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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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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活动分为四类：情报搜集、情报分析、反情报活动和秘密行动。情报搜集——可以定义为对分析人员、使用者或行动者所期望的任何信息有目的地搜集，这些信息可以通过任何形式或多种形式重复搜集：公开渠道搜集、人力情报搜集和审问以及技术搜集。公开渠道搜集包括获得公开或半公开的资料。公开渠道搜集的目标包括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报纸、杂志、技术和学术期刊或论文、书籍、非机密的官方报告或文件以及国防部官员或外交官员能够参与的公开性活动和互联网（包括社交媒体）各类方方面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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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情报（HUMINT），主要涉及军事、政治或经济，可能是通过招募某一外国人秘密地提供（或者接受某个条件而提供，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信息而获得的。人力情报搜集还包括对某一自愿者（或半自愿者）直截了当地问讯，或对敌方某一在押犯进行审讯。这种形式的问讯可以面对面进行或通过网络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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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搜集有多种形式。地理空间信息搜集，运用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感装置（光电、红外线、雷达）以形成图像和地图。信号情报（SIGINT）的搜集，绝大多数依赖于安装在诸如潜水艇和卫星等不同平台上的天线装置，拦截通信信号、国外的仪器信号（包括导弹遥测信号）以及雷达辐射信号。另外，通过计算机网络开发（既可以远程控制，也可以直接接入）而实现的网络搜集，可以将存储在外国计算机系统内的数据转移出去。音频监控，或安置传感器，也能够搜集信号情报。事实上，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的搜集代表了“其他所有”技术搜集活动，包括非成像红外技术、地震监测技术和音频采集。此类技术搜集活动可以远程控制，从数公里到数千公里范围，或者通过秘密安置在目标附近的传感装置进行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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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分析特指对搜集的信息进行综合与评估——也就是将原始信息加工为完整的情报。完整的情报可能是一份简单的事实陈述、另一国家军事力量能力的评估、针对某外国政治事件进程的预测，抑或是某恐怖组织能力与目标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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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情报活动也包括所有情报信息获取以及旨在获得和渗透外国情报和秘密机构（包括恐怖组织）的所有活动，并破坏或削弱敌方情报能力。反情报搜集活动包括人力情报搜集、技术情报搜集和公开渠道搜集，同时也包括针对外国情报机构组织架构和活动的情报分析。针对外国情报机构的技术情报搜集活动，此类情报的搜集和分析能够指导“否认与欺诈行动”（Denial and Deception Operation）。针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其活动的直接渗透和破坏行动也属于反情报活动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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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的秘密行动，包括旨在影响外国政府、人员或事件的一切行动，以达到支持受资助国家政府外交政策的目的，同时，要保证受资助国家对其支持行动予以保密。今天，恐怖组织亦成为秘密行动重中之重的目标，正因为如此，有时甚至无需或不可能隐瞒对某些行动的资助——如：对试图推翻塔利班政权的阿富汗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军队的支持，或“9·11”后使用武装无人机消灭“基地”人员的行动。秘密行动各具特色：黑色宣传（旨在散布非真实信息）；灰色宣传（真正信息源不予公开）；旨在推翻、削弱或支持某一政权的准军事行动或政治行动；旨在阻止某一政权企图获得或开发先进武器的准军事行动或政治行动；对个人或组织（政府部门、敌对势力、政治党派以及工会组织）的支持（援助、武器、培训）；经济行动；欺诈行动；定点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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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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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周期”的概念，使人们对诸多形形色色情报机构实施的情报搜集和分析活动有一个全面合理的认知，也就是说，此概念将情报活动与使用情报的政府官员们的需求联系起来。情报周期是一个理论上的序列，依次为信息需求、获取、加工成为完整情报和分发政策制定者或执行者。这一周期包含了六个步骤：计划与指导、搜集、信息处理与内容挖掘、分析与成报、分发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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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与指导涵盖全部情报活动的管理与控制，从数据需求的确定，到一份完整情报送到某一使用者。根据总统、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或财政部的需求，情报搜集要求可以启动情报周期。搜集，如上所述，包括情报获得，也就是通过多种途径、不同方式获得原始信息，最后的完整情报由此产生。下一步就是信息处理与内容挖掘，主要是将大量信息进行有系统汇编，整理为适合产生完整情报的形式。这一步骤可能涉及图像和信号的测量与说明，包括确认某图像中的核反应堆、确定某导弹精确性，或估算某核爆炸的当量。信息处理还可能需要语言文字的翻译、解码、主题分类或数据还原。分析与成报，是将基础信息转换成完整情报的过程，包括对全部现有数据的解释、评估和分析，以及为形成不同类别的情报产品而进行的准备。由于搜集的“原始情报”常常支离破碎，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分析专家们需要赋予它们含义和重要性。送达特指将完整情报分发给目标使用者：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正是他们的需求触发情报周期的全过程。最后的步骤还包括了情报使用者的反馈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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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情报周期的概述与实际情况相比是非常简略的。某些情报搜集要求已成为固定需求。因此，美国情报界无需再被提醒搜集一切有关“基地”或黎巴嫩真主党、核武器扩散、中国或俄罗斯核武器能力或中东地区局势的情报信息。而且，政策制定者们无需明确详细提出需要搜集的特定信息（这种情况也可能令他们得以否认曾经批准使用某些特定技术或目标）。情报搜集者对如何获取必要情报以完成任务或满足使用者的需求负有全责。另外，情报搜集机构内部存在某些自身需求，通过获得情报信息以保证持续运用——这些情报信息与反情报活动和安全密切相关，对未来潜在的情报行动大有裨益。必须注意，决策者，尤其是在处理危机过程中，可能只需要精心加工处理过的情报信息。