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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矛盾的隐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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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亲善”的公开记录淡化了日本政府的胁迫性力量，将华人合作描述为自愿且真诚的。但更私人化的记录——口述史、警方和外交记录，以及华人领袖和日本政府代表间两次秘密会谈的记录——显示，中日关系远没有那么和谐。这些材料从三个方面挑战了“中日亲善”的表象：第一，它们向我们揭示了日本人、华人都对“合作主义”的实际执行情况表示怀疑；第二，它们显示华人的动机有经济考量，是实用主义的；第三，它们记录了华人对身份认同的表述，使他们在“合作主义”中扮演的角色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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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华人是自愿在报纸上发表支持日本发动战争的言论的。现有证据显示，这类活动通常由横滨官方提议，并且往往通过傀儡政府或“全日华侨总会”发出指示。《神奈川县新闻》曾报道，1941年3月27日横滨的中华会馆庆祝汪伪政府成立一周年。日本外事警察的记录显示，命令社区组织纪念活动的正是汪伪政府任命的横滨办事处负责人冯攸。[89]通常情况下，命令由汪伪政府的办事处发出，通过“全日华侨总会”下达至地方华侨团体，“全日华侨总会”还要在地方社区和日本政府间进行沟通。[90]另外，日本陆军省撰写的一份文件显示，兴亚院资助并控制着“全日华侨总会”。兴亚院策划了1940年3月6日举行的“全日华侨总会”的成立大会，指示总会接待汪精卫的代表，并且早早安排好了总会在3月30号那天要发给汪精卫的贺电。[91]换句话说，“全日华侨总会”为支持“中日亲善”而发起的政治活动，都是因为来自外界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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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警察并不信任华人。虽然日本官方嘴上说得动听，但他们实际上把横滨华人视为潜在的威胁。神奈川的外事警察将华人隔离在中华街内，要求原本住在中华街外的华人全部搬至这一区域。[92]黄礼祥回忆，1943年警察强迫他放弃在本牧的房产和餐馆。[93]警察还限制华人外出的权利，叶肖麟回忆，她和家人去附近的华人公墓扫墓也要提前申请。[94]就连汪近周也不能免于嫌疑，他是曾在东京放送局做过宣传的学生之一。有一段时间他就读于圣约瑟夫学院（St.Joseph’s Academy），这所教会学校坐落于山手，从那能俯瞰横滨港。结果特别高等警察（特高）好几次扣留他，尖锐地问他为什么既要学习敌方的英语，又要观察到港的船只。[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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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别人相比，汪近周的经历是相对平淡的。郑华贵回忆，特高曾以涉嫌向敌机发信号为由搜查他家。[96]即使说中文也不能带来安全感。梁朝华（1915—2007）回忆说，很多华人害怕他们的日本邻居，后者是一个能听懂国语和广东话，并且经常向日本警察告密的人。[97]1945年春，一个叫周让杰的钢琴调音师，因为在父亲的钢琴厂里说了几句蒋介石的好话而被捕。日本警察以涉嫌间谍罪对周让杰进行了拷问和审讯，直到战争结束。[98]阅读其他回忆文章后还可以断言，战争结束前，日本警察还以类似的理由囚禁了至少十名横滨华人。[99]因此，警方的监视、镇压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即华人社区中的很多人继续保持着反日、亲国民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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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底下，即使因领导华人走向“合作主义”而广受赞誉的华人领袖，也有可能偏离“中日亲善”的脚本。1938年11月到1939年3月，在日本外交协会的主持下，来自东京、横滨的华人代表与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会面，讨论华侨对日本战争的贡献。这些会谈的记录告诉我们华人如何理解他们与日本当局的关系，以及他们希望如何解释自己的动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外务省将两份文件列为绝密，将其讨论内容封锁在公众视野之外。第一次会议记录的序言警告说，要小心保管这份文件，防止发言者不加掩饰的言论意外泄露，招致误解。[100]第二次会议记录则指出，华侨代表自己提出不要把他们的直率意见传出去。[101]他们说的很多话也的确表明，华侨与日本的合作不过是逢场作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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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场会议上，好几个华人领袖承认，交换学生和普通华人没有完全接受两国“亲善团结”的呼吁。关于在日本的普通华侨，生于日本的张兆秀承认“很少有人相信冠冕堂皇的说辞，认为战争是正义的”，他们选择待在日本不过是以为战争会很快结束。另外，张兆秀还预测，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在日华侨可能会越来越多地怀疑亲日精神，陷入纯粹的机会主义陷阱。[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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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领袖表示，他们真诚地支持“中日亲善”的目标。但至少在目前，很多人对“真正的中日亲善”及其执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显示出一种矛盾态度。陈洞庭建议，学校应从小学开始灌输“中日亲善”理念，这样“当孩子们进入大学的时候……两国就会真正地走向中日亲善”。[103]这些言论与吴伯康的意见相呼应，后者在《厚生时代》里同样将“真正的中日亲善”推到了遥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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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77岁的温炳臣，对过去和当下日本的各项政策提出了更直率的批评。