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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横滨的民族主义者和泛亚洲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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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间接促成了横滨华人的政治动员，清帝国惨败给日本，也激起了中国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志。1895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策划起义的计划被清政府获悉，他被迫逃亡日本。在横滨，英籍华人冯镜如在他的印刷兼装订厂——文经活版所的二楼藏匿孙中山和他的同伴陈少白（1869—1934）。[8]在这个基地，孙、陈两人于1895年11月20日成立兴中会横滨支部。尽管清政府仅在10个月后就取缔了这一组织，但它还是吸引了横滨很多有影响力的华人参与政治运动，包括冯镜如、他的弟弟冯紫珊、著名的华人基督徒赵明乐、餐馆老板鲍棠，以及孙中山的翻译兼保镖温炳臣（1866—1955）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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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898年夏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谭嗣同（1865—1898）在光绪帝（1871—1908）的支持下发起百日维新，推行一系列改革。9月，慈禧太后软禁光绪帝，维新运动失败，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日本。[10]康有为和梁启超把他们的政治活动转移到横滨，凭借立宪改良主义从孙中山的革命党那里吸走了支持者。就这样，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位知识和政治领袖在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来到了横滨，在华人居民中直接运用他们的政治理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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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选择来到这里，既是因为众多华人支持者的存在，也是因为关系密切的日本盟友提供的保护。尽管最近两国间爆发了战争，但日本的社会活动家、冒险家和政治家都愿意帮助中国的改良派或革命派改造或推翻清政府。其中最重要的三个人物，分别是前文部科学大臣、后来的日本首相犬养毅（1855—1932），前外务大臣、首相大隈重信，以及浪人宫崎滔天（1870—1922）。犬养和大隈在1898年帮助康、梁逃出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宫崎滔天则致力于为孙中山寻找日本方面的支持。这些日本支持者认为，唯有日本和复兴的中国精诚合作，才能够对抗西方对亚洲的统治。[12]他们的泛亚洲主义是建立在同种的黄种人思想基础上的，与当时日本主流的种族话语背道而驰，后者认为，日本人在种族上比中国人优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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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传统是两国共同的文明根基，这种思想也是康有为、梁启超和他们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日本支持者犬养、大隈结成同盟的基础。[14]犬养相信，中日两国应该根据儒家文化的共同理念结成同盟，日本有能力也有责任帮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大隈同意此观点，但更强调日本的领导作用。[15]除了同文同种观念，中日两国精英同盟的共通点还在于民族性。他们认为民族国家是政治合法性的普遍形式，因此试图从横滨华人开始，将中国改造为现代民族国家，以作为日本人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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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横滨期间，康有为和梁启超广泛使用出版、教育等方式，培养积极的中国国民。[16]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广东移民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康、梁广博的学识，以及他们作为光绪帝前顾问的光环让横滨华人敬畏，后者以表态支持和捐助的方式欢迎这两位来自祖国的杰出人物。但这种支持损害了孙中山一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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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冯镜如和冯紫珊已经转而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对康、梁来说，这一支持很有价值。冯氏兄弟分别拥有独立的印刷厂，出版了数种政论刊物，使横滨和附近的东京成为晚清两大华人政治新闻业重镇。[17]这些刊物中最早创办的是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1898年12月23日创刊，每两周发行一次，发行量很快就超过4000份。[18]在创刊号上，梁启超执笔的《清议报叙例》阐述了民族主义和泛亚洲主义立场，呼吁中国国民团结一致，全体黄种人统一战线，寻求亚洲自治。在表达了对捐款人的谢意后，梁启超期待报纸能够“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并“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19]这一说法与康、梁1898年1月所发表的政治声明[20]一致，后者也试图以明治维新为榜样，推动清廷的改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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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其理念与改良派迥异。