因此，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唯有苏联在古巴境内和公海上活动的确凿报告才是纯粹至关重要的情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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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信息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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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能够区分不同形式的情报活动，同理，也能够辨别不同类型的情报信息。情报信息类别多种多样，囊括了政治、军事、科技、金融、经济、社会学和医学/生物领域。政治类情报信息既包括国外政治，也包括国内政治。显而易见，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的确对美国产生的影响，可能涉及诸多问题：支持或反对美国针对伊朗、朝鲜或叙利亚的倡议行动、其他国家与上述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对待中东地区的态度和相关政策、对恐怖组织的支持以及对美国领导地位及其政策的认知。另外，恐怖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均有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政策和策略，以指导各自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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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不论是友好、中立还是敌对，也是美国政府极为关心注意的。因为，国内纷争的解决方式——政变、内战或大选——都影响到该国未来在世界事务的态度与作用、区域强国势力均衡、美国对关键资源的获取，或者是美国军事力量或情报设施在该国的部署。不仅如此，恐怖组织也存在内部政治斗争，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其结果可能对美国有潜在至关重要意义。国内政治情报，其中之一就是关于领导人的情报信息，重点是位高权重人物的品德、历史、权力、地位以及偏好（政治偏好和个人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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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情报信息用途多、范围广。为确定军事情报搜集要求——不论是有关核武器、常规武器，还是特别行动——美国政府都必须在友好和潜在对手国家具备强大的、有效的情报获取能力。政府也要求军事情报机构掌握美国可能应邀提供任何军事援助的需求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且，政府需要军事情报机构掌握某某两国之间的力量平衡（比如：印度—巴基斯坦、朝鲜—韩国），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利益。至于外国和国内的政治情报，军事情报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有关军事领导集团方面的情报信息，包括军事官员的传记报告和有关他们官海沉浮方面的报告。科技情报，既包括民用，也包括军事相关的科学与技术发展。一个国家应用现代农业耕种技术，或有效提取能源资源的能力，足以影响该国的稳定。更多情况下，民用领域的技术开发也适于军事应用。典型范例包括信息与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反射镜与光学系统和激光技术。可以说，关乎国家进步或引进吸纳外国技术能力方面的情报信息，也直接关乎国家潜在军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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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是科技能力的重要体现，关于原子能方面的情报信息70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除确定其他诸国是否在进行核武器开发这一显而易见的需求外，长期以来还有一个达成共识的需求，就是获得秘密情报信息，以支持涉及核技术相关出口政策的决策。1947年，中央情报局第一任局长曾经写道，美国“不能依赖于递呈上来的许可证上面的信息”，美国有必要“确定真实用途，并要竭力发现其改变用途”。任何一个国家的生物武器或化学武器——所谓的“穷人的原子弹”——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科技专业知识，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情报界关注的重中之重。另外，恐怖组织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潜在危险，也是以保护美国领土和海外领地与设施为已任的人们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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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情报的重点是为某些组织、某些活动或某些有兴趣的设备提供资金支持而进行资金转移的个人和机构，包括恐怖组织、武器相关的技术买卖和核设施建设以及相关资金转移的数据与通信。此类情报为美国政府针对某些人或机构参与导致制裁的行为而提供依据。它在制止、阻止或中止恐怖活动中能够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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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情报也极具重要意义。构成部分之一就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脆弱程度。对某国经济实力的充分认知，有助于理解该国应对冲突和矛盾的能力，然而，对其经济脆弱程度的深入了解，有可能是评估该国局势稳定程度的关键，也是判断经济制裁是否有可能导致该国政策变化的关键。经济情报还有一部分就是从石油到各类金属和矿物质等重要资源的可用性和定价。除此以外，经济情报落实在区域性组织和其他经济型组织、国家财政年度和金融政策以及国际支付机制。经济情报还涉及诸如破坏制裁、洗钱、贿赂与贪腐以及经济间谍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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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报涉及国家的团体关系。团体间的关系，不论是种族之间、宗教之间或政治团体之间，对某一国家的稳定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外交政策——正像过去20年伊拉克、叙利亚、南斯拉夫、非洲和俄罗斯发生的各种事件所证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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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情报可以针对单个人的情况，也可以是针对人群的威胁。自冷战初期，确定外国领导人和其他政府要员的身体和心理状况一直是中央情报局职责之一。另外，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长期关注美国军事人员国外环境可能遭遇到的方方面面与医学相关的危险（从种种疾病到毒蛇），以及外国疾病传播。生物识别/身份识别相关的情报包括DNA样本，可以成为唯一的身份识别（不论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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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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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列出一份相当引人注目的情报搜集目标，主要分为三类，当然有些目标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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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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