争夺中华街的教育机构主导权。[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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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战争期间的民族忠诚问题使种族差异变得至关重要，并且将一种民族国家观强加给这个多元文化社区。大众传媒发挥了核心作用，将混血儿的生活渲染成中国人或日本人的对立状态。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外国间谍活动的妄想症。多家日本报纸曾报道，日本警方在1894年9月10日逮捕了一名清朝间谍嫌疑人。尽管不同报纸在逮捕地点上的说法不一致——《东京日日新闻》称事情发生在千叶县富津市，《日本》和《每日新闻》则称是在神奈川县观音崎的一处海滩上——但很可能在描述同一个人。剩下的细节大同小异，即嫌犯是一个可疑的、文化背景模糊的人，乍看像日本人，说一口流利的日语，长期在本地居住，和一个日本人一起被逮捕。[103]《每日新闻》和《日本》都抓住这次机会警告读者，还有很多乔装打扮成日本人的“支那人”参与了间谍活动。[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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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过东京都警视厅的审问，这两名男子都不是间谍。所谓的“支那人”其实是23岁的李圣美，他出生在长崎，父亲是中国福建人，母亲是日本人。《东京每日新闻》评论道，这一家庭背景与当年的中日混血英雄郑成功几乎一模一样。李圣美是一个问题少年：1892年曾随父亲回到福建，但因性格孤僻、不思进取，被逐出家门。1894年2月回到日本后，他在东京筑地的表哥家里住了下来，直到战争爆发后表哥回国。李圣美不得不自食其力，又没有足够的钱回长崎老家，并且错过了第137号敕令中规定的向日本政府登记的最后期限。随后，他剪去辫子，穿上蓝白相间的棉布和服，试图冒充日本人。日本警察逮捕他的时候，他正和自己的雇主在一起，后者是一个姓福岛的医生。经过仔细审问，警方排除了两人的嫌疑，但李圣美还是因为没有按时登记而受到了处罚。[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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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真相大白，《日本》杂志还是轻率地得出结论：“父亲或母亲一方是外国人的混血儿，是很容易叛变的。”[106]在19世纪末的日本，恐怕就算郑成功再世，也会因为混血身份而受到怀疑。尽管缺乏证据，但有关清朝间谍的传言仍然存在，并且刺激了单一文化意识的苏醒。1894年10月有谣言称，一名女间谍，据说还是清朝官员李鸿章（1823—1901）的情妇，因口音怪异而被发现并遭到逮捕。《日本每周邮报》的编辑将这个和这类故事归结为对战争的狂热想象，这种判断可能是对的：“这个故事只是冰山一角，在容易上当受骗的东京媒体那里，到处都是这样的谣言。”[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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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偏执预示着一种通过民族范畴认识事物的极端观念的兴起，这种倾向将持续至下一个世纪。另一个例子来自《每日新闻》上的长文，关于一位匿名的中国人和他的日本朋友。文章内容是交战双方代表就战争、遣返、个人安全等问题进行的对话。文章末尾，日本朋友劝说他的华人朋友留在日本，因为“日本社会绝对不会伤害像你这样本分的中国人”。我们无法确认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很有可能两人都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典型。但对读者而言，这正是他们所扮演的真实角色。[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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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篇文章对这位匿名中国人的描写，还是强调了他与横滨的深厚渊源。他的“财富在横滨的中国居民中数一数二，是香港上海银行的股东，在日本居住了20年，妻子是日本女人，两人育有一子”。这一描述实际上适用于所有居住在这个通商口岸、家境富裕且环境适应力极强的华人。这篇文章还试图总结中国人对于日本和甲午中日战争的看法。当被问及希望日本胜利还是中国胜利的时候，“他没有回答，但看来对日本获胜并不反感。我们应从中看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动荡局势的想法，以及他们对日本没什么敌意”。[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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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乐观主义令人震惊，因为其公然试图从这两人身上看到中国和日本帝国关系的直接反映。中国人表现出的矛盾心理，被记者解读为对日本没什么敌意，这可能也暗示了他与日本朋友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横滨社会中的共同身份。他作为邻居、朋友、丈夫、生意伙伴、股东等的社会身份，通过民族与国家的视角来看是模糊的。战争之前，人们根据文化和语言的界限来看待彼此差异，这些其实是容易克服的；战争之后，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变得至关重要且彼此排斥。如果将讨论带回中华街的街头，当华人和日本人以“东洋鬼”和“清清”辱骂对方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已经很难看到，更不要说表述多重身份认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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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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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5年的战争，使横滨的华人和日本人对国家和民族身份有了共同的认识。对于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集体身份认同是民族身份认同，这是一种政治实体；就华人而言，他们围绕中国人的法律地位而产生了民族团结和自卫的意识。区分敌我的必要性，暂时掩盖了其他的集体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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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分是在对抗和互动中产生的，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日本人开始用一些新的贬义词，如“支那人”“清清”称呼华人，它们在横滨街头的冲突中流行开来，使民族冲突渗入杂居地的地方社会；第二，战争期间日本政府着手管理、管控华人，将华人这一法律范畴与通商口岸的其他国家公民区别看待；[110]第三，华商在与日本商人和西方商人的经济对抗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催生了华商的危机感和团结起来的需求。一方面，以上三种形式的对抗，导致2/3的横滨华人回国。另一方面，留守的华人发现，他们的利益和社会地位比以前更直接地与中国国民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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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和民族的区别，并没有消除或阻止同化及其他社会交流。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友谊、通婚和经济交易仍在继续，他们仍被认为是地方社会的参与者。最好将民族团体的兴起理解为一种观念和优先性的改变。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的经历，迫使个人从民族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并且将这种集体身份认同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然而，这一过程还只是被动地划出华人的范围，是被他人归类和描述，是感知到民族的界限，而不是民族自觉。华人的共同反应能力低下，且仅限于中华会馆。此外，也没有迹象显示存在一个“民族核心”，或者说，定义一个民族群体的文化内涵、象征或领袖。[111]直至流亡华人领袖到来，横滨华人才被塑造为积极的中国国民，而华人领袖自己也受到了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的刺激。这一过程将在随后几年里从华人早期的民族团结意识中锻造出一种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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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639年至1859年期间，日本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往来仅限于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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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中日两国在文化上和思想上对战争的反应，参见Keene，“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和Chu，“China’s Attitudes towar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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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Harrell，“Meiji ‘New Woman’ and China”；Jansen，Japanese and Sun Yat-sen；Judge，“Talent，Virtue，and the Nation”；and Spence，Gate of Heavenly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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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式文明观也影响到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的精英阶层，中国的先例成为这些国家行政实践的基础。正如Charles Holcombe所说：“可以说，既存在统一的具有普遍性的东亚精英高等文化，在地方社会也存在不同的地方庶民文化。”（Holcombe，Genesis of East Asia，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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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rnest Gellner明确指出，在农业社会中，统治阶层和“社会底层的小团体”都由文化差异来区分。在这一情况下，“其中包含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反对通过文化界限来界定政治单位”（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p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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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過放『在日華僑』、二三頁。1105年福建商人李充在九州岛的博多市定居，这是中国人移民日本的一个早期例子。然而随着他的后裔被当地人同化，这个城市并没有长居的华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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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考関晃『古代の帰化人』、七頁。历史学家关晃估计，现代日本人中有10%至20%拥有远古时代以来大陆移民的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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