孙中山主张激发汉人的民族主义情感，攻击满族统治者的合法性，而梁启超强调国家在培养国民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后者期待将满族的光绪帝转变为立宪制下的君主，以此推动清政府的现代化；前者主张建立属于汉人的民族国家。代表这两种对立观点的横滨和东京的刊物，在近10年里展开激烈论战。[22]让犬养毅、大隈重信这样的日本支持者失望的是，在流亡日本期间，孙中山和康梁两派始终无法达成共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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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是另一个争论焦点。梁启超将孙派建立的学校据为己有，改头换面，并且在课程中加入自己的政治主张。孙中山的支持者陈少白在1897年10月创办了这所学校，将其命名为中西学校，委托给横滨中华会馆管理。[24]当学校的发起人向当时还在上海的梁启超请求派老师过来时，梁启超派了一套由康有为的弟子门生组成的师资班底，包括新校长徐勤（1873—1945）。他们到任后不久，就彻底改革了教学内容，并且将校名改为大同学校。康有为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因为学校与大同书局，即康有为在上海的出版和翻译公司同名。[25]1898年3月9日，学校正式开学，首批学生有100多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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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学校的课程旨在培养一种国际主义、平等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又有儒家思想的底蕴，这被认为是现代中国主体性所需之理念。1898年英文报纸《神户每周纪事》（Kobe Weekly Chronicle）指出，两层楼高的砖砌校舍本身以西式建筑风格建造，“干净得足以作为荷兰人的餐桌”。最让这位记者印象深刻的是，男女平等的氛围让学校充满了现代文明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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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0名学生中，女生大概有30人，每个人都穿着夏娃之女那样的服饰。（当然，我们说的是已经文明化，穿上了衣服，并且会阅读时尚杂志的夏娃。）单单用整洁来形容她们的外观是不够的，因为还不止于此。更确切的说法是既整洁又时髦。虽然她们被全部安排在前三排的位置，但待遇和男生完全一样：她们不缠足，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会受到束缚……可以预见的是，在10年或15年后，女权主义运动将会在中国兴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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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室的布置也很完善，一幅刊载于1898年《东京日日新闻》的插图显示，课堂里男女生混坐，一个留着胡子、穿着三件套西装的老师正站在黑板前，他的身前摆着地球仪，身后挂着孔子像（彩图6）。现代化的设备、地球仪、男女同校、孔子像和老师身上穿的西装，这一切都是课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授课内容一样，对学生的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28]康有为和这所学校儒学课程的联系，可从每间教室孔子像两旁悬挂的康氏手书对联上看出来，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还在这里被当作教科书使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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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课程内容，既来自康有为对儒学经典的渐进式解读，也来自日本的现代教育模式。[30]自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以来，日本的教育议程在意识形态层面转向了忠孝、爱国和儒家美德的灌输。在日本学校里，《教育敕语》被悬挂于每间教室前，每天像圣物那样被供奉着。而在大同学校，学生也被强制要求向孔子像和康有为的对联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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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呼吁爱国主义，也是这所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冯镜如的儿子冯自由（1882—1958）是1898年第一批入学的学生，据他回忆，当时新校长徐勤常谆谆告诫学生们要救亡图存。学生们每天要背诵的句子是：“亡国际，如何计；愿难成，功莫济。静言思之，能无恧愧！勖哉小子，万千奋励！”[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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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说，大同学校是清廷在1902～1903年建立的中国首个公共教育体系的前身。尽管两者在行政上并无关联，但都借鉴了日本的教育模式，在课程目标上也惊人相似。1906年清廷的一条法令这样阐述新的全国性教育体系：“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所最缺，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32]清国的新式学校与大同学校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女子教育的态度，这也是大同学校与日本小学的区别。