[104]温炳臣宣称，日本和中国一样，对目前的冲突负有责任，没有一方践行了东亚团结的原则。他认为，日本“自称是亚洲的领袖，但它的领导权虚弱至极……如果日本继续依赖德国、意大利的力量……那么，无论你们把中日亲善的口号重复多少遍，都没法让中国人心服口服”。[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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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华人代表则打着“真正的中日亲善”的名义，大倒苦水。在这方面，他们其实已经承认，自己的合作背后是有经济动机的，这也许是会议上的代表们要求自己的言论必须保密的原因之一。[106]东京华侨协会的委托人林金次呼吁给予华人在日经商、旅行的自由，因为这“攸关华侨生死”。日本政府的积极回应将是“走向真正的中日亲善的捷径”。[107]林金次还反映了1937年以来东京和横滨华侨在经济上遇到的巨大困难。张兆秀认为华侨是“经济上的勇士”，比日本拙劣的宣传更能有效地传达日本的声音。张兆秀说道：“让［亚洲各地的华侨］看到，他们能比在西方人的手下赚得更多。我们在经济上的成功能［向他们］展示出日本的善意。所以尽管利用我们吧。经济上的成功将打破西方的宣传，就像雪迅速消融在阳光下。”[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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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人的各种“合作主义”活动中，经济层面的动机显而易见，因为他们经常提出这方面的要求。[109]1939年6月，东京和横滨的华侨组织联合向日本外务省提交请愿书。两位请愿领袖，即来自横滨的陈洞庭和来自东京的张则盛承诺，他们的社区将与日本政府合作，甚至可以派代表去中国占领区支持安抚工作。作为回报，他们要求日本放宽进出口限制，发放往来中国的通行证。这种经济实用主义反映了1944年大东亚省制定的秘密计划。然而，在战争初期，日本警察拒绝了这些要求，并且在记录中指出，应该对华侨组织进行更严密的监视，杜绝类似的请愿活动。[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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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出席这两次秘密会议的在日华人并不都是“中日亲善”的理想代表，他们的身份认同比较复杂。1938年的那次会议上，东京的服装商人张纪来认为，“如果从日本、中国、‘满洲国’合作的角度看，我们不希望被当作华人，而是希望被当成广义上的日本人。如果做不到这点，就没有真正的亲善”。[111]陈洞庭也对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发起了挑战，他的发言与后来在1940年报纸上刊载的采访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也许是为了讨好日本人，建立起横滨华人的忠诚印象，他不动声色地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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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像我们一样留守［日本］的人，感情和生活方式和日本兄弟们一样。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日本出生的。我的妻子是日本人，我的孩子也和日本孩子没什么区别，我们是不可能对日本产生恶意的。恰恰相反，我们对日本满怀感激……一想到可能不得不回中国，我们就会对能留在日本感到感激。[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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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启康则辩称，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他已经在横滨生活了31年。接下来，他用对横滨的个人认同挑战日本官方提出的各种“中日亲善”的政治和外交话语。对鲍启康而言，“真正的亲善”是地方性的，是平平常常的：“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地与彼此交往，我们就能克服风俗习惯的差异，自然而然地调和彼此的感情，实现真正的中日亲善……这比从上边强加的中日亲善要好多了。”[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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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陈洞庭、鲍启康无意否认横滨华人在“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中扮演的角色。但通过诉诸横滨认同，他们削弱了自己作为华人代表的角色。作为战时泛亚洲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友好话语依赖于中国、日本两个相异民族的统一性。对于横滨华人来说，他们的地方性和民族性认同既使他们成为日本政府的宣传工具，也削弱这种宣传工具的效力。作为一个“纯正的‘滨之子’”，正如记者在1940年的那篇文章中称呼陈洞庭的那样，他们的利益与横滨社会联系在一起，也与日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无论他们喜欢与否。然而，这种地方融合不但将他们与中国境内的中国人区分开来，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侨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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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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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当盟军用燃烧弹对日本境内的平民进行轰炸时，横滨华人和他们的日本邻居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那些有日本亲戚的华人，主要是有跨国婚姻关系的，被允许疏散到乡下亲戚家。在横滨周边的轻井泽、箱根等地有华人亲戚的，也被允许疏散到那里。然而，尽管美国人投下的宣传单警告他们将遭到轰炸，但大多数华人选择留在市中心，听天由命。