中国直到1907年才建立了女子学校，清朝的政策从来不包括男女同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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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学校的重要性，孙派不会让康梁的支持者为所欲为：1898年秋，他们发起了夺回学校控制权的运动，指责康有为是在逃的汉奸。作为回应，校长徐勤在学校里挂出牌子，宣称孙中山在此不受欢迎。1899年1月，为解决学校理事选举问题而召开的会议，甚至以斗殴而告终。[34]在会上，温炳臣猛烈抨击孙中山的反对者。当看到冯紫珊的时候，温炳臣大吼：“一个英国人在这里干什么？马上给我滚出去！”显然，他将冯紫珊误当成哥哥冯镜如了。[35]在随后的争吵中，一群头脑发热的年轻人加入温炳臣，包括鲍棠，他引发了一场混乱，结束了当晚所有富有成效的讨论。会议结束后，学校停摆，群龙无首，没法再运行下去。[36]但犬养毅密切关注局势，提出要在两派间进行调节，并给予学校资金支持。[37]为表示感谢，中华会馆授予犬养毅名誉校长的头衔。他接受了这一荣誉，遂与他的政治盟友大隈重信一同陷入了中华街思想斗争的泥潭。[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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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的仪式和演讲可见，犬养和他的日本盟友自视为泛亚洲主义理想的拥护者。犬养和大隈出席了1899年3月18日举行的大同学校开学典礼，而且在进入校舍之前，还带头向孔子像三鞠躬。接着，犬养和大隈分别发表演讲，阐述自己的清日同文观，希望日本成为国家建设的典范（彩图7）。在犬养的演讲中，他强调了自己对儒家的尊敬和对现代化的认同，宣称“从我担任校长开始，就要从世界文明中博采众长，应用到孔子的学说中去”。仪式在众人赞颂清帝国和日本帝国团结一致的喧嚣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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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堂内坐着的日本人起立欢呼“大清国皇帝陛下万岁！”……接着华人起立，欢呼“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万岁！”全体跟着欢呼。接着，日本人再度起立，欢呼“大同学校万岁！”一片掌声雷动。最后华人起立欢呼“大隈伯爵万岁！犬养先生万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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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不那么知名的日本人也参与了学校的工作。第一章提到过的日本教师河原操子，1900～1902年在此任教。[40]1898～1909年，总共有30多名日籍教师在这所学校工作过，最多时占教员总数的约27%（即3/11）。他们教授体育、军事训练、日语及音乐。[41]这些优秀的日本人参与大同学校的工作表明，他们视之为泛亚洲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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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学校、派系与民族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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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滨中华街的历史中，大同学校通常被认为是横滨华侨社区的开端。[42]正如引言所述，“华侨”一词意为华人流散人口，是一种依恋祖国的标准化爱国理想，换言之，它指涉海外华人应该怎么看待自己的祖国。[43]实际上，这所学校对祖国政治议题的关注，以及近代中国三个最重要的政治和知识分子领袖的参与，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今天横滨还有两所学校都自称是大同学校的直系继承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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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世纪90年代，华侨概念还只是一个未实现的理念，而不是对横滨华人居民真实思想状态的描述。与将大同学校视为19世纪末横滨华人团结运动核心的历史叙述相反，这所学校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导致了相互竞争的教育机构的建立。围绕这所学校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孙中山和梁启超之间的争斗那么简单。横滨华人不是被动地接受流亡社会活动家的方案：尽管他们确实受这些相互冲突的观念的影响，但作为个体的横滨华人往往以自己的观点看待各个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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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派在横滨当地社会的成员基本都是有学识、富裕的人，比如冯镜如和中华会馆的理事们，而且几乎都是广东人。[45]因此，在他们提出的国家代表权背后，有一股强大的派系潜流。因为康有为、梁启超将儒家学说置于其政治活动的中心，和中华街里的工匠、厨子和劳工相比，他们与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之间的共通点更多。至于华人劳工阶层，包括鲍棠在内，则更加亲近孙中山。根据日本政府的报告，华人中的劳工阶层和失业者加入孙中山这一派，不是被他的革命精神所鼓舞，而是担心他们的声音会被中华会馆的精英成员排除在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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