[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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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29日上午，500多架B-29轰炸机掠过横滨上空，投下了总计2570吨燃烧弹，将整座城市烧成一片焦土。[115]很多人死在了防空洞里；剩下的人逃出火海，来到港口的水边。当炸弹坠落时，餐馆老板周潮松和邻居们一起逃出火海，跳进横滨港里求生。事后，他和其他居民一样，得到了邻里互助组织的帮助，并且得到了毛毯。[116]轰炸彻底摧毁了中华街，包括周让杰的钢琴厂、众多中餐馆和中华学校。吴伯康当时就住在学校，当炸弹击中校园时受了重伤，妻子、女儿、儿子全死在了倒塌的建筑物里。吴伯康的一生是横滨华人在战争时期经历三个不同阶段的缩影：先是被日本警察镇压，接着被迫接受“合作主义”，最后以1945年5月大轰炸中的个人悲剧告终。[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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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盟军对日本的占领，横滨华侨又重回中国的怀抱，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方——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国的国民。中华民国外交部的文件显示，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对在日中国国民行使管辖权，从起诉战后犯罪活动——如持有枪械、黑市交易——到逮捕战犯嫌疑人。[118]1946年8月，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向同盟国占领军要求逮捕鲍启康，罪名是在汪伪政府的中央银行里工作。[119]尽管鲍启康曾在战时宣称自己不再是中国人，但中国政府并不这么认为。1947年4月，同盟国占领军将鲍启康引渡回上海受审。上海高级法院认为鲍启康犯有通敌罪，但也承认他在傀儡政府中的作用是次要的，不负领导责任；1947年8月19日，法院判处他较轻的六个月刑期并减去已服刑的时间。[120]其他与傀儡政府没有直接联系的华人领袖则完全逃过了起诉，战后重获中华民国国民身份，完全没有损失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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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横滨华人重新归类为同盟国国民，是10年里类似转折的又一次重演，显示出国家和人民之间不稳定、被建构的联系。然而，这种经验并没有否定中国民族身份认同的真实性；相反，它证实这种认同是不可消除也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普遍将民族性作为最重要的公共身份认同，那么这些政策就不会产生多大的效果。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日两国政府共同构建了横滨华人的民族主体性。中华民国政府通过其侨务委员会，建起了一个民族代表网络；日本的研究者做了关于华侨的大量研究，推动了全球范围流散华人的想象。战时需求将民族性作为身份认同的首要方式。日方宣传人员希望华人成为日本战争使命的代言人，形成一种多元的、不以归化为目的的政策氛围。以各种形式参与“中日亲善”话语——体操、游行、宣传——的人，也参与了中华民族性的建构，虽然是通过支持日本战争合法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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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华人容忍日本政府干预自己的社区，是因为他们也在社会层面融入了横滨。与被贪欲或政治投机主义驱使的典型战时合作者不同的是，横滨华人并没有期望从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行为中获得经济利益。1937年日本社会对他们的敌对行为爆发之后，华人在这座城市中的经济基础已经崩塌，唯一能基本维持的是餐饮业。他们的社区领袖向日本政府发出经济方面的呼吁，希望在和平恢复前，改善他们的困境。此外，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占领区经常可见唯利是图的侵略者或边缘化的精英，而横滨华人领袖却与他们不同。[121]实际上他们和战前领导社区组织的是同一批人——第二代在日华人陈洞庭、鲍博公和吴伯康。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经济拮据，节俭度日，参与地方防卫事务，在这些方面与当地其他居民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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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合作主义”是一种调和横滨依恋、中国依恋的方式；换句话说，这是他们为了继续以横滨华人的身份生活下去的手段。然而，这是一个不完美的解决方案。他们没有能力彻底打破“中日亲善”的核心话语，更没有能力拒绝日本的战时意识形态。此外，作为一个横滨人活着，与他们作为模范性、代表性华人的地位不符。华人领袖使用的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话语，显示出他们的国家认同和地方认同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当盟军在战争最后阶段以轰炸摧毁横滨时，他们最终为自己的地方依恋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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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主义”对横滨华人的战后主体性产生了复杂影响，这可以被归纳为两个相反的方面。一方面，日本战时话语中对文化差异的接受和尊重，加强了华人身份认同的长期一致性。和在战时一样，战争结束后，华人欢迎以多元的方式接受他们的民族差异。很多人不觉得这是他们被日本社会排挤的表现，而是将其视为与一个压迫性国家机构保持距离的方式，日本政府曾试图通过抹杀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人的文化来归化他们。日本法律将归化程序弄得很烦琐，而且心理障碍也会阻止他们成为日本人。另一方面，与日本邻居的共同行动打开了地方融合的一扇门。华人在接受横滨为故乡时，并没有遇到类似的心理障碍。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也不顾国家的要求，表现出这种地方性，同时也为横滨华人普遍接受横滨人身份做出了贡献。至于流散民族主义是如何与这种乡土文化、地方融合同步发展起来的，则是战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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